陈独秀江津写文章惹祸

1942年3月21日，“陪都”重庆《大公报》发表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的文章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社会各界包括国共两党相关人士都对该文观点及其作者进行猛烈的抨击。该文作者就是寓居重庆江津县鹤山坪石墙院的陈独秀。此时64岁的陈独秀病魔缠身，面对这飞来之“祸”，他没有去分析这篇文章的观点在当时是对是错，他只更加感到朋友反目，感到政治上的孤立和无助。他老病复发，血压升高，全身浮肿，身体更加虚弱……

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后，陈独秀从国民党南京监狱中被释放出来，1938年他随大批沦陷区的难民流浪到“陪都”重庆近郊江津县，此时的他再没有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他看破红尘，决意不参与政治活动，“不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在这山村里，他潜心进行学术研究，除了与追随他的老友高语罕合译了《大英百科全书》外，还继续编著在南京监狱里没有完成的音韵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对于这个已经淡出政治舞台偏居一隅的文化人来说，国民党仍不放心，暗中派出特务进行跟踪和监视他。

陈独秀仍然是一个文化人，重庆和江津的一些报刊都将他列为赠阅对象，他也给一些报刊写点文章赚取点稿费补贴家用。伙夫焦大爷隔三差五就要进县城，将各地寄到城中“延年医院”的报刊和邮件等取回石墙院。

日本于1942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气焰更为嚣张，太平洋上的许多国家都被其占领，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世界局势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久，陈独秀就在石墙院潮湿低矮的寓室里，挑灯写下了姊妹篇政论文《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很快《大公报》发表了第一篇。据说，第二篇即将刊发。

文章引来了对陈独秀的一片责骂声，他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处在乡下的陈独秀最初对此虽有所闻，但只认为这是点小麻烦。有一天，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在县城东门外广场召开纪念黄花岗烈士牺牲31周年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6周年的群众大会，县长罗宗文主持大会，在会议结束是，罗号召大家要继承总理遗志，发扬烈士精神和革命精神，抗日到底，最终打败法西斯……说完，罗宗文还礼节性地问主席台上其他人还有话讲没有，这本是一种客套，其实会议议程根本没有安排其他人员讲话，但万万没有想到坐在台上的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先生在他女儿的搀扶下竟然站起来，并走上前台激动而又大声地讲起来。他声色俱厉，将话锋直指陈独秀，说陈独秀发表在3月21日《大公报》的文章《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散布的是悲观情绪，不利于抗战。这位老人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批驳和盘诘，用语严厉尖刻。此言一出，全场皆惊，大家议论纷纷，都责难和攻击陈独秀，次日江津的报纸对此事进行报道。

没有参加会议的陈独秀很快就知道了此事。他的许多学生、朋友和当年的同志、追随者都在江津，当局居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对他进行批判，他感到无法接受，无地自容。他躺在床上，病情加重。恼怒的陈独秀还认为，在会上打出第一炮的老先生就则是当局专门请来骂我“仲甫是反革命”的，高语罕则是这事件幕后的策划者……于是，陈独秀立即与高语罕断绝了关系，高语罕被迫离开陈独秀。

那位老先生叫凌铁庵，安徽人。同盟会会员，老牌的辛亥革命元老。在北伐战争中他战功卓著，荣升中将，后双目失明。他流亡到江津后，由他的女儿凌起凤照顾，每天向他读报。当时流寓江津的安徽人很多，因他德高望重，很快就成为安徽籍人士的领袖，他常参加当局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因与陈独秀是老乡关系，也有交往。他是一个爱国者，关注抗战进程，主张抗战到底。不想此时陈独秀却发表了文章认为：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可能会胜利，中国抗战有可能失败，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为半殖民地等等……国难当头，战火正烈，这篇文章散布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于中国人民团结抗日非常不利，当然要受到国共两党和各方人士的抨击。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指责陈独秀的文章“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并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其续篇《再论世界大势》遭到封杀。

高语罕离开时陈独秀的身体已非常糟糕，他没有向陈独秀先生作过多解释，他深知陈独秀倔犟的性格……两个月后的5月27日，陈独秀在石墙院溘然长逝，高语罕立即又赶回奔丧，并送挽联：

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需十世后；

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注：凌铁庵是现代著名作家王火的老丈人，搀扶着凌先生在台上抨击陈独秀的小姑娘就是现在王火的夫人凌起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