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永远跟党走
——缅怀敬爱的曾志同志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在入党之后的72年间，尽管蒙受8次党纪处分（其中3次留党察看、5次撤销职务）和长达40年的政治审查，依然无怨无悔、矢志不移。她就是上世纪我党杰出的女性之一，一位品格如玉、气节如虹、心怀如海、意志如钢的老共产党员，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

记得12年前,在北京医院北楼412病房中，87岁高龄的曾老在接受笔者专访谈及那段难忘历史时说道：“历来好强的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党组织信任与否，我都要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再大的困难和委曲都别想让我低头屈服。”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她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永远跟党走，至死不动摇。

革命意志是钢铁“铸”就

1932年5月中旬，时任厦门中心市委秘书长的曾志，在中央红军攻占漳州后，听从毛泽东的劝说，留下来和丈夫蔡协民一道，组建漳州中心县委（蔡任书记、曾任组织部长），开辟了漳浦小山城根据地。

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张贞部，很快调集重兵进行反扑，将新生红色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由于敌强我弱，为保存有生力量，蔡协民率领红三团余部撤出了小山城根据地。

10月下旬，曾志和蔡协民接到厦门中心市委对他们的撤职通知。回到厦门的曾、蔡二人受到了严厉批判，被无端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慈悲主义”的帽子。他俩深感不解，据理力争。为此，厦门中心市委对固执己见的曾志，做出了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党纪处分，重新分配工作，到福州中心市委报到。

这是曾志自15岁入党以来受到的第一次党纪处分。那“四大帽子”沉重压顶，这委屈那样的悲凉锥心。然而，她并没有因此退却，而是下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改变党组织和同志们对自己的看法。正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言：“共产党员，在任何困难的逆境中都要自觉为党做工作，这是我一生的信条。我这一辈子多次身处逆境，但这个信条却从未改变或动摇过。”

与此同时，不服处分的蔡协民执意到上海找党中央申诉，却被拒之门外，流落街头。1932年底，当他历经磨难回到福州时，正值福州中心市委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展开对“蔡协民路线”的批判。市委书记陶铸念及曾志与蔡协民原来的夫妻关系，答应让她去看望一下蔡协民，但反复叮嘱：“绝对不能把中央的通知告诉他，否则你就违犯了党的保密纪律。”

然而，曾志怎么也不相信与自己共同生活战斗5年多的革命伴侣，会是“社会民主党”。觉得对这位1924年入党、对党忠贞不二的共产党员就不应该保密。由于不听劝告，当时正与曾志假扮夫妻的陶铸，还是铁面无私地给了她一个留党察看3个月的党纪处分，并停止了她的市委秘书长的工作，被派到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机关协助工作。

对此，曾志不以为然。在她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我愿为了革命战友的政治清白付出任何代价，就是挨处分也认了！”她在回忆录中如是说。

没有想到，1933年3月，陶铸也遭到与蔡协民同样的厄运，被王明撤去书记职务，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20 天后，中央来通知说，陶铸在上海被捕“叛变”，要求市委机关赶紧疏散。

曾志深信这位革命新伴侣是铮铮铁汉，他有可能被捕，但绝不会叛变！因为他的革命意志是钢铁“铸”就。

为了党组织的安全，中心市委决定将她调离福州。显然，作为已成为“叛徒”的老婆是不宜继续留在市委机关。

那个荒诞的处分决定

1933年6月，带着不被党组织信任的痛楚和被“发配”的沉重心情，曾志只身来到闽东地区投身武装斗争。

凭借着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曾志克服了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诸多困难，在闽东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她和马立峰、詹如柏、叶飞等共同领导创建了闽东苏区，建立了党的特委、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

由于受当时党内较为流行的“杯水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也以为丈夫陶铸被判无期，23岁的曾志觉得此生相聚无望。因此，同上级下派的两个外籍领导干部，在战火中建立了新的友情。

然而，这种“三角恋”当地干部看不惯，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行为，革命队伍里不允许存在。为此，闽东特委在会上对她进行了缺席批判，并不顾她重病在身，决定让她离开特委去福霞县委任书记。

虽然说内心不服气，但生性好强的曾志还是拖着沉重的病体，前往形势严峻的福霞地区，领导干部群众坚壁清野，粉碎了敌人的数次“围剿”。

但事情并没有像曾志预想的那么简单。一个月后，闽东特委进一步做出了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职务、留党察看4个月的党纪处分。她被“发配”到福寿县开展群众工作。

当时福寿县是敌人重点“围剿”地区，革命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去就去吧！共产党员不怕死，虽然这种冤屈的死不值得，但我决不去乞求。”曾志义无返顾，被人用担架抬着进入福寿山区，在深山老林中与敌周旋……

回首这段岁月，病榻上的曾老不无感慨地对笔者说：“正是那个荒诞的处分决定，在我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一直像梦魇一般纠缠着我，给我政治上带来莫大的灾难。我不能在回忆中抹去这段痛苦冤屈的往事，也同样不能在向党组织交代革命经历时将这次处分隐瞒不报。这毕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重要事件。”

直到1954年，曾志在全国第一次人大会上，与战友叶飞重逢。叶飞对她说：“那次特委对你的处分是完全错误的！”他当即找来邮电部党组书记、曾经是闽东特委委员的范式人，郑重其事地说：“我们代表当时的闽东特委正式宣布，对你的错误处分给予撤销，以后登记表上就不用写这个处分了。”

这长期困扰她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了澄清解决。曾志总算摆脱了噩梦的缠绕，但那已经是整整20年后的事了。

“本来就是清楚的”

然而，那个荒诞的处分决定下达后，等待曾志的是更加严重的痛苦和委屈。

到福寿地区工作一个月后，经叶飞的力谏，特委主要领导才同意把曾志接回，转移到福霞地区治疗养病。但时隔不久，国民党调集重兵大举进攻闽东苏区，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相继牺牲，闽东红军被迫转战外线，闽东苏区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之中。

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势下，重病缠身的曾志与特委、红军独立师完全失去联系，只好离开闽东，开始了天南地北寻找党组织的漫长历程……

正是这“离开闽东”之举，曾志被指责为“政治动摇”。由于这一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使得她在党内蒙受了长达40年的多次审查。

第一次审查，在1938年。那时历尽千辛刚回到党怀抱的曾志，受党组织派遣，与刚获释不久的陶铸在湖北应城的汤池创办了训练班。曾志任支部书记一职。训练班名为培训农村贷款指导员，实际上成了我党的“红军大学”。正当他们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之时，曾志的支部书记职务被莫名其妙撤了。

第二次审查，是延安整风后期的所谓“抢救运动”。在持续１年４个月的监禁审查中，曾志成了“审查重点”，蒙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屈辱。接着是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其结论是：“曾志同志在闽东以前和闽东以后，工作一贯积极，表现是好的。但是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行为。”由于这个结论，使得她在选举“七大”候补代表时，差点落选。

延安整风结束后，曾志向毛主席打了报告，要求到敌后工作，用行动甚至鲜血、生命来证明对党的忠诚。她把年仅4岁的女儿陶斯亮托付给一位长征老红军抚养，抱着赴死的决心，毅然决然地奔赴敌后战场……

在几乎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曾志依然背负着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但丝毫不影响她为党和人民舍生忘死、努力工作。她扪心自问：“想想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想党和军队的宏图大业，我一人的委曲和不平又何足挂齿？”

全国解放后，在广州市委工作的曾志，给广东省委、市委呈送报告，请求组织进行审查。省、市组织部为此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外调与审查。1956年广东省委做出正式结论：“曾志同志1935年春离开闽东与党失去联系，主要是因病到白区治疗，同时又正值敌人大举向闽东苏区进攻，交通断绝的战争环境所致，并非动摇逃跑。曾志同志离开闽东后并未消极，病好后仍继续寻找党组织，进行革命工作……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1957年１月21日，中央组织部对此结论批复：“同意”。

第三次受审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志离开闽东的这段历史，又使她成为陶铸专案的“有关案犯”，受到了中央专案组长时间的所谓“审查”。身处逆境的曾志与陶铸，身心遭到严酷的冲击和折磨，但他们始终没有向“四人帮”屈服低头……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10月10日中组部复查意见认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中专一办将曾志同志列为陶铸同志的“有关案犯”进行所谓审查是完全错误的。曾志同志的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党组织早有结论，没有问题，因此无须再作结论。

手捧着党的文件，反复念着“本来就是清楚的”这７个字，这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纵横驰骋、浴血沙场的老战士，这位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无所畏惧、出生入死的老党员，这位在漫漫革命生涯中饱受误解依然信仰笃定、千古不摇的老干部，此时此刻也不禁百感交织，潸然泪下……

时光已逝，岁月不再。敬爱的曾老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常在我的梦里心间。经历过那段峥嵘岁月的共产党人，遇到一些磨难和委屈是寻常之事，但不寻常的是曾志从来没有对党发泄过不满和悔恨。正如她所言：“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道路无怨无悔。”

尽管历史经常把不幸和误解给了它最优秀的儿女。但在曾志明亮圣洁的心灵里，始终没给哀怨和抱恨留下任何空间。这是何等的博大襟怀和高远境界。

笔者之所以选择在纪念曾志逝世12周年的日子里，撰文“历数”她一生的“错误”与“污点”，是因为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回眸这位杰出的女革命家，揭示她通贯一生的坚定信仰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让读者对老一辈革命家有一个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