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学术研究”专题·
略论抗金英雄李纲的人格风范
马 强
李纲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抗战派领袖人物，在北宋王朝面临覆灭之际，他力挽狂澜，坚决主张抗金，并曾组织防御解除东京之围，是万众所依赖的“国之长城”。南宋建立之初，李纲曾经再度受到重用。“建炎再造，首登 庙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为己任，诛僭逆，定经制，宽民力，变士风，通 下情，改弊法，招兵买马，经理财赋。”（朱熹：《晦庵集》卷七六《丞相李公奏议后序》）李纲对南宋政权的初创与稳定贡献甚巨。李纲虽屡遭贬谪但矢志不移，心系朝廷而不计自身安危，直至在贬所溘然离世。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高度评价他“公之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 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祸福。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其爱君忧 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 朱熹：《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公祠记》，《晦庵集》卷79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 ·别集下》 卷一《李纲忠定公》）可谓知人确论，深刻揭示 了李纲爱国忠君精神的特征。笔者认为，南宋迄今八百多年，李纲的英名之所 以能被各个时代、各个阶层广泛赞誉，与其身上所体现的优秀传统人文精神与伟大的人格魅力有密切关系。
一、忠君爱国，矢志不移
朝廷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李纲（1083— 1140），字伯纪，号梁溪先生，福建邵武人，出身于北宋晚期典型的士大夫之家，祖籍福建邵武，登政和十年进士第，开始其起伏动荡的政治生涯。宣和七年（1126）宋钦宗继位，改年号靖康。李纲临时授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同年金兵围开封，李纲受任京城四 壁守御使，组织爱国军民，击退金兵，但不久即遭排斥，外放离京。宋高宗即位初，李纲一度被起用为相，曾力图革新内政，然而仅七十五天即遭罢免。绍 兴二年（1132），李纲再次被起用为湖南宣抚使兼知潭州，旋即又遭免职。其 赋闲期间多次上疏痛陈抗金恢复计策，多被束之高阁，不获采纳。绍兴十年（ 1140）李纲在病困交加中赍志而殁，终年五十八岁。
纵观李纲一生，他生于北宋末世，经历王朝的急剧衰落和灭亡，时代给予他更多的是动荡、危难、忧患与仕途的大起大落。这是李纲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两宋之际，女真金人强悍崛起，灭辽后大举南下， 围困京都汴梁。国家危难、战争动荡的怒涛巨浪将李纲推向了历史前台，也推向了人生的巅峰与低谷。李纲不仅是两宋之际颇有代表性的重要政治、军事人物，还在中国历史上享有长久不衰的盛誉。其一生大部分为国事奔波，两度身居高位，受命于危难之间，殚精竭虑，为国事操劳，而屡屡遭贬，也始终无怨无悔。其作于晚年的《病牛》诗云“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 李纲：《病牛》，《梁溪先生集》卷二O）,也充分表现了一个心系社稷苍生、晚景悲凉而终无悔的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成为传世名篇。当然李纲并非完人，在成为宰执后对一些重要事件与人物的处置上也不无过失。之所以在历史上深受后世景仰，除了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之外，还因 其思想的最大精神特质是忠君爱国、矢志不移。南宋是山河破碎、战争频繁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潮空前高涨的时代。在中国古代，爱国与忠君不可分割。在宗法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君主制帝国，历朝历代的国家政权都是以 皇帝宗姓为代表的，而爱国首先要忠于皇帝代表的国家社稷。李纲出身官宦之家，熟读经史，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建炎元年（ 1127），李纲在贬地听闻高宗登极建祚，兴奋中立即上疏，陈计献策，其给高宗所上第一篇奏章就说：“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不可必胜。此三者， 臣虑之至熟，非望清光于咫尺之间，未易殚言。”并且出于对南渡新朝皇帝的爱戴，他对高宗赵构作了诚恳的规劝：“恭俭者人主之常徳，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继体守文之君，则恭俭足以优于天下。至于兴衰拨乱之主，则非英哲不足以当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他殷切希望新即位的赵构常守恭俭，在王朝初创、拨乱反正之际成为“英哲之主” 。李纲在短暂的拜相期间，面临着十分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但他出于对皇帝社稷的忠诚，七十多天内以“修政事、攘夷狄为己任，诛僭逆，定经制，宽民力，变士风，通下情，改弊法，招兵买马，经理财赋”( 朱熹：《晦庵集》卷七六《丞相李公奏议后序》) ,对初创政权的制度建设与局面稳定居功甚伟。李纲拜相期间，对两件事的处理颇引非议， 即诛杀金人扶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和与张邦昌暗通款曲的张浚部将宋齐俞。汪伯彦与黄潜善谮言于前，张浚攻讦在后，李纲拜相七十五天即被罢免，谪迁炎荒之地。诛杀张邦昌与宋齐俞事关重大，说明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李纲缺乏冷静周全理政的心理素质。武断处死张邦昌与宋齐俞，反映了其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但对于恪守儒家政治伦理纲常的李纲来说，对影响皇权的政治僭伪坚决主张诛杀也是必然的行为，这实际上也符合高宗的心思并且得到皇帝的默许。唐宋时期，忠谠之士遭受贬谪者不乏其人，唐代的白居易、陆贽、刘禹赐、李德裕，北宋的 苏轼、苏辙，南宋的李纲、胡铨， 明代的海瑞都曾忠而被谤，无辜遭受流贬。事实证明，大多的政治流贬实际上都是冤假错案，而被贬者经受风雨磨难后则更加受人景仰。李纲心怀坦荡，对流贬并未表现出多少怨恨与愤慨，贬谪期间所作《苏武令》词，借助苏武故事抒发对被掳的徽、钦二帝的怀念：“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传，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黄阁未成图报。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雨坛上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四） 同时，此词另外一层含义在于提醒高宗皇帝勿忘父兄被囚敌国风雪苦寒之中，勿忘北伐中原，迎还二圣以雪靖康之耻。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思想使李纲能够做到沉浮自定，荣辱不惊，坦荡达观，泰然处之。李纲的人格风范与爱国忠贞在 宋元之际受到普遍敬仰，连元人也赞叹不已，《宋史 ·李纲传》评论李纲说：“纲负天下之望， 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诚义气凛然动乎……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噭噭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 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眀之用心欤！”（ 脱脱等：《宋史》卷三五九《李纲传》）
二、刚健弘毅、自强不息
刚健弘毅、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重要体现。《周易·系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再传弟子曾子曾论及弘毅精神对君子人格的重要意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李纲的人生固然几度显赫与光鲜，指挥东京保卫战力排众议，勇挫强敌，一身系汴京之安危，社稷之存亡。官拜丞相，位极人臣，发号施令时有之，大展宏图时有之， 以致李纲被钦宗罢免官职后，太学生陈东率 领太学生伏阙上书抗议请愿，要求李纲留用复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四《靖康中帙》：“五日辛丑，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乞罢李邦 彦，用李纲、种师道”）但命运给予李纲更多的则是谗言、排斥、流贬，艰难困苦，壮志难酬，真正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时间十分短暂。靖康元年东京保卫战不久，李纲就被投降派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徐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三十，靖康元年冬十条）的罪名加以排斥，钦宗昏庸，听信谗言，先责授李纲建昌军（今江西 南城）安置，再谪其夔州（今重庆奉节）安置。建炎三年（1129），再度被起用的李纲在丞相之位仅七十五天即被免职。朱熹曾经对李纲的政治生涯发出感叹：“方南京初建国时，全无纲纪。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如僭窃及受伪命之臣方行诛窜，死节之臣方行旌恤，然公亦以此去位矣。”（黎靖德等：《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一方面高度评价了李纲在南宋建国之初的重要功绩，另一方面又对其在宰相之位上时日短暂表达了惋惜。南宋绍兴二年（1132），李纲从海南岛被召回并被任命为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潭州知州。他对那里的民间抗金武装采取招安政策，使两湖地区抗金力量有所加强，但马上再次引起投降派的指责和高宗的猜忌。年底，李纲又一次遭到罢官。李纲一生经历了五次严厉的贬谪，在政治失意之际，他对“居易俟命”的传统命题进行了丰富完善，最终使本应沉沦寂寥的谪居生活也具有明心见性和道德实践的积极意义。在文学创作方面，其流贬期间的诗歌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创作趋势， 即生命意识的凸显与诗文中浓郁的生活化倾向，对屈原人格的扬弃与重理节情的“拟骚”之作，对归隐田园的遐想与守真待仕的“和陶”之作（ 赵忠敏：《论李纲“居易俟命”思想及其贬说诗文》，《岭南师范学院》2018年第4期） 。换句话说，多次流贬固然是李纲政治生涯的不幸，但与苏轼有某种相似，流贬湘桂也玉成了李纲作为南宋重要文学家的成就与地位。流放炎荒之地海南万安，李纲并未消沉，想起苏轼曾贬谪琼海三载，反而有了以东坡继承者自居的豪情：“夜半乘潮云海中，伏波肯借一帆风。满天星月光铓碎，匝海波涛气象雄。大舶凭陵真漭渺，寸心感格在精忠。老坡去后何人继，奇绝斯游只我同。”（李纲《梁溪集》卷24《次地角场以疮疡不果谒伏波庙俾宗之摄祭期以二十五日渡海一卜即吉夜半 乘潮解桴星月灿然风便波平诘旦已达琼管东坡谓斯游奇绝冠平生非虚语也作二诗纪之》）这种视苦难为命运所赐的诗意说明李纲的达观豪迈性情与苏轼十分接近，这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宋代士大夫于逆境中坦然处之的体现。
李纲胸怀宽阔，严己宽人。这是其人文精神的另一重要特征。靖康之难，北宋告亡。赵构集团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重建宋祚。宋室南渡后，逐渐聚集的南宋上层军政集团各色人物来自不同地域与背景，主要由北宋残余旧臣、流散西北秦陇军将和收编的各地方实力派人物构成，这使得南宋初年上层集团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政治生态混浊。李纲作为北宋末年东京保卫战中坚决主战的领袖人物颇具人望，重归朝廷后高宗也一度颇为倚重，拜其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丞相），但在对待金人策略方面，朝廷政治核心成员之间始终难以达成共识，而一直高调主战的李纲在朝廷中反而常常显得孤立无援，汪、黄谮言在前，张浚攻讦在后，此时又出现宋齐俞被杀事件，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李纲仅凭借一腔热血力主抗战，有时难免缺乏冷静周全理政的心理素质。例如坚持处死僭伪帝臣张邦昌与宋齐俞就暴露了他政治性格急躁的特点，还给了汪、黄与张浚攻讦他的借口。建炎元年（1127） ，年轻的岳飞曾经越级上书，痛陈国是， 因不明真相，岳飞将李纲与汪、黄视为一体进行激烈抨击：“陛下已登大宝，黎元有归，社稷有主， 已足以伐敌人之谋，而勤王御营之师 日集，兵势渐盛。彼方谓吾素弱，未必能敌，正宜乘其怠而击之，而李纲、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复故疆，迎还二圣，奉车驾日益南。又令长安、维扬、襄阳准备巡幸，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虽使将帅之臣，勠力于外，终亡成功。”（岳珂著，王曾瑜点校：《鄂国金佗稡编校注》，中华书局， 2018年，第901页）岳飞激烈抨击苟且偷安的投降派大臣，李纲首当其冲，实属误会。后来李纲为相，岳飞受李纲节制，李纲不仅没有因此挟私报复岳飞，反而非常赞赏岳飞的治军能力，并预言岳飞会成为 “中兴名将”（岳珂著，王曾瑜点校：《鄂国金佗稡编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第901页） 。李纲与秦桧、张浚皆曾经是朝廷同僚，后者在李纲之后曾身居高位，对李纲也曾进行攻讦与迫害。但李纲并没有因此与之结下仇恨，反而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在李纲《梁溪集》中收录有多封与秦桧、张浚的通信，书信语气无不坦诚谦恭，表明李纲即使对待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政敌，也能以德报怨，以国事为重，这在党争激烈的南宋初年上层集团中，是十分少见的。
三、身体力行，殚力国事
建炎三年（1129），南宋小朝廷先是在金人追击下一再南逃、疲于奔命，后来在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等爱国将领的顽强阻击下，金人被迫北撤，南渡政权方才逐渐稳定下来。赵构喘息方定，下旨设“行在”于杭州，改名“临安”。南宋政权创立初期，朝政一片混乱，规章礼仪、职官制度、军事 防御、赋税度支、边防马政等皆杂乱无章。李纲虽然未能参与南宋政权的全部制度建设，但归朝后立即重整纲纪，设立河北招抚司及河东经制司，任命张所和傅亮负责二司的军事， 同时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在短时间内建构起边防军事防御体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时李纲入朝月余，边防军政已略就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一《李纲忠定公》）此时南宋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李纲自己一度也颇为焦虑，在和、战、守之间举棋不定。李纲在赴阙途中上疏高宗：“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不可必胜。此三者， 臣虑之至熟，非望清光于咫尺之间，未易殚言。”意为议和则金国难以信任；坚守也非万全之策；征战出击，也没有完全取胜的把握，表露了李纲对国事的忧虑与思考的纠结。但李纲很快做出了明确的判断，认为面对金人，只有坚决主战，才能御敌于外，使社稷无虞。首先，李纲的军事策略是保证肃清江浙及湖湘地区匪患，如流窜虔州的曹成与盘踞在洞庭湖一带的杨幺。“公尝言荆湖之地， 自昔号为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制御西北，当于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与四川、襄汉相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一《李纲忠定公》）在平定地方匪寇割据的人选方面，李纲十分看重岳飞的军事才干与能力，他在与秦桧书信中这样评价岳飞：“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然正当且使在人下，有以调御服习之使，知礼义名节，异时决为中兴名将。”（李纲：《梁溪集》卷一一八《与秦相公第十一书》）此时岳飞尚属青年将领，尚未开府建节。此时李纲就敏锐地预见岳飞“异时决为中兴名将”的前景，建议朝廷加以重用，表明了李纲非同寻常的洞察力。
淮西是南宋与金对峙的重要防线，军事防御与将帅人选事关重大。淮西兵变后，朝廷一度惊慌失措，李纲上《奏陈利害札子》，建言献策，首先强调各军事防区主力安然，不必惊慌。“今日朝廷之势， 固自若也。襟带江淮，保据荆襄，连接川峡，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之军分屯要害，不下数十万人，兵未为弱。去冬败刘麟、刘猊之徒甚众，用兵未为不利。倘因淮西之变益自惩创，审号令，明纪律，徙诸军家属于江南，以便粮饷，教战舰水军于沿江，以备不虞，姑辍进取之谋，且为固守之计，和协辑睦，静以待之，使国势渐定，人心渐安，士气渐振，乃可徐议恢复。譬犹病人调治向安，又为药饵所误，伤其正气，岂可遽欲康强哉。”（李纲：《梁溪集》卷一百《奏陈利害札子》）李纲的上疏，既稳定了朝廷的恐慌，也在淮西地区消弥了可能发生的再次兵变，军事局势很快得到控制。
在寻求根本的固国方略大计方面，李纲力主高宗驻跸关陕，以图恢复。即使一时无法入关，也当移师襄邓， 以近中原，便于号令诸路。“今纵未能入关，犹当适襄、邓， 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选任将帅，控扼要害，使今冬无虞。车驾还阙，天下之势遂定。”从这一战略构想出发，李纲曾经非常看重关陕之地的地理条件，坚决反对将国家政治中心置于离中原遥远的江南：“而近议纷纭，谓陛下将幸东南。果然，恐中原非复我有。”李纲一语道破天机，高宗正是偏安江南的始作俑者；但接到李纲的奏疏后，高宗也不好立刻承认荒废恢复中原的责任，故回复说“但欲奏迎太后及六宫往东南耳！朕当与卿等留中原”。李纲坚持让高宗发布诏书，昭告天下。“公再拜贺， 因乞降诏。上乃命公草诏，颁行两京焉。”（李幼斌：《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一《李纲忠定公》）。
虽然高宗赵构对将“行在”迁至关陕或者襄邓之地 始终缺乏信心与诚意，并无任何付诸实施的行动，“颁行两京”诏书很快成了一纸空文，但这件事表明了李纲于南宋初年一片混乱中对国家政治中心设置的深刻思考。吴越之地并非建都善地，南宋郑樵曾有直率的批评：“六飞南廵， 驻跸吴越，朝曰行阙，陵曰攒寝，此岂绝念于卜宅哉！”（郑樵：《通志》卷四一《都邑略序》）关陕之地是中国古代最为优越的建都之地，特别是在分裂年代，关中背山面河、四关环卫的军事地理优势是无可比拟的，笔者曾对宋代定都与迁都问题进行过专题探讨，并看重关陕的国都意义。（参见拙作：《论北宋定都汴京》，《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论唐宋时期的建建都与迁都之议》，《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遗憾的是高宗及主和派胆怯苟安，向无迁都关陕的魄力与策略，富平之战后南宋在军事上又遭受沉重挫折，恢复中原遂成日渐遥远的梦想。
简短的结语
人文精神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与升华形成的精神特征与性格气质，是维系与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精神核心要素，也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否值得正面评价的重要精神标志。两宋之际的李纲，作为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一生为捍卫赵宋王朝国家的存亡而献身，几度在社稷危急关头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鞠躬尽瘁，与同时代的爱国精英人物宗泽、岳飞、韩世忠、吕颐浩、赵鼎、李光、胡铨、张浚、吴玠、吴璘等一起构筑了13世纪前期爱国抗战御侮的英雄群雕。李纲继承了自屈原、陆贽、范仲淹和苏轼以来形成的以国家社稷为重的爱国忠君思想，虽屡遭贬谪而矢志不移，其个人智慧才干 与言行风范深受时人与后世赞誉纪念，这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秉性气质与人文精神有密切关系，也是他不同于南宋一般文臣武将的非凡之处。今天，我们纪念与研究历史上的伟大精英人物，李纲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其内在的精神伟力即人文精神，值得深入研究并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