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坚信：抗战必胜

林爱枝

林森，闽籍。但闽人知道他的不多，或仅闻其名，不知其详。仅有少数对他有所研究的专家、学者能梳理他一生的脉络，又囿于理论界、史学界。加之，他所处的年代，可谓乱世。他自己也是政坛风云，褒贬不一，似乎有些迷离。

自幼受良好教育

林森出生时，算命先生硬说他缺木，便让起名“森”，与姓加起来，五根木头，沉甸甸的。

他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先是中国传统文化，五、六岁时就要诵读《三字经》《朱子治家格言》《增广贤文》等最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启蒙读物。

林 森 雕 塑

途中，家中遭灾，仅余祖孙四女姓。就在这“一线之脉，岌岌欲绝”之时，年仅19岁的五娘对天立誓：“吾今唯有矢志不字（嫁），上待祖母，下抚孤侄，为林氏延续宗支以尽绵力。”从此，五娘苦撑门庭，对外，率家丁抗衡豪强，保护家园，对内，克尽孝道，鼎力抚孤，严似师尊，慈如母亲，人称义姑。义姑自我牺牲的精神，深明大义的高尚品德，刻苦耐劳的坚强意志，尊老爱幼的淳朴品行，使林森深受教育和影响。

后来，他与族人筹划建造“义姑祠”，落成后，为“义姑祠”撰写了楹联：“百世馨香，义姑光祖德；千秋功业，抚侄振家声。”还为《义姑传》题写书名。

八岁时，他进入了美国教会办的培元学校念小学。毕业后又进入鹤龄英华书院读书，直至肄业，凡11年。

林森有组织能力，又有热情服务的精神，被推为学生自治会会长。针对该校主要是培养神职人员，故以圣经为主课，他便对校政提出了改进意见：认为应改主修“圣经”为选修，早晚宗教聚会也应改为学生自由参加；星期日之“礼拜”也应是自由参加。

十一年时间，他没有被西化，没有加入基督教，反而很鄙视“归化于外人”者，认为那是“愚民无识，可恨而又可怜”。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思想、观念，他更入耳入心，成为人生座右铭，终身修养。还有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引古筹今”的观点，认为治学要为现实服务；崇尚“松柏后痼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而“挺立不拔”的精神和气节；呼吁：“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趋时更新”的改革思想，反对“强豪兼并”、“赋敛无恒”的弊政；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反君主专制制度……所有这些对林森都有很好很深的影响。

“马江之战”的炮声，打开了他终身的奋斗目标：为国家的富强、安全，为民族图存奋斗不息。

“马江之战”，福建水师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猛烈地撞击着林森的心灵。人们街谈巷议，愤懑不平，有称赞爱国将士及乡民英勇抗敌的，尤其是沿江十三乡百姓，把自己的渔船点燃，推入江中，江面烈焰熊熊，一片火海，顺流而下，直把敌舰船逼出闽江口；有对朝廷抵抗不力的愤怒，眼看着挨打受欺，民心产生了强烈的怒恨洋人……所有这些，在林森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促使他开始考虑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考虑、探讨救国救民之良策。

不久，林森从鹤龄英华书院肄业。他在台湾的一个电报局谋取了第一个职业。

在台，他深刻了解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刘步蟾、林泰增、林永升等同乡和福建水师官兵英勇殉国；《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的割让，“台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台民向北京发出抗议电报，这些电报都经林森之手发出……

这一切对一个热血青年，是何等的震撼和鼓动！他投奔到抗日队伍刘永福麾下。

此后，他往来两岸，鼓动抗日，宣传革命。还奔走沪、粤，日本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并联系孙中山先生。

他与友人一起编辑出版了《闽警》一书，开宗明义就指出了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同那个时代为救亡图存而唤醒民智的进步人士、革命同志一样，满怀希望国人能认识侵略者的图谋。此一书“大旨，半为革除满清之腐败；半为揭发日人之野心。”《闽警》的结论章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提出建议，并从15个方面提出保全福建的建议。

由于他四处奔走，宣传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成了“乱党”，被通缉。

最终，于1899年，奉孙中山之命回福州组建兴中会福建分会，成了职业政治家、专门革命志士。

从他的求学过程、所受的教育，可以看出他有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学养、开阔的视野、为国为民的高尚精神，能担当起任何重担的。如学者辜鸿铭所言：“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和理智的完善谐和。诚如斯言，林森正是这样典型的中国人。”

坚信“抗战必胜”

再度赴上海，他谋得电报局职事。因他英语好、技术过硬，又谋得海关一职，这两个职业为他从事的革命活动很有益处。《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王朝成了洋人朝廷，凡事受掣肘，听命于洋人。此时，林森更是把主要精力用于革命活动中，“每逢例假，则广购报纸，携赴近郊各地，举行通俗演讲，向民众灌输革命思想”。

在上海，林森负有重要任务，即创建旅沪福建学生会。这个学生会是由一批受过新式教育，具有革命、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以革命的宗旨，以公开社团的形式面世的革命团体。

1905年，林森带领这个学生会的全体人员加入了刚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黄花岗之役”“辛亥革命光复之役”，学生会同仁都参与了。

经过奔波，经过历练，从投身辛亥革命，到议长、到支部长，从议长、省长到立法院长、国府主席。这一路从基层到国府，有许多艰辛和无奈。

他是1931年12月底正式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的，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

林森徒有国府主席的桂冠，而无管理国家的实权！

在他荣膺国府主席后不到一个月，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当时驻沪部队是国民党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浙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抗击。十九路军的将领还联合通电，庄严表示：“正当防卫，捍卫守土，是其天职。尺寸过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崇，在天之灵，实式凭之。”这是一种干城豪气，誓死为国。

元首上任一个多月之后，国府要迁移，这使林森悲愤至极，他大声疾呼：“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并要求大家要卧薪尝胆，共渡国难。

到了洛阳，他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坚定地表示：“外交问题，政府不屈服，国人亦自身奋斗，始有出路。”又伸述：“和平本是中华民族的特性”，“总理认定这种特性就是我们民族精神”，“必须能奋斗才可以救中国”，“我们奋斗图存，救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我们必须和平不忘奋斗，奋斗不忘和平，然后可拯救国家，转弱为强”，“此在今日国难危急之秋，尤值得我们身体力行，永矢勿忘……望上下公务人员，以至全国人民，一致猛省，牢记在心，救亡图存，全在此了”。

林森在《保卫国土是全国军民应尽的天职》中强调：“全国工民也应该深深认识目前我们国家所遭遇的危难，把保卫国土看成每个人自己应尽的天职，协助政府，奋斗到底，以达到我们最低限度生存的目的。”

他在1938年元旦致词中明确指出：“要树立信心，确保这次战争，一定得最后胜利！”在1939年元旦致词中又明确指出：“我们必定达到‘持久战’、‘全面战’和‘争取主动’的目的……我们可以深信，敌人绝对不能征服中国，我们必定能够始终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

在国府纪念周的《日传统的侵华政策》的演讲中，揭露了日本的野心野性，阐述了抗战对保卫中国的重大意义，还提出抗战对维护全世界人民福祉的意义。

他在《国以民为本》一文中，明确回答了“何为立国之本？”“坚持抗战的根本力量是什么？”等重大问题，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成立，当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者缺一不可。但是这三者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还是人民……人民在国家中间的力量最大……我们多保障一个人民，就是替国家多储蓄一份力量。……”

中日正在谈判中，林森在上海又发表谈话：“当此强邻在境，危急存亡之秋，与其屈辱图存，毋宁坚决抵抗。纵或失败，亦有光荣。我国军火财政，虽两具不充，但本人以为除坚决抵抗外，绝无委屈妥洽之可能。本人忝主中枢，当以国家为前提，努力去做，各党派意见虽杂，但抗日御侮，必人同此心，否则同归于尽。”

无奈，他只是空头元首，此种慷慨陈词，只能表示元首愿意共赴国难，鼓舞起有爱国心之官兵、民众之外，蒋介石是不会采纳并用于实际的。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第四天，林森在洛阳，在“国耻纪念会上又一次发表讲话：……我们对‘国耻’两字，要认识清楚，才有湔雪可能。我们纪念国耻，若是年年只图开会演说有何意义？我们从今天起，就要抱定雪耻，国耻一定能雪。”

林森在为十九路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说：“治兵话戒，莫大乎以忠义为之介。……十九路军肇韧以来，致力顺应，转战南北，胃有功于国家，而尤以去岁抗日之役，声势为最烈……我军为守土保民与之周旋，相持两月，大小百余战。”又作诗纪念：“同仇授命为义激，健儿身手如镠铁。七十二士此藏碧，谁其友之国殇魄。英光烔烔照千奕，有后来者视此石。”

自抗战爆发，林森不知疲倦地，以宣传抗战为己任，逢会议、找机会，他都要发表谈话。“抗战必胜!”的呼喊响彻大江南北。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临亡国灭种的险境，而当时国民党内部纷争不断，颇为“国人自伐，人必伐之，能治其国者，谁敢侮之？”内部支离破碎，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民不堪命的状态之中。林森出任国府主席的就职通电中告白：“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渡危急。值此国难灼肤，外交事乎，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他站在国家、民族之高位，坚持一贯的立场，坚决主张抗战，反对妥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除坚决抵抗外，绝无委屈妥洽之可能。”

林森逝后，各界好评如潮，从国民政府到社会各界，从友党到国内外友人，从社会名流到普通民众。

《中央日报》《大公报》都刊登纪念文章，说：“林先生在党为端庄凝重的元老，在国为雍容重拱的主席，都有旋乾转坤扶助国远之伟功。”“元首重拱，群僚守职，这正说明一种治理。”《大公报》称赞林森对国家的特殊贡献。

《国民公报》称赞林森：“元首之人格，象征中华民族之国魂。”《新蜀日报》赞之：“林主席一生尽瘁国事，勋德在国，泽爱在民。”《盖世报》说：“国之伟人，社会之完人。”……

尤其是中共中央从延安发到南京的唁电，是由毛泽东同志亲拟的：“领导抗日，功在国家，溘闻逝世，痛悼同深。”毛泽东同志还称赞他：“对日态度强硬，力主抗战，深受国人爱戴。”

各省市、各社会团体、社会名流都有悼词，或文章，或赋诗，或联句……综观之，都涉及以下内容：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坚决抵抗外来侵略，坚信中华民族有光明的前途，不厌其烦地在不同专任上，号召国人树立“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他向世人宣告：“敌人压力愈强，吾人决心愈坚。”

……

追随中山至诚至深

林森极其尊崇孙中山，在孙中山逝世后，他倾注心力，不辞辛劳地做两件事：一是督建中山陵，二是阐述、宣传、号召继承总理之遗教，直至他谢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国民党五届六次执委会议上，他联络了12名执委提议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说：“领导国民革命，兴中华，建民国，改革五千年专制政体为共和国家，解放全民不自由之束缚，复兴民族，跻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有自由平等地位。吾人追念总理缔造民国艰难，全国同胞应没齿不忘总理之伟功大德，拟请中央通令各省市，此后应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崇敬。”又提议：“总理诞辰、总理忌辰、总理遗嘱、总理遗像、总理遗教、总理陵墓、总理故乡”等凡与总理有关的事项，均应在“总理”之前贯以“中华民国国父”字样。

此项提议于1940年3月获得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4月1日，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还发表了《关于尊称孙先生为中华民国之父之明声》，称“中央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之父”。他“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披四表，功高万世。凡我国民，报本追远，以表尊崇”。

阐释总理遗教，宣传中山精神以激励国人，是林森后半生的重要工作。

他颂扬总理的崇高人格。赞扬总理的一举一动，都是为天下法。就说一件个人小事。林森说当时“独于个人自己的生日，确看得很重，尤其是各机关长官的生日，更为其部属所重视，……可以送份厚礼，籍献殷勤。所以长官过生日，无异于大开贿赂之门。总理看到这种流弊，就不把自己的生日告诉大家”。林森这么说，实际上是要杜绝各种巧借名目所显现出来的不正之风。过不过生日看起来是个人私事，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营造出好的或坏的环境氛围，产生出好的或坏的社会风气。

林森说，总理“对于种种的学问，都曾精密地研究过，才发明了他伟大的‘三民主义’学说，以及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还说，先生常勉励身边的同志：革命的基础在有高深的学问。革命几十年，先生总是手不择卷。

林森认为，孙中山先生的精神用“救中国”三个字便可概括。这是一种矢志不移，奋斗救国的精神，林森倍加推崇。

林森说：“总理一生为国奋斗、为国牺牲的精神，直可与日月经久，江河行地。”他强调要学习孙中山奋斗救国之精神。

林森对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纲领的主要论点，都能进行讲解、宣传。他在《民生意义的阐释》中说,“建国之首要在民生”强调“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之中心也”。对于民族主义，林森发表了《发展复兴与固有道德的关系》的讲演，认为当下“我们中华民族衰弱到了极点，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民德的消沉，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要复兴民族，就必须把我们民族本来就有道德恢复起来,‘作为复兴民族的动力’。”还指出：“我们学习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林森也认为：“学欧美长处要迎头赶上”，“弃我短处，学人长处，还怕赶不上？”

他说，孙中山是民主革命一面旗帜，今日唯有遵守誓词与总理遗教，努力奉行，期挽当前之危局，树立国家之根基。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闽侯》；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