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学术研究”专题·
伟矣三鸿儒 赤哉爱国心
——试论李纲与朱熹、林则徐的爱国情怀
马照南 游炎灿 叶必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 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沿着爱国主义这条主线,发生过众多的感人故事, 出现过无数动人的场面,也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英雄人物。李纲,这位宋代名臣,就是爱国主义这条红色历史风景线上一道亮丽的光芒,被后人称之为“一世伟人”、抚金英雄。尤其是被同是“一世伟人”的朱熹、林则徐所钦慕、惋惜和赞叹。三位历史伟人跨越时空,相惜互叹,共同演绎着赤诚爱国、舍命为民的壮丽乐章。
一、跨越时空的仁心同照、鸿志共鸣
宋绍兴十年(1140)正月,一代名臣李纲在猝不及防中走完了雄壮而又苍凉的一生。
李纲去世,不仅震动朝野,而且深刻而久远地感动和激励着后人。那些 与李纲同样极具爱国心和为民志的封建士子与至仁大儒更是为他扼腕叹息,为他歌功咏志。李纲与朱熹、林则徐三位伟人,最是跨时空的仁心同照,鸿志共鸣。
李纲去世后,朱熹为李纲的《梁溪集》作序,编撰李纲传记。李纲去世 后四十六年,即宋淳熙十三年(1186),邵武军教授、永嘉人徐元德倡建李纲祠堂,朱熹为祠堂撰写了《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公祠记》,后毁于兵燹。李纲祠堂几经改迁,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复建,历朝屡有修缮。祠堂大殿门 额上悬挂的,正是朱熹题匾“一世伟人”,两侧也是朱熹所撰楹联:“至策大猷,垂法戒于万世;孤忠伟节,奠宗社于三朝。”
朱熹对李纲予以极高的评价:“纲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 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祸福,虽以馋间窜斥,屡濒九死,而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 不可得而夺者,是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朱熹《梁溪先生文集》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4)朱熹还评价李纲:“其言正大明白而纤微曲折,究极事情,绝去雕饰而变化开阖,卓荦奇伟。”(朱熹《梁溪先生文集》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4)
“一世伟人”“卓荦奇伟”,这是对李纲的最高评价。朱熹还曾认为,每逢乱世,老天爷必定会生出能够消弭祸乱的伟大人物,“以使夫生民之类不至于糜烂泯灭,靡有孑遗;而为之君者,犹有所恃赖凭依,以保其国”。(朱熹《丞相李公奏议后序》)他认为李纲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以为“一世伟人”的出现是老天爷的意志,这诚然是谬误的、唯心的。但如果抛弃其唯心论的成分,而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念,那么朱熹也还是看到了一个历史的规律。李纲处于社会动荡、政局混乱、民族危机深重的南北宋之交,被这一特定历史推演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性的历史人物。他是为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而奋斗的,是承载了历史使命的。他作为一位伟人是当之无愧的,他之所以成为南北宋之交的代表人物,并不偶然。他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他的才能、学识,他的胆识、品格,特别是他那赤诚的爱国情怀,是很值得后人感佩、景仰和学习的,值得虽是时空相隔,却同为至伟的朱熹和林则徐的相知、相惜、相赞的。
时间跨过了八百年,同是“一世伟人”的林则徐也深深地对李纲惋惜、 赞叹、歌颂。他对李纲的评价,一副名联可作为最精辟的概括:“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这位林公,不仅对李纲感佩有加、盛赞不已,而且为他树碑修祠,使其事迹广为传播。据考证,福州李纲祠原有两处,一处在桐口大嘉山李纲墓旁,废圮;越王山上亦有一处。而在西湖李纲祠堂的修建过程 中,从草创到竣工,林则徐都是亲力亲为,其情真乃至诚,其功真乃不可没。清道光年间,时任福建布政使的程含章敬重李纲为人,倡议重修李纲祠。他找到正在福州丁忧的林则徐,商议重葺事宜。林则徐寻迹三山,踏遍左海,“得西湖荷亭旧址,端正宽平,湖山秀杰之气, 四面环拥,甚盛概也”。道光九年 ( 1829)十月十八日兴工修李公祠。新建的李纲正祠,前后六间,旁边三间为桂斋。后砌石桥,石桥上有亭, 四周有墙围护,荷池假山,花丛种林,幽雅郁然祠堂内供奉的李纲像“神光炯炯、严正温毅”,两侧题联正是林则徐亲自撰写的“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
“一世伟人”不仅是后人对李纲的独有评价,应当说也是历史对李纲、 朱熹、林则徐这三位历史伟人的共同评价。为何他们相隔数百年,不仅有大致类似的政治境遇,而且有如此的心底共鸣,且志趣相投?实际上,李纲、朱熹和林则徐皆是传统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士子,他们皆怀有博大的胸襟, 以天下为己任,正所谓“但知有君父,不知有己身”;他们爱国忧民、担当道义,所以虽遭谗间濒九死而爱国忧君为民之志不可夺。因此,他们跨越历史时空,心照神交,惺惺相惜,谱写出一段荡气回肠、值得歌颂的动人篇章。
二、千古一脉的爱国之心、为民之情
李纲之伟,集中体现在他作为一介文臣,能在国家危亡、民族灾难的历史关头,挺身而出,力主抗金,成为时代激流推出的民族英雄。他既力争于朝堂之上,又亲赴抗金军事斗争前线,既抒爱国为民之情于笔端,又凝家国民族之恨于钢锏,其报国之心天地可鉴,其奇伟之功堪载史册。他卓尔不群,文韬武略,公忠体国,心怀天下,历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而报国之志不辍,数遭贬谪濒临九死仍怀抗争之心,连宋徽宗都不得不称赞他:“辅助皇帝,捍贼守宗社有大功。”(《宋史·列传·卷一百一十七》)
(一)力争于朝堂之上
李纲为官,立朝守正,风节凛然。时维两宋之交金兵南犯,社稷正处危亡之际,面对积弱日久、苟且偷安的宋廷,他忧心如焚,只担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百姓的安宁,而全不顾个人荣辱安危、境遇浮沉,反对屈膝求和,反对弃城逃跑,坚决力主抗金。他上疏谏钦宗:“攘除外患,使中国之势尊……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宋史·列传·卷一百一十七》)他奋笔疾书,甚至剌臂血上疏,力谏宋徽宗传位太子。他又满心希望新登帝位的宋钦宗能够号召天下, 重振雄风,决心抗金。李纲总是用激越而悲愤的措词和血与火般的呼吁,既震撼缺乏抗敌决心、只知屈辱求和的朝廷,也激励着和他一样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抗金将士。在南北宋之交政治危机和宋金矛盾严重的关头,李纲不仅是坚定 的爱国者,还有着精深的政治见解,他推行的一系列措施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当时许多人都为李纲的意见和措施未被贯彻和执行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惋 惜。用朱熹的话说就是:“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则都城必无围迫之忧,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用于建炎,则中原必不至于沦陷,用于绍兴,则旋轸归京,汛扫陵庙, 以复祖宗之宇而卒报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岂使王业偏安于江海之澨,而尚贻吾君今日之忧哉!”(《丞相李公奏议后序》)
(二)亲赴抗金军事斗争前线
李纲本是个文臣,但他并非纸上谈兵之辈,而是一生践行知行合一, “入则宰辅, 出则大将”是他政治抱负和军事才能的真实写照。在朝廷上,他是坚定的主战派,呼吁朝廷重视武备,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极大地振奋了主战 派的士气;在军事上,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由他指挥的东京(开封)保卫战,大获全胜,彪炳战史。宋徽宗慌忙传位给宋钦宗后,擢李纲为兵部侍郎、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等,全面负责开封的防御事宜。靖康元年( 1126)金兵入侵汴京时,宋廷从皇帝到大臣都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情绪,对打 赢这场保卫战毫无信心。李纲挺身而出,坚决反对议和,极力主张与金军决一死战。他手持钢锏,亲临阵前,坐镇第一线指挥,当场征募敢死士两千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终于赢得了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胜利。
(三)抒发精忠报国之志于笔端
李纲感于时政,撰写了大量的咏史诗词、爱国诗词及奏议等,其中最有特色是他的7首咏史词,篇篇情感强烈,形象鲜明,风格雄健。在他的爱国诗词里,有的歌颂大展宏图的帝王,他希望宋钦宗和宋高宗能够像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和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多谋善断,敢于御敌,解除外患,成就伟业;有的歌颂善于纳谏的君主,他劝谏君主如果没有雄才大略,至少能够采纳忠臣谏议,积极抗敌,收复失地,使国家安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还有的赞美运筹帷幄的贤相,他喑以谢安、裴度、寇准自许,表达自己抗敌复国的决心,期望获得朝廷重用。一首充分表现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的《苏武令》,虽作于李纲遭贬、离开火热的抗金前线的建炎末、绍兴初 ( 1130— 1131),但那“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的豪迈词语,充满了精忠慷慨之气,写得沉雄劲健。当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在《词学论丛·读词札记》中评论此词曰:“李忠定纲,忠肝义胆,发为诗余,亦慷慨沉雄。 … … 入则宰辅,出则大将,天下安危,系于一身,观词之吐露,可以识其精忠矣。”李纲之前,词坛上何曾出现过这等英气淋漓的作品?所以,词学界有认为此词堪为岳飞《满江红》的前奏曲,亦为此后的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风开了先河。
相较于李纲,朱熹作为南宋儒学的一代宗师,因世人多被他理学家的光芒所吸引,而忽略了其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也是在宋金对峙的时代背景下,朱熹一生忧国忧民,坚决维护民族统一,反对外族入侵,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并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深沉的爱国情感贯穿于生命之始终。
(一)从小深受先辈爱国言行的薰陶和影响
朱熹生活在南宋的前半期,也是处于金朝女真政权不断南下入侵,宋金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生长生活环境是促成朱熹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同李纲相似,朱熹从小就深受其先辈和师辈们的爱国言行的熏陶和影响。其叔祖朱弁、父朱松、老师刘子翚、李侗都对朱熹产生了重要影响。朱松是坚定的主战派, 曾任尚书度支员外郞、著作佐郎兼史馆校勘,参与联名上书反对朝廷议和主张,被秦桧贬谪饶州。朱熹14岁后遵父嘱投靠五夫刘子羽,极富民族气节的五夫刘氏家族对金兵恨之入骨, 国仇家恨熏陶了朱熹。有个故 事,朱熹少年时书法学曹操,刘珙学颜书《鹿脯帖》,朱熹把曹操的法帖给刘珙看,刘珙云:“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之所学者汉之篡贼耳!”听了刘珙这话,朱熹从此再没学曹操字帖,青年朱熹就是这样培养了仇视奸佞、抗金保国的爱国情愫。
(二)把爱国精神贯穿于奏章策论、诗赋文章、书院讲学和言谈议论中
朱熹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显现出不同形式,他运用奏章策论反对议和,通过诗词文论来抒发愤慨,又在品评人物中注重对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强调,还在书院讲学过程中注重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思想灌输。爱国精神具有历史范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南宋一朝对金国入侵的态度,主战派便是爱国派,主和派则为投降派。秦桧是宋金对峙中主和派和投降派的代表之一,朱熹对秦桧的卖国投降行径是恨之入骨的,他在初登仕途时就愤慨地进行谴责,斥责秦桧之罪“万死而不足赎”。直到淳熙九年(1182)他到浙江任职时,发现永嘉地区还供奉着秦桧的生祠,义愤填膺, 即时发出政府公文要求拆除秦桧生祠。并在这份公文中历数秦桧投降卖国的罪行,义正词严地指责秦桧陷害岳飞的不赦之罪。他怒斥说:“天不诛桧,谁其弱秦!”朱熹办书院,讲学不辍,在他的爱国精神感召下,其一大批门人后学也多为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
与李纲一样,朱熹的诗词是他爱国心和民族情的充分抒发。特别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环境,朱熹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忧国忧民的情愫时时萌了,成就了他许多优秀的爱国诗篇。
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金主完颜亮挥师南下攻宋,南宋朝廷措手不及,开战之初节节败退。朱熹心急如焚,写下了许多《感事》:
闻说淮南路,胡尘满眼黄。
弃躯惭国士,尝胆念君王。
却敌非干橹,信威藉纪纲。
丹心危欲折,伫立但彷徨。
诗人一片丹心备受煎熬, 一字千钧,整首诗蕴含的感情节制而强烈。
十一月,风向急转,完颜亮被部下所杀,金兵不战自溃,宋军连连告捷。朱熹听闻,又狂喜不已,提笔作下《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
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
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
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
谁遣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蛰听雷音。
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
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
朱熹一气呵成写下这组诗,忧心如焚的焦虑在捷报传来之际瞬间消弭,满是振奋感,这是他对国家强烈情感的闲云迸发,气势雄健,真挚感人,直击内心。
林则徐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又是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林则徐有一名满天下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铿锵有力的人生誓言,更是他爱国精神的最精辟概括。正是这一誓言,主导他成为清政府“放眼看世界第一人”;正是这一誓言,促成他创下了“虎门销烟”的光辉业绩。林则徐抵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事迹,达到了他那个时代和所处的阶级所能达到的高峰。
(一)“虎门销烟”开辟了体现近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中国近代史
林则徐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面对西方列强在中国吸我民膏、损我国 民的贩卖鸦片的罪行,基于爱国为民的立场,他多次上书皇帝要求严禁鸦片。任钦差大臣后,在禁烟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他坚持外国人来华必须服从中国的法令,与英国鸦片商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林则徐进行的这些斗争,特别是他领导的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斗争的序幕,把中国历史的车轮推进到了体现近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中国近代史。
(二)“放眼看世界”标志着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思想的开端
中国历史既已跨入近代,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他的爱国已经突破了古代“家国一体”“忠君爱国”中的“国”,而将 其赋予近代的意义;也已不是拘泥于传统的主战和求和、爱国和投降之争,其眼光已是面向世界,其方略也已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高度的爱国精 神,不仅贯穿了他一生,成为他生活的主线和全部思想的核心,而且其爱国精神已经融入他的视野、他的格局、他的心胸和他的心性,这也正是林则徐思想光辉之所在,也因此标志着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思想的开端。
三、相似的政治境遇与跌宕人生
司马迁《屈原列传》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这评论同样适用于李纲、朱熹、林则徐三人, 同样概括了他们的政治境遇和人生态度。只不过,这三位“一世伟人”忠有余,怨无多,坚守不变的还是那种爱国情感和那颗为民之心。
(一)屡遭贬谪的政治人生
如上所述,李纲、朱熹、林则徐都是做过诸多彪炳史册的大事、好事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李纲指挥第一次东京保卫战,险中获胜,功莫大焉,但战后不久就遭贬谪。他一生“数经忧患”,两度为宰相,四任为将帅,但旋任旋贬,虽官至宰相也难免被外放,真乃“壮志未酬身先死”,其中贬谪海南是他平生遭受的最沉重的一次政治迫害。林则徐领导的伟大壮举 “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重要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行动,是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但他随后即被腐败、软弱的清廷革职查办,发配新疆。不仅“虎门销烟”是壮举,林则徐一生遍历地方,都是治绩卓著,最后却病逝于赴任途中的潮州普宁。朱熹也是仕途挫折,既被韩侂冑“褫职出朝”,又被御史攻击为“伪学之魁”,最后只好归建阳讲学著述。
(二)九死无悔的政治品格
李纲、朱熹与林则徐的政治境遇都是令人同情的,但他们在遭受政治打 击后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却是使人感佩的。李纲总是身处逆境,不忘忧民,即使从海南贬谪归来后,他仍然表现出爱国精神和报国之志,以天下为己任之心决不因此而改变。这充分体现出他坚定的政治品格、执着的人生信念和顽强的生命意志。朱熹晚年卷入“庆元党禁”的政治斗争,被攻击为“伪学之 魁”。但他在被革职返乡后,仍然矢志不移地坚持传播其理学教化。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全身心注释《楚辞》, 《楚辞集注》便成为朱熹的绝笔。林则徐、 禁烟的正义之举反令具被贬谪,平添一份报国无门的悲愤,但他仍然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他在前往新疆伊犁途中的西安与妻子依依惜别时,写了两首诗《赴戍登口占示家人》,其中第二首中“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也是林则徐满腔爱国主义情怀的浓缩和写照。
四、渊学同辙的宅心仁者、鸿学大儒
(一)从小耳闻目睹民间疾苦
李纲是在内有政治混乱、外有异国入侵的戎马生涯中成长的。他在十八 岁之前,都跟随作地方官的父亲辗转于各地;十九岁到二十一岁,在家乡为母亲守孝三年。家庭和进入青壮年这一段经历,给李纲以充分的读书条件;转徙各地,又使他经常接触社会,得以切身感受民间疾苦和国家危难, 同时对群众的力量也有所认识。朱熹大半生都生活在乡村之中,又曾做过主薄这样的小吏,林则徐也一直是外派地方任职,他们都非常了解下层人民的活动,对百姓的困苦给予同情和关心,并由此产生对国计民生的担忧,林则徐在江苏治理水利期间就提出“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上海 中华书局)的主张。
因此,或是朱熹组织的赈灾救荒,或是林则徐进行的兴修水利,只要是 能使百姓安居乐业的一切事务,他们都尽心尽力。朱熹还被宋孝宗皇帝称赞道:“朱熹政事确有可观。”(《宋史·朱熹传》)
(二)长期的“家国天下”、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灌输
梁启超先生在《儒家哲学》中说:“中华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 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开儒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 P106)李纲、朱熹、林则徐三人都是自幼凭 着聪颖和苦读,通过科举入仕。在视儒学为道统的封建社会,他们从莘莘学子到封建士大夫,接受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教育。如朱熹作为南宋的理学大师和儒家道统思想集大成者,他身上所凝 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首先基于儒家、理学家自身的修身要求。他始终秉持 忠君爱国、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不畏权贵的道德操守。面对当时政治危机异常严峻的形势,他是以饱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试图用高扬爱国精 神来为抗击金军的社会服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这就是儒家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的精髓之所在。
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李纲、朱熹、林则徐树起了爱国精神的三座丰碑,其光辉所照,永远昭示着后人。在当前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我们仍要坚持传承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学英雄,立国魂,树气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作者简介:
马照南,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委文明办原主任、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游炎灿,福建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叶必华,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处长、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