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学术研究”专题·
论李纲的爱国精神
徐晓望
李纲是宋代著名的大臣,在南北宋之交的动荡时代,他组织民众抗金,使金国南下战略遭到挫折。李纲一生实践了儒家“以民为本”的原则,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忠诚于国家,不管受到什么打击,他都不改报国之志,他的努力为南宋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一、李纲的事业及其与福建的缘分
李纲(1083— 1140),字伯纪,号梁溪先生、梁溪居士,福建邵武人。李纲的“行状”描述李纲的长辈:“曾大父、大父隐德不仕行义,为乡闾所宗。“可见,当时李家的祖先是邵武的一个富室。李纲祖父曾迁居江南无锡。而李纲的父亲李夔是一名高材生,曾以第一名考入国子监,后为进士。李纲生于元丰六年(1083),其时李夔在秀州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任县尉。数年后,李纲之父任职建州松溪县(今属福建省南平市)县尉,所以说,李纲与 松溪是有缘的。李纲三十多岁时的诗写道:“一别闽山三十年,重来相见两依然。烦师录示当时语,犹喜曹溪一派传。”(李纲《梁溪集》巻七,律诗三,天宁老齐珏录庆余师开堂疏见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页)可见,李纲对其幼年在闽中之事是有记忆的。《李纲行状》记载,沙县名臣陈瓘在李纲幼小之时就很看重李纲,他有可能是在松溪看到早年的李纲。在松溪县尉任上的李夔受到名臣吕惠卿(泉州惠安人)看重,后来随他来到西北的延安。李夔多次为吕惠卿出谋划策,受到朝廷嘉奖,官至平江节度判官等职。李纲随父踏上西北战场之时,曾经骑马巡城, 以鼓励将士的士气。在金兵南下之际,李纲敢于对国家大事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与其早年的生活有关。他的父亲李夔是一个典型的谋士,李纲也继承了这一特点。李夔晚年任闲职,居于无锡梁溪之畔。(杨时:《龟山集》巻三十二,李修撰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页)李纲在无锡的家应当是比较有钱的。李纲母亲去世时,他在无锡守孝三年,曾经“手植松柏数十万”( 李纲:《梁溪集》附录,行状,第2页) 。没有雄厚的资本,不可能有此大手笔。政和二年(1112),李纲中进士,朝廷授其职相州(今河南安阳)教授,李纲辞以父老未赴。政和五 年(1115)任监察道御史。他批评宰相任用私人,气愤之下,在众人面前以笏 击之,结果被转调尚书比部员外郎,这是降级。政和八年(1118)李纲任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官。宣和元年(1119)李纲上书言事,触犯权臣被降一级。 隔一年,李纲再次上书,结果又被贬一级。转任沙县税监。这是李纲第一次遭贬职。实际上,正直的李纲得罪权相,却受到官场舆论的欢迎。人们称赞李纲为“凤鸣朝阳”。李纲遭贬,一路辗转穿过其父亲曾经任职的建州,来到南剑州今属福建南平市的沙县。不过, 因其父亲在建州的官声很好,而且南剑州是名臣陈瓘、杨时等人的家乡,各位元老给李纲许多鼓励。“了斋(陈瓘,沙县人)闻之, 以书至先卫公(李纲之父) 曰:伯纪所言天下亦有非之者乎,天下莫有非之者则其言也当矣。使不当其可天下岂有不非之者乎!”(李纲:《梁溪集》附录,行状,第4页) 陈瓘是当时朝廷的名臣,官职不算高,影响却不小。他对李纲的肯定,对李纲的声誉是有帮助的。其时,李纲的父亲李夔尚在世,他在朝廷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宣和二年(1120)李纲复职承事郎,宣和三年(1121)任宣教郎。之后,因方腊之乱,他随父亲避难海陵(今属泰州,在长江北岸)。方腊之乱平定后,他奉父亲回到无锡,父亲因病去世,葬于无锡。当时李纲是请杨时(南剑州将乐县人)写的墓志铭。不久,李纲升任太常少卿。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兵南下,李纲上疏建议宋徽宗禅位太子,于是,宋钦宗立,改年号靖康,召集天下兵马于开封城。靖康元年(1126)李纲出任京城四壁守御使,终退金军。此后李纲又出任河东北宣抚使,组织北方抗金义军,不久因主战费财等原因,被罢免官职南迁。其后,金兵再次南下, 宋徽宗与宋钦宗被俘北上,北宋亡。宋徽宗子端王赵构应军民要求即位,建立南宋,是为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 侍郎,当时人称“首相”。他是南宋初期抗金派的旗帜,多次遭受主和派的排挤,为相仅75天,便转任闲职,一度遭贬海南岛。
建炎四年(1130),李纲四十八岁,是年,他离开岭南北上,携家返回邵武。不久,又因为范汝为起义, 闽北大乱,李纲领家人东下长乐(此处应指福州,福州在唐代名为长乐郡)。次年(绍兴元年1131)到杭州复职,任资政殿大学士。其后数年,李纲经常出任某地大使,处理地方重要事务,例如当年出任湖南安抚使。不过,每次主要任务完成后,李纲又转任闲职。因此,李纲经常在朝廷和地方往来。李纲自认为是邵武人,他多次来到福建境内。绍兴三年(1133),李纲入闽游武夷山与长乐(应指福州)。绍兴八年(1138),李纲再次到福州,寄住于仓山楞严寺的精舍。同年,他派人“置义庄于邵武”。义庄是将田地出租的收入作为李氏家族公产,按年接济李氏子孙。可见,他的意思是让子孙定居于邵武。绍兴十年(1140)正月十一日,李纲病逝于福州仓山,享年58岁。朝廷赐葬于荆溪镇(今隶闽侯县)大嘉山南麓。朝廷赠给李纲 的荣誉职务是:太师、陇西开国公,谥号“忠定”。因此,后人常称之为“李忠定公”。
从李忠定公李纲的历史来看,他们的家族确实长期居住于福建的邵武, 直到李纲曾祖父和祖父时期,李家在邵武都很有名。虽说李纲的祖父迁到无锡,但他早年是在邵武度过的,并且在当地有一定名气。李家迁到无锡之后,并没有中断与福建的联系。李纲的父亲李夔与福建之缘颇深,其一,李夔曾在松溪县做官,并得到好评;其二,李夔在松溪认识了原籍惠安的吕惠卿,并得到吕惠卿的赏识,后在西北前线扬名;其三,李夔有陈瓘等闽籍好朋友。李纲做官第一次遭受贬谪,是被流放到福建的沙县。当时的沙县理学发达,李纲在这里遇到了知音,为其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比方说,李纲的好友有杨时等人。南宋建立后,李纲有时受重用,有时被放闲,或是贬谪。在此期间,李纲多次入闽,多次借寓福州(唐代的长乐郡)。于是,李纲渐有还乡定居的打算,事实上,他曾一度返回邵武。后因范汝为起义造成的动乱,不得已迁到福州。晚年,李纲特意在邵武设置了义庄,这是李纲想让子孙定居邵武的证据。李纲长期借居仓山的佛寺,死后葬于福州近郊的荆溪镇山上。
李纲死后,他的家族长期定居邵武。朱熹年轻时出游邵武,曾经到李纲后裔的家中做客。朱熹对李纲推崇备至,称赞李纲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人物。李纲的身上体现了传统儒家的爱国精神,永远值得纪念和继承。
二、李纲以爱国主义为归宗的敬职精神
李纲在爱国精神的指导下,体现出敢于承担责任的积极精神。历代政坛上的人物,有的尽心尽责,有的应付塞责,这与他们的思想境界有关。金兵南下之前,李纲的职务仅是太常少卿,这只是一个负责礼节的中级官员,当时人人都认为这个职务是闲职,平常事务不多,但没有儒学修养做不了。能做这一事务的人,大都只管本职工作,对朝廷具体事务不感兴趣。这类人在朝廷中很多,大都是混水摸鱼,过一天算一天。一旦大难来临,多随波逐流,没有主见,只是奉命行事,如同行尸走肉。李纲对国家事务的关心,使其凡事都有自 己的主张,从而能在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得到采纳。李纲平时居于闲职,却一直关心国家大事,为振兴国家而读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对政治形势成竹在胸,一旦政局有什么变化,他马上就提出可以执行的应对政策。这不是普通官员所能做到的,和他一贯重视学问有关。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后,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见时局危难就退缩,而是积极筹划应对办法。李纲总是承担最危险的任务。当守城成为第一要务时,他担任京城四壁防御使,负责开封城的守御工作。金军退往北方后,他又出任河东,河北宣抚使,积极组织河北抗金义军。这都是务实的困难工作,他人常是推卸责任,不愿就职,他出于责任心,不是推辞而是尽力做好,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果。回顾当时形势,宋朝若是多一些负责任的官员,本来是可以挡住金兵入侵步伐的。北宋的失败,在于官员大多务虚而不务实,真正遇到问题时无力解决。在出任宰相级的官员之前,李纲在中下级官员的职务上历练多年,保持着勤恳做事的精神, 因此,他虽然一时得罪宰相,却受到周边正直之士的赞赏,最终得到决策者的理解。
李纲爱国主义的敬业精神还体现于以民为本的服务精神。以民为本是儒家文化传统精神, 国家建立在民众拥护的基础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秦朝与隋朝覆没的教训,使统治者开始畏惧民众的力量。秦朝是以往三千年以来最强大的国家,隋朝被称为历史上国家力量最强大的朝代,秦隋之强, 曾让周边国家畏之如虎,秦朝从长江向南扩张,将南海周边许多国家都纳入秦朝的领土;隋朝除了向东用兵外,还曾西进和南进。南下的隋军超越了汉朝马援立下的碑刻,一度与隋朝官员失去联系。西进的隋军打败强大的突厥武装,在西域有广大的影响。在财力方面,隋朝留下的粮仓,可以供应唐朝早期数十年的粮饷。可是,秦隋官府聚拢了那么多的钱粮,却没有考虑到当时民众的生存问题,导致民不聊生,揭竿而起, 国家陷入战乱而灭亡。因此,隋唐以后,官府就要求官员以民为本,要考虑民众的利益。这就是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以儒家思想指导的官员,就是以“以民为本”为基本思想。做一任地方官,要考虑为民众做了什么,有没有为当地民众兴修水利,有没有调整赋税减轻民众的负担,有没有改良当地的治安,等等。由于儒家的影响,这些为民做事的项目被列入地方官考核的标准。宋朝以文官为地方官,又建立了儒家宗旨的考核标准, 以此选拔优秀官员。那些敢于任事而且有成绩的官吏被一层层选拔出来,给政府注入了改革的力量,这是总体设计的成功。也为近一千年中国的政府机构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李纲早年曾因事上奏朝廷,提出《论水灾事乞对奏状》,他在文章中批评了朝廷大臣不负责任,得罪了一些大臣。因此被贬到南剑州沙县去做税监。从中央机构被贬到地方任职,李纲在仕途上受到重挫,但他并没有气馁。晚年李纲在福州闲居,他并没有完全休息,有空时他会关心当地的社会时弊。在儒家的推动下,宋代福建建立了“举子仓”和“社仓”,其目的是救济社会。所谓举子仓,是为了改变当时溺婴的习俗,给那些多子女的家庭一些补贴,让他们保留新生婴儿。社仓又叫惠民仓,主旨是救济平民,在缺粮的春夏季节以稍高的价格出售粮食,到了秋天收获之后,又以低价购取粮食,补充粮库。历史学家认为,宋朝以来的文官体制, 比唐五代 时期的藩镇体制更有利于民众发展,其关键在于:藩镇时期,军阀只顾敲诈百姓,增殖个人财富,而宋朝的文官统治至少在理论上以民为本,能为民众做些好事。这是一个巨变。这种变化也使宋朝有了一丝现代社会的气息,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宋代的中国,经济与文化超越世界几个世纪,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在宋朝存续的几百年里,尽管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如果有选择,他们更愿意生活在宋朝管辖的区域里。这是对宋朝的认可。
三、李纲以身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李纲的爱国精神首先体现在以身许国的报国精神。李纲年轻时只是一个 普通的读书人,却有强烈的报国愿望,很早就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李纲的文集是《梁溪集》,该书收录于四库全书,并有多种版本保存至今。李纲是宋代儒家出色的代表,他从小就受到儒学教育。从李纲早期的文章来看,他一直关心国家大事,研究怎样解决民生问题。因此,一旦国家遇到大难,他不是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为国家承担最困难的任务,不计利害。
政坛原是最需要献身精神的地方。应当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培养高尚的情操,为国家做出贡献。儒家一直强调政坛人物一定要有献身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林则徐的名言说尽了儒家尽忠报国的精神。
从孔孟以来,这种献身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儒者,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担负起民族的重担,在历史转折时期捍卫了国家和民族,有了他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走到今天。有了他们的贡献, 中华民族才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传承古文明的国家。李纲的爱国精神体现于忠于职务、严守官员节操的敬职精神。在国家巨变之际,有许多人立场动摇,转投新朝做官。这是儒家思想所不容许的。儒家思想认为,君子应许身报国,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文天祥被元朝军队俘获后,忽必烈很想招降他。忽必烈雄材伟略,位列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在历代帝王庙中给其留了一席位置。忽必烈提出给文天祥宰相的待遇,他以同等的待遇招降了宋朝宰相留梦炎等人,不信文天祥不降。然而,文天祥就是不肯投降。他所坚持的原则就是儒家思想中的“忠臣不事二主”,从而给中华民族树立了忠于职守的最好榜样。李纲时代,宋军几乎是百战百败,失去信心的人大批投降金朝。李纲却是屡败屡战。不管前线部队遭受怎样的挫折,不管多少坚城被攻克,不管财政有多困难,他都以百折不饶的精神动员所有的力量抗金。也许有人以为这些努力都是白费的,实际上,南宋能够生存下来,就是靠北方此起彼伏的义军,这些义军的活动,多次迫使金军后撤去保护主要交通线。于是,金军南下的计划总是被拖延,直到最后失去行动的决心。南北宋之际,金朝人觉得中原大地很难管理,与其自己管,不如将其交给汉人傀儡管,但这些被金朝当作傀儡的汉人也不甘心,他们又将政权交给南宋,这才有了南宋政权。这也是南宋最终能够在南方存续下去的重要原因。所以,北方抗金将士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
李纲的爱国精神更表现于对祖国的忠诚,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他都矢志 不渝,坚持为理想而奋斗。在国家大义面前,他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这一类人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不论遇到什么大难,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人站出来,不惜生命,为国家而战。这是儒家传承的意义,也是我们的幸运。
今天我们纪念李纲这样的英雄人物,就是要继承李纲、朱熹、文天祥、林则徐一脉相承的爱国精神。未来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中华民族都要团结在一起,捍卫我们的生存权利。在这个地球上,有横行霸道的人,有企图侵占中国的人,我们都无所畏惧。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能战胜所有的敌人。
作者简介:中国经济史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