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学术研究”专题·
试论朱熹对李纲的评价
陈支平
一、朱熹对于李纲功业的赞誉
朱熹在其论著，尤其是《朱子语类》一书中，不少地方是引述他人的评 说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对这些评说，如果朱熹没有特别的反对，基本上可以 看成是赞同的。因此在本篇论述朱熹对于李纲的评价时，本人即是作如是观。至于朱熹在其论著中亦注明他人所论出处，本文为了叙述方便，就不再一一列出。
在《朱子语类》一书中，朱熹对北宋末、南宋初的朝中大臣，评价最高 的是李纲、张浚以及赵鼎这三人。《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云：“魏公（张浚）才短，然中兴以来，要为者只李（纲）、张（浚）二公。”（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32页，中华书局2020年4月《理学丛书》第二版下引同书，只注页码）在《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朱熹复云：“言过江以来，非李伯纪、赵元镇（鼎）、张魏公（浚）三人也，立不住。”（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
编《朱子语类》第3876页）
在《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中，朱熹还对李纲、赵鼎和张浚三人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他写道：
大事竭力向前，则赵公不如张公。张公虽是竭力担当，只是他才短虑事 疏处多，尽其才力，方照管得。若才有些不到处，便弄出事来，便是难。赵公 也是不谙军旅之务，所以不敢担当。万一虏人来到面前，无以应之，不若退避 耳。或问赵忠简公与魏公材品如何？ 曰赵公于军旅边事上不甚谙练，于国事人 才上却理会得精密，仍更持重，但其心未必如张公，辨得为国家担当向前。自 中兴以来，庙堂之上，主恢复者，前有李伯纪，后有张公而已。但张公才短处 事有疏略处，他前后许多事，皆是竭其心力而为之，少有照管不到处，便有疏脱出来。（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43页）
从以上评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朱熹认为李纲、赵鼎与张浚三人，还是以 李纲的才能和任事为最佳，堪称中流砥柱。《朱子语类》同卷中还有这样的文 字：“问中兴诸相。曰：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扶得东 边，倒了西边；知得这里，忘了那里。赵忠简却晓事，有才，好贤乐善，处置 得好，而大义不甚分明。李丞相大义分明，极有才，做事有终始，本末昭然可 晓。只是中间粗，不甚谨密，此是他病。然他纲领大，规模宏阔，照管得始终本末，才极大，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32页）
金兵南侵之时，宋朝君臣一退再退，全然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和准备。
即使对投靠金兵的刘豫部，宋朝官兵亦不敢有所抵御，望风而退。在这危难时刻，只有李纲一人敢于挺身而出，主张抗战。《朱子语类》卷一三三云：“刘豫来寇，朝廷只管谋避计。李伯纪云： 自南京退维扬，遂失河东；北自维扬退金陵，遂失京东西；一番退一番失，设若是，金人来柰热不得，亦着去，不能久留。今又只是刘豫，只是这边人，渠得一邑守一邑，得一郡守一郡，如何只管远避？”（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900-3901页）
靖康之变后，赵构在南京继帝位，号称高宗。高宗初立，纲纪混乱，在金兵的压迫之下，不断南迁。先后徙至扬州、建康、杭州、越州等地，最终在 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杭州），称“行在”。此时虽然李纲一再受到朝中其他派别的官员排挤，但是大敌当前，鉴于李纲的才能和担当，宋高宗一度起用李纲为相。《朱子语类》如此记载当时的情景：
当时议论，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时，颜岐之徒论列，谓张邦昌虏 人所厚，不宜疏远；李纲虏人所恶，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语极好，云如朕之 立恐亦非虏人所乐。遂得命召不寝。曰：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 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如僭窃及尝受伪命之臣，方行诛窜；死节之 臣，方行旌恤。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是时恰限 撞着汪、黄用事，二人事事无能，却会专杀。如置马伸于死地，陈东、欧阳彻之死，皆二人为之。（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30-3831页）
正如朱熹所描述的那样，宋高宗登基之初，朝中君臣忙于逃跑、疲于奔命，新朝建立，一片混乱，幸而有李纲出来主持大局，方成“朝廷模样”。但是万分可叹的是，李纲虽勇于任事，却遭到多方忌恨，不久被罢相去位，徒有一腔热血而已。而其他无能之辈及奸佞之徒，却窃取高位，为所欲为，败乱朝政。李纲逝世后约四十年，朱熹应李纲之孙盛情邀请，为《丞相李公奏议》撰写后序，该后序略云：
呜呼！宣和、靖康之变，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时人物，故丞 相陇西公者，其所谓能弭是乱之人非耶？盖闻政、宣之际，国家之隆盛极矣， 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举朝相顾，莫有敢以变异为言，公独知其必有夷狄兵 戎之祸，上疏极言，冀有以消弭于未然者，不幸谪官以去。而间不七年，虏骑 遂薄都城，公于此时，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余，出负天下山岳万钧之重。首 陈至策，而徽宗决内禅之计；继发大论，而钦庙坚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 强虏。然自重围即解，众人之心无复远虑，而争为割地讲和之说，以苟目前之 安。公独以为不然，而数陈出师邀击之可以必胜，与其得气再入之不可以不 忧，则谗间蜂起，远谪遐荒，而不数月间，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庙 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为己任。诛僭逆，定经制，宽民力，变士风，通下 情，改弊法，招兵买马，经理财赋，分布要害，缮治城壁。建遣张所抚河北， 傅亮收河东，宗泽守京城，西顾关陕，南葺樊邓。且将益据形便，以为必守中 原，必还二圣之计。然在位才七十余日，而又遭谗以去。其在绍兴，因事献 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强自治之意，而深以议和退避为非策，恳扣反复，以终其身。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24，第3656-36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朱熹的这篇后序，可以说是扼要准确地叙述了李纲一生的道德功绩。这 里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父亲朱松也对李纲十分崇敬，他给被放逐的李纲写过《上李丞相书》，云：“靖康、建炎之初，群邪并进，争为误国之计， 以售其 奸，独仆射所建白，皆天下国家，所以安危之大计。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言不用，又放窜而滨于死，且身虽流落，而益尊；食祠官之禄，优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无杀生赏罚之柄，而天下之善类，有勠力王室之心者，皆以为归。“（朱松：《韦斋集》卷九）
二、朱熹对李纲受屈的辨诬
北宋中后期政治上的最大弊端，是朝中臣子结帮拉伙、党争不已。此敝至北宋末、南宋初犹然。朝中偶有一二任事之臣勇于更张改革，马上就有一众反对之臣群起而攻之，极尽攻讦诬蔑之能事。李纲的仕途经历正是如此。当李纲受命守卫太原之时，虽屡挫金兵，但朝中反对之臣无端生事攻讦。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卷十中有云：
太原诸郡皆告急矣，太学生伏阙乞留李纲，种师道军民从之者数万人。执政虑其生乱，引高欢事揭榜于衢，且请以礼起邦彦。公言士民伏阙诟骂，大臣发其隐慝，无所不至，出于一时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李邦彦首画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质亲王以主和议，罢李纲，而纳誓书。李邺奉使失辞，惟敌言是听，此二人者，国人之所同弃也。今敷吿中外，乃推平贼和议之功，归此二人，非先王宪天自民之意，宜收还榜示，以慰人心。邦彦等既罢，赵野尚存。公复言野昔尝建言请禁士庶以天王君圣为名者上皇，后以为谄谀之论，废格不行，而野犹泰然不以为耻，乞赐罢。（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12，第1051页）
朝中奸佞之臣的攻讦，导致李纲与宋钦宗之间产生了政治矛盾，《朱子语类》卷一二七中这样写道：
所有前降旨挥，更不施行。当时只缘绍述做得如此了，犹且不悟。故李 伯纪煞与钦宗论说，但却不合。因纲罢，而太学生及军民伏阙乞留之，自后 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方围闭时，降空名告身千余道，令其便宜补授，其官上至节度使。纲只书填了数名小使臣，余者悉缴回。而钦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渐不可长之语。如此教人如何做事？ ……自汉唐来，惟有本朝臣下最难做事，故议论胜而功名少。（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723页）
《朱子语类》卷一三一复记云：
李伯纪，徽庙时，因论京城水灾被出。后复召用，遂约吴敏劝行内禅事。李恐吴做不得，乃自作文，于袖中入，吴已为之矣。后钦宗即位，用之。 一日，闻金人来，殿上臣寮都失措，皆欲作窜计。李叩 门入论，门止之。 钦宗闻之，令引见，力陈御戎之策，忠义慨然。上大喜，即擢知枢密院事。李英爽奋发，然性疏用术。钦庙用督太原师，适种师中败，遂得罪。太上登极， 建炎初召。汪黄辈云：“李好用兵，今召用，恐金人不乐。”上曰：“朕立于此，想彼亦不乐矣。”遂用为相。后汪（伯彦）、黄（潜善）竟使言官去之，在相位止百余日。(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723页)
在奸佞之臣的挑拨之下，宋钦宗甚至认为李纲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朱子语类》中有这样的记述：“黄仲本言于先生曰：‘李伯纪一再召，乃黄 潜善荐也。途中见颜岐言章，遂疑潜善为之。李入国门，潜善率百官迓之，李默不一语， 因此二公生隙。’又曰：‘上云李纲孩视朕。’先生曰：‘李丞相 有大名，当时谁不追咎其不用， 以至于此？上意亦须向之。潜善因而推之，背后却令颜岐言之，情理必是如此。仲本是其族人，不欲辩之。’”(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723页)
当金兵大举南侵时，宋朝的军事依仗主要是西部军事世家种师道、种师中， 以及姚古家族率领的军团。李纲被临时委派为太原等地前线军事总指挥， 恰好是在西部军团姚、种两家前线战事受挫的关键时刻。面对前线军事受挫，朝廷君臣不讨论如何改变策略，严阵以待，而是相互指责。一班原来就对李纲忌恨的臣子乘机把姚、种二军受挫的责任推到李纲的头上，致使李纲无辜受屈。《朱子语类》卷一三○中朱熹对李纲的受屈进行了辩驳，他写道：
如姚平仲劫寨，则以为出于李纲之谋；种师中赴敌而死，则以为迫于许 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按纲除知密院，辞免札子云：“方修战具，严守备，以俟援师，乘便迫虏，使进不得攻，退无所掠，势穷而遁，候其渡河，半济而击，胜可万全。而平仲引众出城，几败乃事。然平仲受节制于宣抚，不关白于行营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师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实无所与。”时执政如耿南仲辈，方极力沮纲，幸其有以借口，遂合为一辞，谓平仲之出，纲为其谋。师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按《中兴遗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师中军真定，进兵解太原围。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间来突。师中欲取银赏军，而辎重未到，故士心离散。又尝约姚古、张灏两军同进，二人不至，师中身被数创，裹创力战又一时，死之。朝廷议失律兵将，中军统制官王从道朝服而斩于马行市。”脱如所书，则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战，固为有罪。师中身为大将，握重兵，岂有见枢府一纸书，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敌以死！此二事盖出于孙觌所纪，故多失实。（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22-3823页）
关于姚军冒进受挫之事，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姚平仲者，西北陕西军团姚古之子，屡立战功。陕西军重世将，种氏和姚氏都是世代将门，种氏、姚氏素为山西巨室，两家子弟不相上下。时平仲之父古帅熙河， 以兵入勤王。平仲恐功名会独归于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战，有怨言，一日遣使五辈，趣师道进战。师道言：过春分节可击。是时相距才八日，盖俟其弟师中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金营，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归。故师道言不用。既而平仲谋泄，虏先事设备。至是平仲率步骑万人，夜劫虏寨，反为所败而还。显然，姚平仲此次之败，主是因为姚平仲贪功冒进所致，李纲对于姚平仲的行动毫不知情。故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明白指出，“纲实不知”。
至于陕西军的另一劲旅种师中之失，其主要原因是宋军前线的战役布置 没有得到确实的贯彻，各军配合未能及时跟上，致使种师中一军孤军奋战，师中不幸阵亡。当时，金兵攻太原未下，皆命银术可留兵围之。招讨都监（耶 律）马五饭水。节度使耿守忠等败宋黄迪兵于西都谷，所杀不可胜计。宋樊夔、施诜、高丰等军来救太原，分据近部，银术可与习失、盃鲁、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于太谷。宋兵据太谷、祁县，阿鹘懒、（完颜）拔离速 复取之。种师中出井陉，据榆次，救太原，银术可使斡论击之，破其军。（完颜）活女斩师中于杀熊岭。进攻宋制置使姚古军于隆州谷，大败之。此次失败 的关键，当然是种师中一路。宋方记载称“枢密许翰怒其不进，檄书一日六、七，至有“逗留玩敌”之语，且责必解围太原赎罪。师中叹曰：“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 即日办严，约古及张灏俱进， 辎重赏犒之物，皆不暇从行。后来对许翰的劾奏和处罚，也指责他“懦弱寡谋，而好谈兵，辄以逗挠不进，移文督责，令出师以赎过。师中素刚，不受迫促，翰从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万死，以决一战，卒至败绩”。
陕西军团的此次失利，李纲以一位文官临时担任前线总指挥，实不知 情，但是宋钦宗听信谗言，归罪于李纲。朱子在《朱子语类》卷一三O中还这样评述道：
问围城时，李伯纪如何？曰：“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余，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问姚平仲劫寨事，是谁发？曰：“人皆归罪伯纪，此乃是平仲之谋。 姚、种皆西方将家，师道已立功，平仲耻之，故欲以奇功取胜。及劫不胜，钦庙亲批，令伯纪策应。或云当时若再劫,可胜，但无人敢主张。”问种师中河东之死，或者亦归罪伯纪。曰：“不然。尝亲见一将官说师中之败，乃是为流矢所中，非战败，渠亲见之，甚可怪。如种师道方为枢密，朝廷倚重，遽死，亦是气数。伯纪初管御营，钦庙受以空名告身， 自观察使以下使之自补。师退，只用一二小使臣告。 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渐不可长。’及遣救河东，伯纪度事势不可，辞不行，御批云：‘身为大臣，迁延避事。’是时许松老为右丞，与伯纪善，书‘杜邮’二字与之，伯纪悟，遂行。当危急时，反为奸臣所使，岂能做事？”问种师道果可倚仗否？曰:"师道为人口讷，语言不能出。上问和亲，曰：‘臣执戈以卫社稷，不知其它。’遂去，不能反复力执。大抵是时在上者无定说，朝变夕改，纵有好人，亦做不得事。”(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21-3822页)
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对于李纲的此次受屈，多次予以辨诬。还说：“王及之、王时雍、刘观诸人附阿耿南仲， 以主和议。后窜岭表，尤衔诸公。见李伯纪辈，望风恶之。 …… 姚平仲劫寨事，李伯纪不知。”(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23页)
对于李纲屡屡受屈，朱熹十分感慨，他在《朱子语类》卷一三O中写道：
天下不可谓之无人才，如高宗初兴，天下多少人才，自是高宗不能尽举 而用之。未说士大夫，只盗贼中有几个人才，朝廷既不能用，皆散而为盗贼， 可惜！宗泽在东京，煞招收得诸路豪杰、盗贼，力请高宗还都，亦以图恢复。 被汪、黄谗谮，一面放散了，皆去而为盗贼。当初高宗能听宗泽、李伯纪辈， 犹有少进步处。所以古人云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怪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 又无粮食与他吃，教他何如得？其势只得散为群贼， 以苟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才，可惜！可惜！(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26页)
然而，朱熹的这种感叹，正是宋朝的政治积弊所在，也是宋朝始终无法 恢复江北河山的症结所在， 即使是朱熹，也是回天无力！李纲死后约四十年，朱熹为李纲的《丞相李公奏议》作后序，他十分感慨地写道：
呜呼！天之爱人，可谓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变，而迫于气数屈信消息 之不齐，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于乱。然于其乱也，亦未尝不为之预 出能弭是乱之人，以拟其后，盖将以使夫生民之类，不至于糜烂泯灭、靡有孑 遗。而为之君者，犹有所恃赖凭依，以保其国，是则古今事变之所同然，而天 之所以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顾尝论之，以为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 则都城必无围迫之忧；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用于建炎，则中原必 不至于沦陷；用于绍兴，则旋轸旧京，汛扫陵庙，以复祖宗之宇，而卒报不共 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岂使王业偏安于江海之澨，而尚贻吾君今日之忧哉！ 顾乃使之数困于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岂天之爱人有时，而不胜夫 气数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浅，而其相推相荡，固有以迭为胜负之势，而至于然欤！呜呼，痛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24，第3656-3658页）
有这种感慨的何止是朱熹一人？后世之人重温北宋末、南宋初的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时，何尝不是如此感叹！
三、朱熹兼论李纲与张浚、蔡京的关系
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朱熹对于北宋末、南宋初朝中大臣的评价， 以李纲和张浚二人为最高。但是事实上，当李纲初入朝中执政时，张浚对于李纲的做法并不认同，甚至还上奏吁请罢免李纲。起因是李纲清算奸臣张邦昌时，连带斩杀宋齐愈。张浚认为宋齐愈罪不至死，遂上折攻讦李纲。《朱子语类》卷一三一记此事云：
其时正诛叛人，遂以宋尝令立张邦昌，戮之。当时人多知是立张邦昌， 间有未知者，宋书以示之。及刑，人多冤之。张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蜀人。
当时模样，亦是汪、黄所使人。魏公亦汪、黄荐。李罢相，乃魏公言罢也。（ 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26页）
《朱子语类》同上卷中复云：“魏公论李丞相章疏中，有‘修怨专杀’ 等语，似指诛宋齐愈而言，何故？曰：宋齐愈旧曾论李公来，但他那罪过亦非小小刑杖断遣得了。”②但是随着张浚对李纲的认识增长，张浚意识到李纲是真心为了国家和民众， 因此改变了态度，与李纲的政治合作日益密切，最终一道成为这一时期不可替代的名臣。《朱子语类》记述张浚的这一政治转变时说：“问魏公何故亦尝论列李丞相？ 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黄，后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转。后居福州李公家，于彼相得甚欢。’”（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30页）
朱熹在《晦庵集》中，曾撰写有《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一文，对张浚的一生予以极高的评价。在这篇行状中，朱熹提到了张浚与李纲从误会到相互信任的过程：
逆臣张邦昌乘时窥僭，公逃太学中，闻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即位南京，星夜驰赴。至即除枢密院编修官，改虞部员外郎。会上以初履宝位，登坛告天，公摄太常少卿导引。上见公进止雍容静重，心重之，即欲大用。诘朝以语宰执，时中书侍郎黄潜善尝在兴元，知公治绩，因称述焉。上简记，他日除公殿 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纲以私意论谏议大夫宋齐愈，腰斩。公与齐愈素善，知齐愈死非其罪，谓上初立，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恐失人心。既入台，首论纲，罢之。驾幸东南，道途仓卒，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军人劫掠作过，逼逐左正言卢臣中坠水死。公以虽在艰难扰攘中，岂可废法如此？
奏劾世忠擅离军伍，致使师行无纪，士卒散逸为变，乞正其罚。……时渡江大赦，独李纲以言者论列，贬海外不放还。公论奏逆党如吴开、莫俦顾反得生 归，纲虽轻疏，亦尝为国任事，乃不得叙，天下谓何？上用公奏，纲得内徙。始，公尝论纲罪，至是独为伸理，其用心公明，无私好恶类如此云。（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24，第4355-4370页）
李纲和张浚二人之所以被朱熹誉为名臣，正是他们二人能够不计个人恩 怨， 以国家大局和民生安危为怀。这种品德操守，在当时政局混乱、朝臣拉帮结伙相互攻讦的大环境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李纲作为一位文人出身的大臣，不免也存在某些才能上的缺陷，特别是在典兵事体上，更多仗文臣。依倚朱熹对此亦有所指出。如在《朱子语类》中说：“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轻浮。相于南京时，建议三事，借民 间钱。”（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29页）这或许是李纲平日里与武臣交往不多，身边所熟悉的人，还是以文臣居多。而文臣往往议论多，临阵实践少，故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中还说：“魏公才短，然中兴以来，要为者只李、张二公。李伯纪大节好，败兵事，乃当时为其所治者附会滋益之，不足尽信。李伯纪请诛张邦昌并畔者，后以结余睹事过海。李伯纪丞相为宣抚使时，幕下宾客尽一时之秀。胡德辉、何晋之、翁士特诸人，皆有文名，德辉尤蒙特顾。诸将每有禀议，正纷拿辨说之际，诸公必厉声曰：‘且听大丞相处分！’诸将遂无语。看来文士也是误人，盖真个能者未必能言。文士虽未必能，却又口中说得，笔下写得，真足以动人闻听，多至败事者，此也。”（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32页）
在《朱子语类》中，朱熹还谈到李纲与蔡京的关系。蔡京虽然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但从《朱子语类》的记述中，却可看出蔡京极其善于伪装和笼络人 才的政治手段。该事卷一三O记云： “（蔡）京之奸恶又过于（章）惇。 … … 如学校法、安养院之类，凡可以要结士誉买觅人情者，具在。 ……京为相，率皆建明，时论往往归之。至诣学自尝馒头，其中没见识士人以手加额，曰：“太师留意学校如此！”（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32页） 因此，靖康之难后，朝廷清算奸佞误国臣子，本来 蔡京是罪魁祸首，首当其冲，但是对于蔡京的处罚偏偏一延再延，终于以发配儋州了事。《朱子语类》对此事如此解说：
问：蔡京何故得全首领，卒于潭州？曰：当时执政大臣皆他门下客，如吴元忠辈亦其荐引，不无牵制处。虏人物一番退时，是甚时节！ 台谏却别不曾理会得事，三五个月，只反倒得京，逐数百里，慢慢移去，结末方移儋州。及至潭州，遂死。问：李伯纪后来当国时，京想已死否？不然，则必如张邦昌，想已正典刑矣。曰：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笼中出来底人才，伯纪亦所不免。如李泰发是甚次第硬底人，亦为京所罗致，他可知矣。（王星贤点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832页）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蔡京之笼络手段不能不说是他的政治优点之一。他所笼络的人才中， 固然有不少奸佞之徒，但是也有一些如李纲这样 具有雄才大略之士。而正是这一优点，使其“得全首领“。李纲在这件事上到底发挥了多少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大致可以猜测的，或许碍于门生之情，李纲没有对蔡京痛下杀手。幸亏有了朱熹《朱子语类》的这一记载，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窥见李纲与蔡京的微妙关系。
作者简介： 陈支平，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