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知轩与闽都文化

汪征鲁

练知轩同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感人事迹已载入福州人民的口碑，然其与闽都文化的不解之缘尚鲜为人知。我虽在任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时，因新校区的拆迁工作与时任福州市市长的练公有过几面之交，但真正认识、交往，还是在我们都退休后，一同在闽都文化研究会工作的十三年间。

闽都文化研究会组建于2011年4月，福州市委任命前市长练知轩为会长、前主管文化的副市长高翔为副会长。经高翔副会长向会长推荐，聘任我为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一当就是十三年，随即又任副会长，后一个职务在七十二岁时因规定被免除了。当时，我接过聘书，心中就有一个疑问：一辈子搞城市建设、经济工作的练知轩老市长能胜任吗？但我大错特错了。下面的叙述，以练公在闽都文化研究会的工作实践为主线，也兼及他成长过程中的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前者的内容出于笔者亲历；后者的内容根据2017年6月6日，邱然、黄珊、陈思对练知轩的采访：《“习主席思想很解放，很有担当”——习近平在福州（七）》，其文载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9年2月25日。）

创会之际，八闽各区域文化的研究程度特别是热度参差不齐，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走在前列，莆仙文化、武夷文化为第二梯队，福州文化瞠乎其后。有一些学者借福州城历来是八闽首邑的优势，提出了闽都文化之概念，以期复兴。闽都文化研究会正是以此冠名，冀乘势而上。

练公一生勇于任事，真抓实干，尤长于调查学习，博采众长。他下车伊始，首先是礼贤福州地区以及省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建立学术委员会。名单中列有：杨国桢、陈祖武、卜宪群、卢美松、李世瑜、郑国珍、钟兆云、李红岩、林国平、林庆元、陈奋武、胡沧泽、薛菁、王日根、黄国盛、刘湘如、朱双一、黄启权、林山等。一开会，大家就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练只是静静地听，不停地记。我后来发觉，他有极强的学习力，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甚至艰深的理论逻辑化、简单化，然后直窥其要点。几次会议之后，练公总结大家意见作了决策，先建立二个工作平台：一个是一年一度举行的“闽都文化论坛”；一个是二个月一期的杂志《闽都文化》。这个杂志，原为福州市文联办的，这时也和文联下属的闽都文化研究院一同划归研究会建制。加上后来2016年决定撰写多卷本的《福州通史》，一共三件事，成为研究会工作十三年来一以贯之之纲，其他工作纲举目张。

练公在经济社会工作中，老谋深算，果断、干练，有极强的执行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不意他在尚不熟悉的文化工作中，亦能集中智囊，边学边干，一旦看准了方向，找到了抓手，也不遑谦让。创会仅两个月，就筹备并胜利举办了第一届“闽都文化论坛”。论坛的主题采用薛菁教授建议的“闽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福州阳岐是严复的故乡，他所创立的侯官新学最早探索了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路径。论坛不仅云集了省内众多文史名家，还邀请到许多中国学术界著名专家，其中有：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汪毅夫，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所所长陈祖武以及《历史研究》主编李红岩、《光明日报》副总编李春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所教授陈其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帆等。应邀开幕式的领导有：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阮荣祥，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福建省委原副书记何少川、黄瑞霖等。一时冠盖云集，名流接踵，盛况空前。会上，练公发表传承与复兴闽都文化的激情洋溢的讲话，与会者纷纷响应，或登台陈词，或坐而论道，风光无两。不久，“闽都文化”这一概念更频繁地出现于省市的各种规划、文件及传媒上。

作者（右）与练知轩

从2011年第一届论坛起，到今天2024年，忽忽有十三年了，闽都文化论坛也举行了十二届，目前十三届的筹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第四届之后，又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合办，吸引更多的大学教授和青年博士、硕士研究生加入闽都文化的研究行列。福州是著名的侨乡。练公在福清市社会经济发展中，深知福州海外乡亲的拳拳爱国之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福清受益多矣。他一旦搞文化建设，就自然而然想到把闽都文化、闽都乡愁反馈给海外游子。他盛情邀请海外福州十邑同乡会领导与同人加入闽都文化研究会。把每一期三千册的《闽都文化》邮寄世界各国同乡会分会或联络站。我在国外访问时发现，几乎凡是有福州乡亲的地方就有《闽都文化》，而且那里的阅读率比国内高得多。

海外福州侨领曾多次与会“闽都文化论坛”，都说受益匪浅，力邀到域外传经布道。在后几届，论坛几乎是两个主会场，一个在福州，一个在域外福州乡亲聚集区。如第四届论坛主题为“海外福州人与海上丝绸之路”，海外主会场在吉隆坡；第七届论坛主题为“闽都文化与开放的福州”，海外主会场在马尼拉；第十二届主题为“朱子文化与福州”，海外主会场在东京。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海外福州乡亲尤其是福清乡亲对练公感激、拥戴之情。

这使我想到，在国内时，福清的老同志谈到，福清人之所以感恩练公，在于他主政福清的六年任上，昔日一穷二白的福清变成八闽大地上的一颗明珠。1990年11月至1996年5月练公先后任福清市委书记、福清市市长、福州市常委、福州市委副书记。期间，进行了旧城改造、拓展交通；实施了闽江调水工程，解决了福清旱地灌溉和工业用水问题；成立了元洪投资区、洪宽工业村；坚持“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引进了一批侨资、外资项目，实现了融侨经开区成为国家级经开区。练公为政，既多谋善断、推陈创新，又清正廉洁、一身正气。举一个例子。1992年，曹德旺的福耀集团因资金用于盖商品房，严重积压，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的一亿元贷款也批不下来，企业生存就成了问题。他们向练知轩求救，练向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作了汇报。在习书记的支持下，后用几个乡镇所持有的福耀集团的股票置换商品房，又用股票引来法国玻璃厂商注资。在这一形势下，农行的一亿元贷款也批下来了。这一举措实现了后来福耀集团的腾飞。对此，练知轩回忆在习近平麾下的岁月时说：“福耀没有请我们吃过一次饭，我们也没有拿过福耀一分钱的好处。我们只是在无私地抢救一个企业，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这当然是我们应该做的。习书记无欲则刚，他自己没有任何私欲私利，敢于甩开膀子干。他非常亲商，要求我们既要亲商，又要富商，为企业搞好服务，让企业赚到钱，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过来。”由于练公在福清的政绩，1994年在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差额选举福州市市长时，福清市代表团竟联合其他县市的代表，发出动议，将练知轩加入候选人名单。练知轩获悉断然制止，激动地说：“你们不能置我于死地！”这多么像中国古代老百姓为造福一方的清官循吏向朝廷呈功德状、送万民伞、建生祠。

练公于2001年被选为福州市市长。期间，他着力深化国有企业等领域改革，培育壮大重点产业；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推进工业园区建设；推动大学城建设，促进福建教育事业发展；推动金山新区等建设，深入实施旧屋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市长奖、全国市县（区）科技进步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正是昔日工作的惯性，作为福州的老市长，虽然退下来了，但稍有机会就要为福州的社会发展竭尽绵薄。在他的导向下，自2016年始，每年都由闽都文化学术部牵头，结合福州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做社会调查，撰写咨询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领导参考。至今已有八年，共撰写了十六篇咨询报告，均得到市有关领导的批示。其中2016年的调研课题《提升福州新区软实力——闽都文化与福州新区开发研究》，获福州市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2017年《发挥闽都文化作用服务滨海新城开发建设——基于“五区叠加”背景下的闽都名镇名村之保护与开发》，获二等奖；2019年《打造成新时代有福之州幸福之城的闽都文化支撑研究》，获二等奖；《闽都文化与我市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获特别奖；2022年《关于借鉴外地经验深化闽都文化国际品牌建设的思考》，获三等奖；等等。

知人善任，用人不疑。按当下的规定，年过七十就不宜再担任社会组织的领导了。练公过七十之后，主动辞去会长职务。鉴于他的贡献，闽都文化研究会理事会选举他为名誉会长。后任会长为原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徐启源同志。新会长上任之后，萧规曹随，发扬光大了练会长的传统。

同样，为了办好《闽都文化》杂志，练公遴选著名散文家、原《福建文学》主编黄文山任主编，继而构建了高水平的编辑部。一经高手，杂志面貌焕然一新。自2011年4月以来，杂志坚持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的办刊风格，紧紧围绕福州特色的文化专题进行组稿，不断提升编辑、策划能力，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改版，办刊周期从季刊缩短到双月刊，发行量增至每期8000册。许多文史名家为杂志撰稿，杂志文章为《新华文摘》等重要媒体所转载。杂志的发行（赠阅）范围广至在京副部长以上的老领导，福州各级政府机构，在榕高校、图书馆、社区、农家，国内外福建商会、联谊会、社团，等等。为了适应“互联网+”的新形势，杂志还制成电子书，通过“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平台”及时发布，获得较高点击率。

除了出版《闽都文化》杂志外，研究会学术部还主持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其中《闽都文化论坛论文集》12辑；《坊巷丛书》6种；《闽都文化丛书》6种；人物传记及其他10种。就后者，其具体书名有：《闽都文化读本》《福州通史简编》《闽都漆艺》《越王山记》《林文镜传略》《林文镜的故事》《蔚蓝梦·萨镇冰的传奇人生》《笔墨风云——邓拓传》《一代报人林白水》《儒将郭化若》。

最值得一提的是，练公主持的六年磨一剑的多卷本《福州通史》编撰工作。他辞去会长之后，唯一放不下此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部分省会都编撰了自己城市的通史，著名的如《北京通史》《上海通史》《广州通史》《武汉通史》《重庆通史》《西安通史》《石家庄通史》《济南通史》《合肥通史》《贵阳通史》《成都通史》《兰州通史》《西安通史》《沈阳通史》《桂林通史》《郑州通史》等，然福州仍然是少数几个没有新通史的省会。练公获悉了这一情况，便把编撰福州通史当作研究会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在2017年就成立了以练知轩、徐启源为会长的编委会和以汪征鲁、薛菁为主编的撰写团队。当时，练公已罹癌症，在治疗中，医嘱要全休，但他一直亲自领导《通史》撰写工作。撰写工作伊始，徐启源会长提议每三个月开一次编委会，获一致赞同。六年中，开了编委会二十二次，会后都发有《福州通史编委会工作纪要》，最近一次编委会于2024年2月2日召开。练公抱病出席了二十二次会议，会上认真作笔记，最后都作了总结。练公对《福州通史》的撰写期许甚高，在第六期《纪要》中，练公总结说：“《福州通史》编写团队所有成员都有承担独立创作学术精品的能力，相信在两位主编认真把关与统领下，《福州通史》完全可以打造为学术精品。要鼓励创新，希望有所突破，使之成为省会城市通史编写的范本。”对《通史》撰写的每一个环节抓得很细，在第十九期《纪要》，练公布置扫尾工作谓：“在把文稿提交出版方之前，两位主编要负起全书的审稿、统稿的职责；要着眼全局，理顺全书结构、逻辑关系、风格体例等方面；最后，做好微观修改订证工作。本次会议后，及时安排编委会主要领导赴北京商议出版事宜并争取加快出版进程，也可邀请商务印书馆相关负责人来榕考察。要让福州市委、市政府全面、及时了解《福州通史》概况以及出版的重大意义；也要向社会广泛宣传，让人们知晓。”练公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研究会只要写成一部传世的《福州通史》，其他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们的使命也完成了。”我们深感练公已经从管理经济与城市工作的专家能吏，华丽转身为从事社会文化建设的行家里手。为了福州人民的福祉，练公前大半生，惨淡经营了国计民生硬件；晚年又殚精竭虑了闽都文化的软件，他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啊。

自2023年8月完成《福州通史》文稿，交北京商务印书馆付梓，至今已有十个月了。2024年5月14日，在商务印书馆文津厅，闽都文化研究会编撰方代表和商务印书馆出版方代表举行《福州通史》出版项目推进会。编撰方出席的人员有：徐启源会长，汪征鲁主编，陈伙金常务副会长，林山副会长，薛菁主编等；出版方商务印书馆的人员有：顾青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李霞副总编辑，孙舸总编室主任，郑殿华编审，柯湘副编审，龚琬洁编辑。出版方代表龚琬洁介绍，《通史》即将完成二审。总的印象是结构合理，史料丰富，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具体的意见会在二审完向各卷作者反馈。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本书出版的负责人李霞发言说：“希望《福州通史》的出版，不仅有福建地域文化的意义，还具有全国的意义。”《福州通史》经修订和三审，将在2026年行世。

再多说几句，既是题外之话，又是个中之义。练知轩之所以炼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他是经习近平主席耳提面命、言传身教熏陶出来的人民公仆。1990年4月，习近平从闽东的宁德地委书记调任省会福州的市委书记，在福州工作了六年。也恰恰是这六年，练知轩任福州市辖下福清市委书记。这一期间，除了例行的会议、活动之外，习近平书记至福清调研66次，现场办公19次。练知轩第一次接触习近平书记是在1990年8月盛暑，当时习书记正构思“海上福州”，出闽江口到福清等县海域考察。乘坐的是闽江航运公司一条很简陋的船，上面就搭了一个篷子。烈日把船烤得像个大蒸笼。他们一天看了三个海湾：罗源湾、福清湾、兴化湾，全程下来约330海里。这一带，海域广阔，滨海陆地有几千平方公里，还有十来条黄金水道，平潭岛外侧就是台湾海峡的主航道。习书记一边看，一边向练知轩了解情况。他当时就提出：这里可以建大港口，大工业和临港大城市，将来可以成为对台的货物中转集散中心；这里的滩涂、浅海面积广，种植业、养殖业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远洋、近海捕捞都可以得到全面发展；这里有好几个岛屿，可以发展海岛旅游业，可以和台湾搞经贸合作区，等等。之后一发不可收，在习书记的率领下，练知轩等一同上山、出海、进开发区、入居民社区，调查研究，现场办公。1992年，习近平书记正是在福清首先提出了“海上福州”的发展战略。后完善为四项规划即：一是3820工程，二是海上福州，三是搭建现代化城市框架，四是确定福州发展方向是东扩南移、沿江海发展、建立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三十二年过去了，现在蓝图已经变成现实。1991年、1993年，练知轩还两次跟习书记出国招商引资。据他回忆，我们出去就是介绍投资环境，洽谈具体项目，每天工作到夜里二点才结束，根本没有时间去游览参观。正是在这实现福建梦实践过程中，习书记对练知轩有了特达之知。2010年，已任中共中央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回福建时，接见了练知轩等同志，并向周围的人介绍说：“我是在船上认识练知轩同志的，当时他年富力强、思路敏捷，对情况比较熟悉，介绍也很详尽。”练知轩更是深情地回忆道：“有一件事，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很暖心。那是1995年春节前夕，我还在县里忙工作，不能提前回家过年。习书记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农历腊月二十七那天，亲自带队去我家里慰问我的家人。我们全家都觉得非常温暖，我爱人非常激动地对我说：‘习书记亲自来慰问我们了！’我听了非常感动。”又：“有人转告我一件事，让我至今都很感动。省里有一位不太了解情况的领导给习书记说，练知轩在福清做事很霸道，经常一个人说了算。习书记马上替我作了解释：‘这些我都知道，不能说他霸道。’其实，有些事现在想起来，我可能并不一定事无巨细都汇报了，习书记就这样给我担着。”使练知轩铭感五内的还有习书记对他的重用：“在习书记手下工作，只要你扑下身子抓工作，干出成绩来，就能够得到提拔重用。以我自己为例，我当了九年交通局局长，有一天，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让我去福清当市委书记，我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还考虑了三天。后来组织研究提拔我为福州市委副书记，我一样也是毫不知情。干得好，不只提拔，还会得到很高的政治荣誉，我在1995年被评为第一届全国优秀县（市）委书记。可以说，习书记注重实干的用人导向给了我们实干的劲头。”

走笔至此，陡生感慨，以练公的德才与机遇，完全堪当国之柱石，然由于年龄和乡土情结，却是另一种选择——他的晚年和闽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幸耶，不幸耶，抑或都幸？当然，这只是我的书生之见。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4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