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种子埋在土里”

——走进“学界泰斗”的《金翼》故乡

练建安

《金翼》故乡

山峦起伏，一丛丛茂密的柑橘树上挂着金黄色的果实。山下田野，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省道穿村而过，一条河流几乎与之平行。

2013年10月30日下午，我站在古田县黄田镇凤亭村一座俗称“四扇一厅”的民居之前，举目望去，民居之上的后龙山，郁郁葱葱，好似一只“别翼”的金鸡，蓄势待发。这就是《金翼》故事的发生地了。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叙述与剖析了福建古田县一个叫“黄村”的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的荣辱兴衰。《金翼》集真实性、历史性与理论性为一体，是中国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思教授为之作序，他赞誉说：“这本书好像中国绘画中的竹子，朴素的表象之下其实隐含了相当深厚的功力。”

1941年，《金翼》作者以英文写成此书，1944年在美国纽约印行，三年后即1947年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翻译成8种文字，多次重版，行销不衰。

　　《金翼》出版后，英、美、日等国权威的人类学、社会学家都做出了积极的、广泛的评论或研讨。本书出版以来，一直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读物，时至今日，海外著名大学的人类学系还把此书列入研究中国的必要参考书。

　　在中文世界里，这本书很晚才有译本，1977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中文译本，名为《金翅》；198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2000年6月，北京三联书店再版。

《金翼》作者林耀华（1910—2000年），就是《金翼》中的“小哥”。这位古田乡贤，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著作等身，桃李满门。

哈 佛 博 士

在《金翼》一书中，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是优秀中国农民的一个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黄东林有四子一女，“六哥”或“小哥”天资聪颖，出外留学。有论者认为，这位“小哥”的原型就是林耀华先生。现实中的林耀华先生，1910年3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岭尾的一个农民兼商人家庭，早年就读于家乡私塾、古田谷口镇小学，福州英华中学毕业后保送至北平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1935年获硕士学位。此后，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1928年，林耀华自就读燕京大学开始，就与吴文藻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吴文藻（1901-1985年），江苏江阴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1932年，林耀华本科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随吴文藻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导师的安排下跟随英国结构功能学派的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做助教。1935年，林耀华取得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37年，吴文藻为林耀华争得哈佛燕京学社全额奖学金。从此，林耀华漂洋过海，开始了长达4年的艰辛求学之路。

哈佛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当时，集中了美国最为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这里任教。林耀华在哈佛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他在《我在哈佛的读书生活》一文中回忆说：“教我体质人类学课程的胡敦是美国当时最有权威的体质人类学家。……在实验室里，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是摸骨头。一个人身上的二百零六块骨骼，要一块块反复摸索，仔细观察，直摸到把每块骨头的任何一块碎片放在手上，能立即分辨出属于人体的那个部位，是哪一块骨头。胡敦教授经常考试，隔两星期就来一次突然袭击。”

林耀华认为，哈佛的读书生涯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难关无数，最难过的是语言关和考试关。他说：“语言通考主要是笔译，译文错了五点就不给及格。我总算把德语这关过去了。”为此，林耀华特别用功。“一天到晚不上课就看书，吃饭也是三口两口，紧赶慢赶，午睡是不敢问津的。”

在哈佛大学教育中，攻读博士课程的最大难关是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博士大考”。在“博士大考”中，考官们根据学科内容任意提问，考试的结果只有两个：“通过”与“不通过”。通过者即进入博士论文的准备阶段，而不通过者通常会给一个硕士学位或者转入其他大学重新就读，终止其在哈佛大学的学习。

林耀华在哈佛的必修课程考试成绩优异，其中，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四门课程全“A”。林耀华回忆说：“各学期的考试都比较顺利，最可怕的是第三学年做博士论文前的总考。过不了这一关，便不能写博士论文。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怕总考，我也不例外。”在这次可怕的“总考”中，面对五位著名教授的轮番提问，林耀华对答如流，顺利过关。

1940年6月，林耀华的博士论文《贵州蛮苗》通过答辩，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哈佛大学有一种特有的书包，回国后的林耀华先生对此一直记忆犹新。他回忆说：“每个新生一进哈佛，都要先买一个哈佛特有的装书用的大口袋——哈佛包。这个书包能装一二十本书，是我形影不离的帮手，整天背着它进图书馆。”

冰心在《我的老伴——吴文藻》文中回忆说，吴先生门下有“四大弟子”，即林耀华、费孝通、黄迪、瞿同祖。他们都出生于1910年，属狗，人们戏称为“吴门四犬”。冰心为“文坛老祖母”，此说传播甚广，为学术界留下了一段佳话。

探索“汉人社会”

20世纪30年代初年的一个春日，一位文质彬彬的“洋学生”站在福州郊区的一处“百岁坊”前，举起了一架照相机，按下快门。“百岁坊”、石质台阶及周围的草树，连同一位挑担农民的背影，定格在历史的记忆里。

这位“洋学生”就是《金翼》“小哥”林耀华，他从北平燕京大学返回福建家乡，来到福州义序进行田野调查。

义序位于福州城附近南台岛的南端，是该岛东西南三面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村落。1934年，义序人口共有9663人，其中黄氏家族占98.4%。此家族历史长、规模大，家族制度较为完备，具有社会学的“抽样”意义。在林耀华看来，他选择这个地方，还考虑到他熟悉这里的风俗习惯、气息相通，此外，义序人文繁盛，在乡近城。燕京大学同学黄迪的老家就在义序。义序乡乡长的儿子和林耀华成了好朋友，为他的田野作业提供了诸多便利。

林耀华的这次田野调查，得到了黄氏家族修谱老者的帮助，他和老者数次环视乡境，考察形势，探寻地名由来。此外，林耀华将编写好的人口调查内容印成表格，由乡长发给乡公所人员，挨家挨户询问，作者每夜校对，效率很高。

3个月后，即1934年5月15日，林耀华离乡返校，开始了论文写作。1935年，他完成了燕京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

《义序的宗族研究》是汉学人类学的名著。该书首先描述义序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转入功能分析，研究宗族组织的形式、功能以及宗族与家庭的连锁体系、亲属关系的系统与作用，最后，以个人生命史为主线，描述个体在宗族中的日常活动。《义序的宗族研究》的研究方法中西合璧，功能理论的运用和古籍考证相辅相成。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导言中说：“至于社会结构的内容即实际生活，尚需逐一予以充实，祠堂的功能和活动，亲属关系的作用，戚属朋友的往来，皆须一一加以叙述，尽其活跃之能事。”该书不仅仅局限于宗族组织的形式和功能层面上的讨论，进一步将义序家族的人生礼俗嵌入宗族结构之中。义序宗族，不只是一种有功能的组织形式，也是一套社会文化制度。

《义序的宗族研究》在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本土人类学家首次运用功能理论对汉人社区进行的研究，是汉学人类学的开山之作，留下了大量的田野资料，其中对各种人生礼仪的考证，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义序的宗族研究》对日后汉学人类学的宗族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弗里德曼于1958年发表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形成了一个“宗族研究范式”。林耀华对于福建乡村宗族组织的研究，直接为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弗里德曼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宗族理论。

《义序的宗族研究》以及之前的《拜祖》和之后的《金翼》，林耀华特别关注宗族组织的文化特质，突破了功能理论的界限，对当代的宗族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田 野 求 真”

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职业生涯总是和“学术探险”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学术探险”，通常叫“田野调查”或“田野作业”。林耀华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足迹遍及除台湾和宁夏以外的我国所有省区，他更愿意用“田野求真”来概括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

1941年8月，正值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艰难岁月，在重庆蒙藏委员会任职、进行“边政研究”的吴文藻教授深感身边人手缺乏，他想到了他的大弟子林耀华。林耀华毅然放弃哈佛大学的教职，携家带口回国服务。这年底，林耀华取道香港，辗转昆明，加入了由恩师吴文藻创办、老同学费孝通主持的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合作的田野工作站（魁阁），任云南大学教授。半年后，林耀华出掌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协助恩师吴文藻教授的“边政研究”，林耀华连年暑期深入边远“险地”，“田野求真”。

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开始了凉山彝族腹地的“田野求真”。凉山腹地自然条件恶劣，彝汉之间多有历史误解。在进入凉山腹地之前，雷波县县长苦苦劝住，说此行凶多吉少，雷波周边已经属于彝族地区，不必冒险再作深入。林耀华志向坚定，宁愿被“卖作娃子”也不愿半途而废。据《林耀华学述》回忆：“为了应付最坏的情况，我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远在成都的妻子饶毓苏，一封寄给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其玉，通告我们入山的日程、黑彝保头的支系姓名、雷波办理彝务的介绍人姓名等等，以防万一被梆为娃子，他们能够据此线索把我们赎取出来。”

林耀华虑事周全，和蔼可亲，在彝族保头的鼎力相助下，考察团队充分尊重彝族习俗，受到彝族朋友的热情接待。此行虽然艰难，总是化险为夷，顺利地完成了任务。1947年，林耀华根据此次考察写成了《凉山彝家》一书，对当地生态、语言、亲属、物质、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1950年，解放大军进入凉山，所持的主要参考书，就是这一本。

1975年和1984年，林耀华“二上凉山”、“三上凉山”，分别撰写了《凉山彝族今昔》《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两文。林耀华的“三上凉山”和费孝通的“六访江村”一样，成为学术界的又一佳话。

继1943年凉山腹地的“田野求真”之后，1944年暑期，林耀华对“康巴地区”北部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学术考察，行程1500余公里，其成果以“康北藏民的社会生活状况”为题，在1945年《流星》月刊第1期至第5期连载。1945年暑期，林耀华在陈永龄的随同下，对四川西部的藏族社区（嘉戎藏人）进行了学术考察。这一次，林耀华遭遇了“大麻烦”。著名人类学家陈永龄回忆说：“从嘉戎地区返回时，我们雇了两匹马。因为树林稠密，林先生给树枝卡住，他骑的马因为受惊而向前疯跑。林先生从马上掉下来，可脚还卡在马镫里。就这样被拖出几十米，几乎昏迷，穿的风雨衣全部被挂破了。”这次考察，林耀华撰写了《四土嘉戎》书稿，交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颇为遗憾的是，因时局变动，书稿失踪。

1945年，林耀华随燕京大学复校返回北平，西南民族研究暂告一阶段。1949年10月1日，林耀华作为受邀嘉宾，率燕京大学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欢庆开国大典并登台观礼。从此，林耀华开始了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新历程。

1950年7月6日至9月23日，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林耀华率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三校师生25人组成暑期内蒙古工作团抵达呼纳盟（今呼伦贝尔市）进行“田野求真”。这是北京市高校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活动，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等领导的高度重视。这次社会调查，成果丰硕。1997年，内蒙古出版社出版了工作团撰写的《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

1951年6月至1952年10月，林耀华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派遣，任“西藏科学工作队社会历史组”组长，在西藏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调查研究。回到北京后，林耀华主持了《西藏地方社会概况》《昌都地区社会概况》和《波密简述》等著作的编写出版，调查报告和相关内容至今仍为档案资料。这次科学考察，肩负着重大的使命，随军工作队对外称科学工作队。期间的林耀华一身戎装，留着长长的胡子。人们都叫他“林大胡子”。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将军尊重、关怀科学工作队专家，特赠送了一张好皮给“林大胡子”。

1953年8月至10月，林耀华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遣，带队到黑龙江和内蒙古，对达斡尔人进行民族识别。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林耀华主导写成了报告，确认达斡尔人是与蒙古族同源的单一民族。这一意见在1954年被中央人民政府确认。中华民族又添新成员。

1954年5月至10月，林耀华再度受命率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到文山、蒙自、玉溪、大理、丽江、普洱六个专区，对彝、壮、傣、哈尼等族的不同支系进行识别。调查组提出了研究报告，除确定一些居民的族属外，还对68个具有不同称谓的族体进行了正名或归并。

1958年，林耀华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担任云南组的一位负责人，后又为主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奔走各地。

1986年，年逾古稀的林耀华和老友陈永龄及大弟子庄孔韶远足新疆墨玉县夏合勒克乡进行考察。在天山天池附近，林耀华留下了一张策马伫立的照片，留下了一代宗师“田野求真”的永恒风采。

学 界 泰 斗

林耀华先生被誉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他长期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组成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民族研究所所长及全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会的领导职务，担任《辞海》编委会委员兼分科主编及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问题调查资料丛刊”（共计87种147本）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文提及的论著外，其著作《从猿到人的研究》使国内的人类学研究转到新的方向。他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是我国阐述原始社会历史最为详尽的一部学术著作。他的《民族学研究》一书，对原始社会史分期、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民族学研究方向等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见解。其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被聘任为《当代人类学》（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主编）编辑、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传记研究所国际名誉顾问。林耀华传记被美国《世界名人传》、英国《国际名人传》等多种“国际名人传”收录。

1932年，林耀华在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并担任社会学系助教，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林耀华先后在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致力于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学的教学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教学和科研人员，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75岁的林耀华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和民族研究所所长的行政岗位上退了下来，担任名誉主任和名誉所长。作为“终身教授”，仍然担任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和钟敬文、白寿彝、季羡林等泰斗一样，是学界著名的“不老松”。林耀华风趣地对他的弟子们说：“我是长跑运动员。”

2000年，这位学术界著名的泰斗级“长跑运动员”，在他91岁高龄之时，停止了他矫健的步伐。然而，他和他的同仁们开辟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事业和留下的鸿篇巨制，将长久地焕发光彩，历久弥新。

凤亭村与谷口码头

多年前，我的在职研究生学业分别是攻读华东师大“客家学”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文化社会学”。作为参考书籍，我拜读过林耀华先生的《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及其大弟子庄孔韶先生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和文化变迁》，高山仰止。

2013年10月下旬，我随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福建省作家协会采风团“走进古田”，我得以有机缘专程拜访《金翼》“黄村”。

《金翼》“黄村”现在属古田县黄田镇凤亭行政村，由凤亭、华亭、岭尾、林万洋、华富5个自然村组成，1600多人，有耕地630多亩，林地1.1万多亩，是一个典型的华南农业村落。

镇人大常委会主任江庆森、副镇长余莲芝、老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林仁炎、村主任林芳贤、驾驶员陈崇仁及笔者一同参观了林耀华先生的出生地和祖屋。

祖屋为“四扇一厅”，建于民国四年（1915年），约600平方米。飞檐斗角、雕梁画栋已日渐风化剥落，结构却基本完好。“金翼”墙外野草丛生，大门紧闭。室内四周多堆放杂物，天井间放养着一群鸡鸭，颇为杂乱。

林耀华先生的一位族侄孙叫林芳振，今年64岁。他说，“金翼”，村里人都说是“金鸡下蛋”。他还说，老叔公留洋读书后，一直没有回来过。

我们来到闽江支流古田溪中下游的谷口码头。社会变迁、陆路交通四通八达，码头废弃，此处的《金翼》老旧商铺早已不见了踪影。江水清清，倒反着两岸连绵的青山。我想起了80年前的一幕，年轻的林耀华先生衣衫飘飘，从这里顺流而下，走向福州，走向燕京，走向太平洋的彼岸。

《金翼》的结尾意味深长。“东林已经70多岁了。他拒绝了孩子们让他离开家乡的请求。他仍然像年轻时一样拿着锄头又干了起来。几个孙子在他身边，跟他学种地。这是这里的人们首要而又持久的生计。一架敌机在他们头顶掠过，孙儿们仇恨地仰视着天空，但是老人却平静地对他们说：‘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在土里’！”

（作者：本文参考并引用了林耀华先生论著及其弟子们的有关资料，谨致谢忱。）

（本文原载于《走进古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