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修史的杰出者郑樵
楚 欣
"漠漠兮水田，袅袅兮轻烟。布谷啼兮人比肩，纵横兮陌阡。"这首题为《插秧歌》的诗，除去“兮”字，通俗而直白，很像是现代人所写，其实它的作者是位八百多年前的古人，即宋代大史学家郑樵。
对于郑樵，今天大多数老百姓可能比较生疏，但是他很值得我们尊敬。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这样评价：“宋郑樵生左（左丘明）、司（司马迁）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跖，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一慧星焉。”寥寥数语，充满着崇敬之情。
此次笔者随省采风团走进涵江，很自然地想起郑樵，并期望能到夹漈山，看看这位只想写书留予后人不求功名显达于世的先贤，是如何在那里度过的。
借书、读书、著书、献书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郑樵（字渔仲）生于兴化军兴化县广业里溪西村（今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的一户书香人家。父亲郑国器，政和年间的太学生，之前的先辈也是些当过小官的读书人。郑樵从小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六岁能日诵万言，七岁能援笔作文，九岁能通《五经》，有神童之美誉。宣和元年（1119年），父亲郑国器病逝于苏州，年仅16岁的郑樵冒着酷暑徒步千里，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家乡，归葬于莆田越王山，并在山中筑草庐守孝读书。三年期满，他隐居于兴化县庄边镇瓢湖村南山书堂。第二年，书房迁至夹漈山的芗林寺。
为了克服家贫无书可读的困难，郑樵背起行囊，四处向有藏书的人家借读，长年累月如此。史上称他是“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他自己则说，“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读书心切之情，跃然纸上。由于其时兴化莆田一带文风鼎盛，藏书的人比较普遍，郑樵读了相当多的书，甚至步行到数百里外的闽南漳浦，向藏书两万多卷的著名藏书家吴与（字可权）借书读。因而有人赞道，“惟有兴化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
郑樵不仅向书本学习，也向实践学习。他四处出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还经常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不耻下问，拜各种劳动者为师。即所谓“与田夫野老往来，与晓鹤野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从而得到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学问。
郑樵的这种态度，让我想起了明代书画家董其昌那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郑樵不是画家，但他比董其昌更早就按照这个思路去做，因此获得了广博的知识，为日后学术上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更让人钦佩的是，郑樵充满爱国情怀。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北宋危在旦夕，
他目睹当时的形势，与从兄郑厚接连两次联名向枢密院事宇文虚中上书，陈述兄弟俩抗金的意志和才能。虽然得到宇文虚中的赏识，但由于当权者畏敌如虎，无所作为，他们的陈述终于石沉大海。郑樵也因此看透了仕途，决心放弃科考应试，以布衣身份，为国家写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体的著作。绍兴二年（1132年），他在芗林寺旁筑修史堂，作为长年修史著书之地，并把自己的学问加以分门别类，然后依类著述新书，准备日后向朝廷展示，以此求得对修撰《通史》的支持。
然而郑樵修史，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在于他并非史官，朝廷又不允许私人修史。这样，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史料与纸张笔墨，还随时会面临官方的打击。从这一点说，郑樵修史比司马迁、班固等人修史的难度还要大。尤其是秦桧当政的十几年，朝廷曾接连三次下令禁止私人修史，违者要问罪，政治环境相当恶劣。之后，郑樵家庭又接二连三遭到不幸。先是胞弟郑槱病逝，接着是幼子与夫人陈氏相继死去。面对这一切，意志坚强无所畏惧的他坚持把书写下去。
郑樵一生所写的书非常多，据统计达84种，大部分已经佚亡，现在仅存的有《通志》、《夹漈依稿》、《尔雅注》、《诗辩妄》、《六经奥论》以及一些散文。《通志》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上自三皇五帝，下至隋代，部分篇幅还有唐宋的内容，与唐杜佑的《通典》、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齐名，并称“三通”。这部巨著共200卷，500多万字，有帝纪18卷，世家3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列传106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可谓卷帙浩繁，规模宏大，凭一个人的力量完成，实不容易。其中“略”是全书的精华，涉及诸多方面的知识领域，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
郑樵的学术思想颇具创见。他主张“会通治史”，即尽可能全面地汇集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线索，因此他主张学“仲尼、司马迁”，而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经验，反对“空言著书”；他批评一些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他反对任情褒贬，提倡写“信史”；他反对灾祥占候，批判“讖纬之学”是“欺天之学”；他重视核实索象，即注重核实所用的材料，对比文献以佐证。他还说，
“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当然，因时代的限制，郑樵的历史观也难免存在某些偏颇，例如对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持否定态度，不是称其“反”就是斥为“盗”。他曾这样写道：“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此外，宿命论与复古主义思想也在著作里时有表现。但瑕不掩瑜，他在历史学，尤其是编纂学方面的贡献值得充分的肯定。
由于郑樵不是皇家钦定的史官，修史并不合法，因此在写作的同时，他曾三次向朝廷献书，以此争取最高当局的认可。应该说，这是一种聪明而有效的做法。
第一次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年），这一年他46岁，从16岁结茅山中山献书，已经30年，其间笔耕不断，收获甚丰。这次献的是他自己所著的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草木、虫鱼、方书等31种书，计140卷。当中不乏优秀之作，如《诗辩妄》，在诗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连朱熹都十分推崇。再如《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在文字学，音韵学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校雠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等，则在中国图书目录、校雠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郑樵本想通过献书，能使朝廷改变不准个人修史的做法，允许他续著。然而由于秦桧从中作梗，这个愿望彻底落空。满怀希望的他只得含愤返回夹漈山，但他不并因此放弃修史的理想，而是在主峰自筑三间草堂隐居，潜心著述，并改《通史》为《通志》。
第二次献书是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55岁的郑樵应宋高宗赵构之召，到了京城临安（今杭州），君臣两人进行了一番对话。这次晋见在《福建兴化县志》有详细的记载。郑樵奏曰：“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12篇，名叫《修史大例》，现呈给陛下。”接着，他对《史记》、《资治通鉴》作了评论，并说自己写史，既参考前人的体例，又有自己的创新。宋高宗听完赞叹道：“朕久闻你的大名，相见何其晚矣！”郑樵则在陈述后乞求回归山林，“臣麋鹿之性，草茅之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体谅。”高宗当即下旨，授予他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后因被人诬告，朝廷改派他监潭州南岳庙，回家继续《通志》的写作。
第三次献书是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即距上次献书仅三年时间，郑樵带着200卷500万字的《通志》，步行两千多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称“唯二十年不行束帛，独为微臣；五十载总为一书，庶酬圣世”。然而不巧的是，皇帝正在建康（今南京），无缘得见。后来通过辗转传递，宋高宗知道了这件事，还是下了一道诏书，晋升郑樵为枢密院编修，兼摄诸房文字，尤其是允许他到秘书省诸馆翻阅书籍，更是让其兴奋不已，希望能利用这种机会，整理古往今来的图书。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史学家在此期间，还认识了年富力强、血气方刚的陆游，结为知己。然而，朝中的某些宵小之辈却妒忌他，害怕他的《通志》流传于世，更不愿看到朝中三馆藏书被他悉数读尽，便以卑劣的手段诬陷他、弹劾他。虽然高宗没有免去他的官，却终止他到三馆看书的方便。遭此不白之冤的郑樵，悲愤难忍，一病不起，翌年（1162年）与世长辞，享年59岁。
综观郑樵的一生，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当年可谓首屈一指。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这样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评价相当高，但并不为过。
笔者还深深感到，作为历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的诗也写得相当好，与同时代的一些名家相比，毫不逊色。下面仅举几首介绍于下：
《昭君解》：
巫山能雨亦能云，宫丽三千杳不闻。
延寿能为公道笔，后人谁识一昭君。
这是郑樵对昭君出使的解读。他把责任归给了宫廷画师毛延寿，固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诗写得隽永含蓄，读来余味无穷。
《题南山书堂》：
一泓澄澈照人间，明月团团落古湾。
不向奔流随浪击，独持高洁伴云闲。
禅房夜静留清鉴，閬苑仙归坠碧环。
每到轩前心转逸，了无纤翳可相关。
这是一首心迹自白的诗，作者独处乡间写作，不羡官场利禄，反映他不随波逐流而坚持已定方向的高尚情操。
《建炎初秋不得北狞消息作》：
昨夜西风到汉军，塞鸿不敢传殷勤。
几山衰草连天见，何处悲笳异地闻。
犬马有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
微臣一缕申胥泪，不落秦廷落暮云。
郑樵写此诗时北宋已亡，刚刚建立的南宋也处于兵荒马乱之中，胸怀壮志的他却报国无门，因此以伍子胥自比，反映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涤愫》：
嗟余本固陋，湛身入花渚。
未制芙蓉裳，已习离骚语。
绰约虽多姿，涕零何如雨？
季夏遭繁霜，天寒不可御！
郑樵第三次献书。虽然升了官却遭到小人的诬告，蒙受不白之冤，临终前写下《涤愫》10首，表示自己的清白之身与忧愤之情。这是最后一首。诗中仿屈原《离骚》，以香花美人自喻，感叹世道的残酷与自身力量的渺小。
介绍郑樵，不能不谈及《宋史·文苑·郑樵传》。这则传记对郑樵的一生只作了简略的介绍，最后一段却写道：“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指有识之士因此轻视他）。”《宋史》是元末丞相脱脱（蒙古族人）主持下编撰的。由于编撰者匆匆急就，《宋史》被公认为二十四史中问题最多的一部。上述有关郑樵的这个议论就显得前后矛盾，既然称赞人家“甘枯淡，乐施与”，怎么又说他“独切切于仕进”？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郑樵是一个热衷于跑官要官的人。这种不切实际的议论简直就是诬蔑。应该说，郑樵无愧于历史，更无愧于其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是一位淡泊名利，一心为国为民写作的历史学家，值得后来人的充分肯定。
书房深藏夹漈山
郑樵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与夹漈山结下不解之缘，因此有“夹漈先生”之称。他在《题夹漈草堂》一文中写道：“斯堂本幽泉、怪石、长松、修竹、榛橡所从会，与时逢、夜月、轻烟、浮云、飞禽、走兽、樵薪所往来之地。”人们从中不难想象，这是一处极其偏僻而荒凉的地方，也是古人做学问不受干扰的理想之处。郑樵的巨著《通志》正是在这里完成的。
850多年过去了，郑樵的夹漈草堂仍在，虽说已经“旧貌换新颜”，但依然像磁石般地吸引着后来人前往瞻仰。
草堂坐落在今天的新县镇巩溪村境内。我们的汽车驶过了白沙镇，沿左侧登山。只见四面青峰叠翠，弯道盘旋而上，好不容易才到了夹漈山顶的一个坳处。遥想当年，郑樵先生来此结庐是何等的不易，其山中的日子又是多么的艰辛。
现在的夹漈草堂，也像成都的杜甫草堂一样，已被改造成砖瓦结构的“郑樵纪念馆”，馆名系当代大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所书，只是这里没有前者的恢宏气派而仍然是座“陋室”。走进馆内，迎面有块石碑，上刻“圣旨”：“诏曰：兴化军布衣郑樵，朕兴学校，重选举，以网罗天下之士，犹具有怀才抱德佚于山林者比，因近臣荐引肆命，召以布衣，对于便殿，敷陈古学自成一家，可授以官庸，以激劝于文学之士也。尔既力于学矣，朕将此观尔有行。可授右迪功郎。”这道诏书无疑是宋高宗赵构下的，时间应是郑樵第二次晋京献书时。
“草堂”前的柱子有一副楹联：“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五百部著作曾诣阙，精神贯彻古今”，是对郑樵一生卓越贡献的高度概括。正厅有他的画像，两旁的题字都是后来者的赞语。草堂后有一座修于上世纪20年代的胜迹殿，二进，由过厅、正殿组成。正殿上郑樵的塑像，着官服官帽，看来是把他当成神来供奉了，因而有香火，还请了弥勒佛坐在殿前笑迎四方信众。一生远离官场以布衣自命的郑樵，如果走进此殿，看到自己的尊容不知将作何感想。此殿的左边，是两个石砌的水池，称“洗砚池”，据说郑樵曾在这里洗过砚。今人在池边安了一个石雕的龙头，涧上的清泉通过龙嘴顺势注入池中。落水声声，仿佛能穿透时空，让人想起郑樵当年的辛苦与自得。
走出圣迹殿，回望草堂，其背后的山坡上，1997年立了一座郑樵的石雕像。先生左手持书，右手握笔，一副学者的模样，与刚才所见的那尊穿戴官服的神像完全不同，更接近于当年的真实情况，给人以亲近之感。据郑樵年谱记载，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六月，新任同安主薄的朱熹路过莆田，曾到草堂拜访。郑樵以白盐、白萝卜、白豆腐、荞头等“四白”菜款待客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草堂的后山有一条石砌的路，相当陡峭，为了观赏夹漈山的风光，更想体验郑樵当年的生活环境，笔者以一介老翁之身，艰难地登上了顶端的书亭寨。那是一座石构的关隘，隘门上的横梁刻着“山色清芳”四个字，因此又称“清芳寨”。据说是东越吴余善建的。从石寨返回途中，我忽然有所感悟，觉得郑樵当年之所以将书房筑在夹漈山上，与这座关隘，这条山路或许不无关系。因为，这里虽处深山之中，交通却不算太闭塞。住在这里，既可少受乃至不受世上的干扰，也能比较方便地通向山外的世界，例如上京向朝廷献书。
郑樵，无疑是位罕见的智者，他的所作所为，都能给后人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包括夹漈山上曾经的三间草堂！
（本文原载于《走进涵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