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学 篇

——杨国桢回忆录选（三）

杨国桢

    访查林则徐遗稿

     1960年9月，大四学年开学，北京的中华书局约厦大历史系编林则徐的传记，系里决定本届毕业生不要写毕业论文，改为编书。傅先生亲自指导我班编写林则徐传记的毕业实践，指定我负责组织和统稿工作。据副系主任陈在正老师说，傅先生实际上是把我当作助教使用。

那个时候，研究林则徐还是个冷门，可以参考的只有几本小册子和几篇学术论文，研究鸦片战争有《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列岛编），收文24篇。林则徐的著作只有《林则徐政书》《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信及录》《畿辅水利议》《滇轺纪程》《荷戈纪程》等刊印本可看，相关的史料主要见于《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齐思和等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委会编）、《鸦片战争文学集》（阿英编）、《龚自珍全集》、《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夷氛闻记》（梁廷枬著）。我们向傅先生反映史料不足的问题，于是傅先生决定亲自带我去福州访查林则徐遗稿。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因公出差。那是10月的一天，记得那天是阴天，我们坐班车从厦门汽车站出发，到福州汽车站已是下午，放眼一看，道路两边都是灰色的房子，很多是木材建筑的，心情很是压抑。下车了，又不见公共汽车，傅先生只好叫了一部马车，载我们到福州旅社。当时是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很差，为了省钱，我们同住在一间普通客房里，吃饭只有一样菜——空心菜，没有什么油水，青叶少而杆子粗，时称“无缝钢管”。

福州是林则徐的故乡，他遗下的文字资料主要为他的后裔分散保存，由于种种原因，有一部分流落民间，为私人所藏，一部分为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傅先生带我到福建省博物馆筹备处看林则徐的书信原件，他的老友章振乾先生被打成右派后，调离厦大到这里当副馆长，是实际负责人，很爽快地答应为我们提供一些林则徐家书的抄件。福建省图书馆萨馆长、福建师范学院图书馆金云铭馆长都是傅先生的老朋友，很热情地交代馆员为我们阅读抄录资料提供方便。到福建省文史馆拜访一些老先生，在傅柏翠馆长的安排下，还召开座谈会，为我们提供访查林则徐遗稿的线索。

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穿梭在福州街区的深宅大院，走访了一些林氏后裔和耆老，搜得手札、日记、诗词、杂录多种，大多是未曾公开发表过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林则徐的后代，保留不少手稿，比如林则徐祖上的分家书，林则徐的日记、诗词、笔记、书信，有的人家道中落，要把手稿卖给我们，当时没这笔经费，傅先生不买，我是个学生，每月助学金8元伙食费，更买不起。傅先生讨价还价，用几块钱买一个抄写件。林则徐给人祝寿的对联，傅先生花了10块钱，买了一对。我在福建师范学院外文系林纪焘教授家中见到林则徐题潘功甫宣南诗社图卷，未经行世的小序一道。事后，他把这道小序抄送给我。这道小序成为我研究宣南诗社成立时间的一条关键性证据。他让我们看所藏的林则徐日记，有的是正本（手迹），有的是副本（抄本），他答应提供给我们一部分，但不让我抄，而是由他雇人到家抄写，再寄给我们。最终我们得到的是林则徐道光十四年（1834）五月至七月、九月至年底，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至年底的日记。我们还在林则徐长婿刘齐衔后裔刘栋业先生家中访谈，得知他保存林公晚年致刘齐衔手札六十余纸，但他捐献福建省委统战部后下落不明。

有的收藏者只许在家中阅看，当场抄录，傅先生就让我抄。第一次抄录古人手书手稿，由于没有学过书法，很多信的草书，很难辨认，抄不下去，急得冒出一身冷汗。幸得傅先生和收藏者从旁辨析指点填补，才解了围。

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说：一个人一辈子难得几次发现前人未见的史料，遇到的机会又往往一纵即失。特别是民间私藏，见之不易，一见就要全文抄录，切忌急功近利，断章取义地摘录。有的史料，可能几年、数十年以后才显示出它的价值。一时错过，恐怕时过境迁，再也见不到了。他还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抄录了许多福建金钱会、邓茂七起义等资料，可惜在战乱中丢失了，现在再找，许多书已经散佚，再也见不到了。 

    同学们在鼓浪屿菽庄花园留影。左起：林仁耿、蒋兆成、杨国桢、林再友、林大雄、李丙丁、王振仁、黄以结

这猛然使我联想到他描述的明末清初闽粤赣边的“长关”，它是公开的组织，又是地下的组织，坚持斗争数十年，“一切权力归长关”，应该是有许多史料依据的。史料遗失了，人们很难相信他说话的真实性，这是多么惋惜的一件事！

这次访查林则徐遗稿的实践，让我学到了许多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从福州回校后，我和同学们苦战数月，集体写出一册十余万字的《林则徐传记》（油印本）。

1961年1月，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左”倾错误，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我班男生搬到新建的芙蓉第六楼学生宿舍，度过大学生活的最后岁月。

我执笔撰写了《林则徐的早年》，对林则徐的家世和宣南诗社的成立时间都作了与传统说法不同的正面叙述。傅先生将它推荐给《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在2月出版的1961年第1期上，这是大学时代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4月30日，我们一起在学校和鼓浪屿留下大学生活的最后印记。

5月，我得到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的通知，到人事处报到。6月，我成为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的助教。我从芙蓉第六学生宿舍楼，搬到芙蓉第三教工宿舍楼118室，白色的校徽换成红色的校徽。6月起，领取实习助教的工资，每月48.5元，次年转正，每月58.5元。

8月，姑姑的小叔翁荣金从南洋回家探亲，到厦门住在华侨旅行社，我随父亲去看望，他邀我去龙岩，我欣然答应，立即买了火车票，经漳平转龙岩，我回去就住在陈陂姑姑家。那时是困难时期，姑姑的小叔带回许多面粉和猪油，为亲戚们解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拉近了我和姑姑家的感情。

那个时候，通常助教的培养模式是先备课、试讲到独立讲课，然后从事科研，陈在正老师反其道而行之，要我先科研后教学，即先不安排我教学任务，用一年时间，专心重新整理研究史料，撰写《林则徐传》。此外，我还要参加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的政治学习，以及系里分配的工作。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我与陈孔立、蔡如金合撰《辛亥革命在福建》，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2期（被收入《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6月）。

    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

1961年10月，厦门市成立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筹备委员会，市委书记张渐摩为主任委员，杨云、施耀、张玉麟、张楚琨、许祖义为副主任委员。决定在鼓浪屿建郑成功纪念馆，出版纪念郑成功的图书，召开学术讨论会，创作一批纪念郑成功的剧目和歌舞。厦门大学副校长张玉麟要求历史系教师潜心研究，多出学术成果。于是组成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写《郑成功史迹调查》和《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还计划出版郑成功史料丛书，作为刚入职的青年教师，我也被分配参加一部古籍的点校工作。

1962年1月28日，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剪彩开馆。31日下午，厦门市各界人士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大会在市人民剧场举行，与会一千余人。厦门市委宣传部部长杨云致开幕词，台湾民主同盟秘书长徐萌山、驻厦人民海军某部首长、厦门市副市长张楚琨、厦门市农工民主党主委苏节、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傅家麟、厦门市侨联主席颜西岳在会上讲话。我到会聆听。

2月1日上午，首都各界人士在全国政协礼堂集会，纪念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毅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香凝、黄炎培、阿沛·阿旺晋美，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蔡廷锴、邓初民、李烛尘、王绍鏊、陈其尤、许德珩、朱蕴山、夏康农，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等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报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及其意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何香凝、台湾民主同盟理事田富达在纪念会上讲话。在福建，举行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开馆仪式，厦门市文化局副局长陈游介绍筹办经过，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张渐摩到场剪彩。下午，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在福州举行纪念会，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陈绍宽、民革福建省委秘书长林浩藩、台盟福建省支部筹委会主任委员王天强、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郭虚中发表讲话。

2日晚上，厦门市文艺界三百多人假青年会举行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音乐晚会，由厦门市业余乐团合唱团、鼓浪屿业余合唱团、市歌舞剧团、业余乐团管弦乐队一百多人，联合演出了新创作的、歌颂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史诗清唱剧《还我河山》片段，以及大合唱《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台湾民歌等。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会长周而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其五、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任干等应邀出席。

5日前后，福建省话剧团、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省文工团、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文工团，福州市的闽剧院红旗剧团，闽南各地的芗剧、高甲戏、木偶戏剧团，南音乐团与文工团，创作并公演了《台湾凯歌》《复台记》《出征》等一批纪念郑成功的剧目和歌舞。

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定在元宵节开幕的“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由福建省历史研究所、厦门市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筹委会和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王亚南校长担任筹委会主任委员。王亚南校长具函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刘导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徐仑、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丁树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守实、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澂、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朱杰勤、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王文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国桢、上海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方诗铭、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名楠、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洪焕椿，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助教郭澎和本省本市的史学工作者共五十多人共襄盛举。大会收到朱杰勤《明末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击退荷兰侵略的纪录》、谢国桢《有关郑成功史乘辑录》、陈碧笙《十七世纪上半期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侵略及其失败》、韩振华《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和对外贸易商》、陈诗启《郑成功驱逐荷兰前后台湾的社会经济》、郭澎《从反殖民主义斗争史方面评价郑成功》等论文三十二篇。我与陈孔立、郑学檬老师一起担任会务工作。史学界前辈吕振羽因身体关系未能成行，特地写了一封长信给王亚南校长表示遗憾，并在信中谈到对郑成功的评价。该信用毛笔书写在红框的三张信笺上，笔笔凝练，字字润泽，书法秀美，堪称精品。我把它抄录下来，在第一期会议简报上发表。当时基于条件所限，没能留下手迹照片。十年“文革”，这次讨论会的资料荡然无存，而王校长逝世，退还给他的吕振羽原信，也不知所终了。

2月19—24日，“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厦门鹭江宾馆举行。19日上午，大会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副校长张玉麟主持，厦门市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筹委会副主任、厦门市委宣传部部长杨云致开幕词。厦门市委书记张渐摩致祝词。接着，由傅家麟报告《关于郑成功评价的一些问题》、王文杰报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意义》、洪焕椿报告《试论郑成功》、丁名楠报告《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张楚琨报告《中国反殖民主义的先驱——郑成功》、陈国强报告《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等论文的要点。19日下午，与会专家学者阅读论文，准备意见。晚上，在鹭江大厦七楼举行文艺晚会，厦大党委书记陆维特、厦门市委宣传部部长杨云、厦门市副市长张楚琨和与会专家学者一起欢度元宵。由金凤南乐团演出新创作的歌颂郑成功收复台湾英雄事迹的南曲《还我河山》和《陈三五娘》的一段、《庆赏元宵》等十多个节目。张楚琨介绍了南音历史、曲牌和曲谱。刘导生、黎澍、熊德基听了南音演奏以后说，南曲的词很有诗意，曲调也优美，真是雅俗共赏。徐仑还用杜甫的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来赞美南曲。

2月20—23日，与会学者分成三个小组，进行四次分组讨论和一次联组讨论。我负责每天出一期会议简报，陈孔立、郑学檬负责撰写会议综述。记得那几天都要加班到半夜，会务组为我们准备了夜宵。服务员晚上12点准时通知：“郑成功的点心好了，大家下来吃哟”！我们被逗得哈哈大笑，倦意全消。20日下午，与会学者到鼓浪屿参观郑成功纪念馆，登上日光岩鸟瞰厦鼓，游览菽庄花园。21日下午，参观厦门大学。

2月24日上午，举行闭幕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刘导生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不仅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同时对全国学术界的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由省市倡议召开地区性学术讨论会，吸收全国有关方面参加，是一种很好的学术活动形式，应该重视推广。指出：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个根本的方针，也是长远的方针，要不断加以贯彻。黎澍、郑天挺也在闭幕式上讲话。郑天挺表示，通过讨论，把郑成功的功绩提到应有重要地位，使大家认识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更加坚定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信心。最后，由厦门大学副校长张玉麟代表主办单位致闭幕词。

会后，与会名家应邀到厦门大学历史系做学术报告。徐仑同志作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报告。朱杰勤同志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意见。陈守实同志针对当前史学家正在争论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发表了意见。黎澍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史学工作者的思想锻炼》。他强调指出，世界上许多杰出的人物，都是在青年时代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认为，青年人应当加强思想能力的锻炼，学习哲学，学习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多看，多想，多写，养成运用思想的习惯。他希望在年青一代中能够出现杰出的历史学家。熊德基同志讲了关于农民战争的问题，并着重对宗教和农民战争的关系问题发表意见。郑天挺同志所讲的是《怎样学习历史》，就理论和历史、历史和史料、史料和读书等三个问题作了阐述。

兼任傅衣凌教授学术助手

1962年4月，我在整理林则徐编年的基础上，完成一年写就《林则徐传》初稿30万字的任务，并函告中华书局近代史组。5月22日，中华书局（62）编字第1337号近代史组复函：“来信早经收悉，奉复稍迟，十分抱歉。承告《林则徐传》初稿已大体写就，并能让我们优先拜读，欣盼之至。又说您在六月以后拟赴福州进一步搜集有关林氏资料，且能抄录副本寄来，更为感激。”“嘱抄邓廷桢致林则徐三封信札，已遵命办理，随函寄奉。所需各书已托我局服务组代办，由他们另函专函奉告。《筹办夷务始末补编》尚未组织力量翻阅，上海博物馆所藏林则徐书函也未抄来，将来当如尊意，尽量抄来收入《林则徐集》中。”

6月上旬，学校贯彻落实3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精神，把我从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调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助教，兼任傅衣凌教授学术助手。

我到敬贤二楼下傅先生寓所拜师，他要求我三十岁以前不要结婚，集中精力做三件事：第一，坐下来系统读书；第二，随堂听课，整理讲义；第三，把《林则徐传》写好。他交给我一份亲拟的书目清单，内开《明史》《明史稿》《明实录》《明书》《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通鉴》《昭代典则》《宪章录》《重修大明会典》《皇明书》《皇明从信录》《两朝从信录》《皇明通纪》《名山藏》《罪惟录》《国朝献征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万历野获编》《续文献通考》和地方志。他嘱咐我先用《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和《明实录》逐朝对读，写下读书札记。并说，这样读一遍下来，明史的大概脉络就清楚了，就算步入了研究的门槛。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根据傅先生的意见，一年内不安排我上课，让我专心系统读书。

6月15日，我致信中华书局，说明工作调动，《林则徐传》暂且搁置。26日，中华书局（62）编字第1676号近代史组复函：“6月15日信收到。《林则徐传》因故搁笔，也是事出无奈，然定稿后仍请及早见寄，是所致盼。”“嘱购之《明代黄册度》及《辛亥革命》两书，及奉送之《林则徐日记》样书，我局服务组已在月内先后寄上，并另函奉告，收到后仍请示复。”

6月，蒋军叫嚣反攻大陆，东南沿海人民解放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厦门大学师生疏散外地，我作为机干民兵参加民兵营，留下护校。

7月1日，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吴村先生在厦门访亲探友，看了《厦门日报》海燕副刊发表我写罗扬才在狱中的小说《狱火》，急切要与我见面，但联系不上，回去后写信通过《厦门日报》海燕副刊编辑苏艳邨先生转给我，说大革命时期他是厦门《厦声日报》副刊主编兼记者，并将他拍摄的罗扬才在北伐军入闽祝捷大会演讲的照片赠送给我。后来，厦门市党史研究室成立，通过厦大党委征集这张照片，只把翻拍的照片还给我。 

1927年元旦，罗扬才在北伐军入闽祝捷大会上演讲（吴村  摄）

吴村（1904—1972），原名吴世杰，笔名石浔，福建厦门人，1925年任《厦声日报》副刊主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新加坡、印尼等地担任电影编导，还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词曲，其中《天涯歌女》中的插曲《玫瑰玫瑰我爱你》（作曲：陈歌辛　作词：吴村）曾是当时唯一一首走向世界并风靡全球的中国原创歌曲，并传唱至今。解放后吴村历任长江、长岭、上海、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1958年调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曾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1972年在西安逝世，享年68岁。

9月，历史系招本科生30人。傅衣凌教授上《中国经济史专题讨论》课，我随堂听课，根据听课笔记和他的讲稿，补充整理成《中国经济史要籍提要》讲义，油印发给同学。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九月底在福州举行成立会议，我校王亚南校长任主任，傅家麟教授任副主任。傅先生主编的明史资料，即《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已大体告成，书稿抄正后，交我通读过一遍。

11月16日上午，历史学家郭沫若参观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看到一枚漳州民间称为“郑成功大元”的银币，认为银币正面横铸“漳州军饷”四字下面的花押是“成功”二字的合书，并即席题了首七绝：“故垒想雄风，海天一望中。漳州军饷在，二字署成功。”11月23日，郭沫若访问厦门大学，到厦大工会俱乐部与文史方面教师座谈，讨论“郑成功大元”和郑成功研究。我系陈文松副教授看了拓片后发言说：“那花押应该是‘朱成功’三字的合书”。郭沫若大喜过望，欣然接受，一再向陈先生表示了谢意。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目睹这一情景，心情十分激动。

12月8日，参加在厦门大学举行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

    夹漈山中访郑樵

1962年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郑樵（1104—1162）逝世八百周年。为了进一步发掘有关郑樵的历史资料，开展科学研究和纪念活动，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人类博物馆联合成立了“郑樵历史调查组”，前往郑樵故乡福建省莆田县，就郑樵家世、生平、著书、史迹以及民间传说，进行实地调查访问，历时二十天。 

郑樵历史调查组在莆田县政协开座谈会

“郑樵历史调查组”由庄为矶、叶文程、庄锦清、娄曾泉、郑学檬和我共七人组成。1963年1月9日（农历十二月十四日）,从厦门大学启程,乘汽车前往莆田县城关，入住荔城宾馆，随即与莆田县教育局、县志办公室和县政协联系。教育局副局长陈长城是莆田史志名家，为我们提供调查的线索和建议。在他们的协助下，10、11日上午召开政协老人座谈会。

接着，在县图书馆查阅地方文献，找到八种不同的郑氏家乘和族谱，发现郑樵遗文《荥阳家谱前序》等四篇。1月16日起，出发赴霞溪、夹漈、萍湖、白沙、白杜等村镇调查，在霞溪广山大队林边村广山小学（原广业书院）左边，找到郑樵出生地，在新县公社夹漈大队，瞻仰了郑樵故宅，在夹漈山顶峰瞻仰了夹漈草堂，从草堂往南，沿山脊约八里地，到芗林寺修史堂。由修史堂走下夹漈山，往西不远，到溪东大队探访溪东草堂（又名“二郑祠”）。在庄边公社萍湖大队，探访南丰书堂、夹漈祠。在白沙村探访郑樵墓、夹漈祠。在城北十一里许的白杜村，探访万卷楼遗址。1月20日，在荔城宾馆209室开团小组总结会。

3月15日， 郑樵历史调查组成员分工合作，编成《郑樵历史调查》，刻印成册，征求意见。我执笔撰写了第四部分《郑氏族谱调查》和第六部分《郑樵传说调查》。此外，我又点校《郑樵所撰〈荥阳家谱前序〉》，在《福建省历史学会通讯》1963年第1期刊登。

5月，拙作《郑樵年代考索二题》修改定稿，后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65年，第167—179页）。收入《海涛集》，第88—97页。

6月，协助傅衣凌先生撰写《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

9月，历史系招收本科生34人。20日，教育部报请中央批准，发文将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改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我为1962级本科生开“中国古代史”课，主讲明史部分。本学期，为中国经济史专门化学生辅导《明清经济史》。据听课笔记编写《明清经济史》讲义（至明末为止，油印本）。

    参加社教和“文革”

（一）枋湖公社访贫问苦

1963年10月，我和一年级同学到厦门郊区前线公社枋湖大队的枋湖、庵兜、林后村劳动和社会调查，和陈孔立、郑全备合写《不能忘记——张宝家史》（署名杨立备）、《编写家史的初步体会》（署名郑孔桢），12月发表在福建历史学会编印的小册子《编写劳动人民的历史》上。

本年，福建历史学会和厦门大学历史系从南平阶级斗争展馆抄录清代契约文书数千通。

（二）同安三忠社教

1964年4月21日至6月5日，我与历史系师生到同安县洪塘公社三忠大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个半月，与贫下中农“四共同”，同时开展访贫问苦和农村调查。4月30日，协助朝拜埔村办起毛主席著作学习班。以“厦大历史系民兵营宣传组”名义采写报导，发表在《厦门日报》1960年6月17日第一版。6月，《宣南诗社与林则徐》《宋末“三忠”的神化——同安三忠地区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与陈孔立等合撰），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2期。历史学会从德化县文化科抄录德化西墩村邓氏契抄簿一册。

（三）南安四清工作团

1964年10月初，我参加农村点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赴龙岩上杭集中学习两个半月。厦门大学中文、历史、经济三系高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研究人员共662人，住在上杭一中。学习文件，反右倾揭盖子，三查，“洗手洗澡”，明确自己存在的问题，下定锻炼改造的决心。

12月24日，厦大师生转赴南安，参加中共福建省委南安四清工作团。本月，刚主（谢国桢）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记宣南诗会图卷》，附记：“顷阅《厦门大学学报》，载有杨国桢著《宣南诗社与林则徐》一文，曾提到林则徐题宣南诗社图卷手迹，现藏福州林纪焘君家中，并附有小序说……由这小序中，可知林氏乘舟北上，所题的诗句，或未交给潘家。现在这两件文物都已经发现，如果能珠联璧合，那就更好了。”（收入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艺林丛录》第十编，1974年；谢国桢著：《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96页）

我和叶文程分配到南安九都公社坪声工作队。坪声工作队由我们与三明地区干部、海洋三所研究人员组成，清流县县长邵健为工作队队长。工作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小四清、解放干部大多数、建立领导核心和组织阶级队伍，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历时7个月，1965年7月底，才从南安回校。

（四）批判吴晗

1965年9月，历史系招收本科生33人。本学期，我为中国经济史学生辅导“明清经济史”，为三年级（1968届）本科生主讲“当前学术问题讨论”。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参加历史系师生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12月，《评〈论海瑞〉》（孔永松、杨国桢、李强、柯友根合撰），报导《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简介》，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5年第2期发表。1966年2月11日，合写《封建道德必须彻底打倒——驳吴晗同志的“封建道德继承论”》，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6年第1期发表。

1966年2—5月，为本科生一年级（1970届）上“中国古代史”下，主讲明清史。

3月23日，《论明初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刊于《光明日报》第4版《史学》双周刊第328号。本月，陈胜粦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6年第1期发表《林则徐的“好官”面目初剖》中说：“关于宣南诗社的问题，过去都认为成立于1830年，是个具有改良维新倾向的进步组织，成员包括龚自珍、魏源、黄爵滋。近年人们对此提出怀疑，厦门大学杨国桢同志亦曾来函商榷。作者翻阅了有关资料，无从得出结论，故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论丛》一书《林则徐的一生》文中，仍沿过去提法。此书出版之前，杨国桢同志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了《宣南诗社与林则徐》，就宣南诗社成立年代、性质、成员作了新的考订，作者基本同意杨国桢同志意见。特此说明，以订正《林则徐的一生》之误。”

（五）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24日，福建省委工作团进驻厦门大学。历史系工作队依靠工农兵干部为左派，发动师生揭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傅衣凌、韩国磐先生被点名为“福建三家村”主将揪了出来。我当过傅先生的助手，在傅先生家中看过邓拓送给他的画，借阅过邓拓送给他的《燕山夜话》，既是群众，又是“知情者”，成为揭发交代的重点对象。我参加历史系批判组，写过批判吴晗的文章，又被定为“假批判、真包庇”。

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29日，清华附中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各地造反派纷纷响应。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与会同志。8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0日，福建省委工作团撤离厦门大学。红卫兵各立山头，纷纷从学校杀向社会。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喊出“造反有理”的口号，走出校门，“破四旧”，抄家批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9日，厦大红卫兵带头冲击福建省委机关。9月，厦门大学瘫痪，师生外出串联。

 1966年11月，杨国桢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11月中旬，我与孙晋华、吴文华老师一起，骑自行车到福州串联。第一天到南安官桥，第二天到福清渔溪，第三天到福州。从福州火车站上火车到北京，住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红卫兵联络站。26日，毛主席第八次检阅红卫兵，我们参加红卫兵队伍通过天安门。12月，从北京坐火车到武汉，再乘火车回到福州，骑自行车返回厦门。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6期，作者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