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学 篇

——杨国桢回忆录选（一）

杨国桢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红色基因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政治本色的精神密码，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精神标识。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创造积累的先进文化，蕴含着指引党和人民增强信仰、信念、信心，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我们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的独特作用，让红色基因永续传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在闽考察时指出：“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闽西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是保持“二十年红旗不倒”的革命老区，是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对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对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守好红色根脉、续写新的辉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赤 子 无 邪

1940年3月23日（农历二月十五日），我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城里，祖籍红坊镇奖邦下洋村。1949年春，父杨宏庆、母章素兰携我和妹妹杨小筠、弟弟杨家驹举家从龙岩迁居厦门，所乘班车过板寮岭时遭土匪拦劫，因二百块银圆放在卤料罐内未被搜去，父母以此作为资本在厦门思明西路租了一间前店后家的平房，开了一间卖日用杂货的夫妻店。思明西路东至与思明东、南、北路交会，东北角是1927年由华侨曾国办、曾国聪投资兴建的思明戏院（1952年改名为思明电影院）；西至与大中路相接，大中路向南通中山路。从大中路走入思明西路，我们住的这一边，第一个巷口进去叫周厝巷，我的姑姑杨爱莲一家住在周厝巷里。姑姑是我祖父杨振山的独生女，抱养个弟弟就是我父亲。姑丈翁荣辉，龙岩县西陂镇陈陂村下翁厝翁松发长子，此时在厦门经商。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有表兄翁培城，表弟翁培恩、翁培仁，表姐翁丽珍，表妹翁丽芳。丽芳最小，当时才2岁。第二个巷口的平房就是我们家。思明西路另一边，周厝巷对面是1935年通美纸行洪雪堂所建的六层大楼“厦大旅社”（今思明西路62—64号民主大厦），旁边是临时搭建的歌舞厅。大厦与歌舞厅之间的一条巷口进去是“天一楼”，即1915年同安石浔吴文渥、吴文启兄弟所建的“庆让堂”。歌舞厅另一边一条巷子进去，就是“威灵殿”（即天一楼巷1-1，思明区一级不可移动文物“圣王宫”）。殿内供奉广泽尊王，殿前石阶边有一块天然的滑石坡，是我和小伙伴们娱乐的滑梯。

我在龙岩松涛小学读到四年级，到厦门后插班鳌岗小学（今思北小学）五年级，1951年毕业。鳌岗在厦门古城西门外，有天妃祖庙“朝天宫”旧址，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平定台湾后捐俸重修。朝天宫旁有林氏祠堂。清宣统元年（1909）许葆桢创办“宝善小学”，借朝天宫为校舍，1917年停办。鳌岗小学为厦门长林家族自治总会创办于1919年，初设于思明东路，继建筑于大同路69号。1938年厦门沦陷，学校被日伪摧毁。1947年复校，正门在大同路，后门在思明东路，从我家沿思明西路直走可达学校后门。小学生活让我和班主任李熙泰老师结缘，他成了我的第一个恩师。

1951年9月，我考入厦门双十中学初中部乙班。该校创办于1919年，校址在镇海路，1929年春定名为“厦门私立双十中学”。我考入双十中学不久，我家从思明西路搬到横竹路8号。1954年9月，我考入厦门第一中学高中部二班。厦门一中的前身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玉屏书院。1951年2月，更名为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1954年迁至深田路，我的高中时光就是在这里新建的五三楼和五四楼度过的。1956年，国营企业厦门百货批发站征用横竹路8号，安排父亲为职工，我家搬到大同路429号。

中学生活的最大收获，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培养了写作的兴趣，我写的作文曾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16岁时，我根据厦门大学归侨女生陈康容烈士在永定山区的革命事迹，试写出《海恋》的电影文学剧本，投稿应征，虽未能入选，却彰显了我的青春活力。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的历史文化，学习历史、地理特别上心，曾取得学年满分的成绩。六年和谐相处的日子里，师生们结下了真挚的情谊。

1957年7月，17岁的我高中毕业，惜别的时候到了，师生们愉快地在五四楼下合影纪念。

接着，同学们报名参加高考。我的报名号码：267167。厦门一中开具的毕业证明书上有我的照片，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模样。

       那时候的我太幼稚，没什么心思，而且当时也缺乏“入学全攻略”之类的指南，不知道大学、专业有什么等级，如何报考，只凭自己对文学史地的爱好，选择学校、填报志愿，考试完毕自我感觉颇为良好，父母亲怕我考上大学，出了远门，忘了故乡，让我回老家龙岩探望外婆、姑姑等亲人。外婆家在西安村，与舅舅章厚德一家住在一起。姑姑一家1954年从厦门迁回龙岩，除表兄翁培城在北京矿业学院读书外，姑姑和表弟培恩、培仁、培德，表姐丽珍，表妹丽芳，从城市户口变为陈陂村的农业户。三年不见，又添了表妹翁丽新、翁丽华。这样，我们这一代的亲戚又接上了关系。

负 笈 厦 大

1957年8月27日，收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荣幸地考入厦门大学历史学系。那时，装有通知书的是福建省统一印制的“牛皮纸小信封”，由学生报考时自己填写考生姓名及通信地址，录取时，还需在发件栏上盖以大学名称和校址的印戳。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信封，不知为何我没有将其丢掉，它便悄无声息地在我的书堆里躺了六十多年。

那个时候的厦门，是中国东南的海上小城，全市人口仅56万，地处海防前线，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设。1957年1月成立的厦门市公交公司，只有营运公交车6辆。是年4月，鹰厦铁路通车，首列客车才抵达厦门。

厦门大学是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1919年6月24日，他从新加坡回到同安县集美社，即发布《通告》：“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他连日奔波，眼光独具，选中厦门岛五老凌云、面向大海的“公共山地”作为校址，奠下“南方之强”的基石。7月13日，他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召集筹办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上，当场认捐厦门大学开办费100万元（当年交清），常年费300万元（分12年付款）。26日，他邀同著名教育家、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到他选中的厦门大学校址考察，得到黄炎培的赞赏。于是，他信心满满，积极向政府申请拨给土地。1920年1月，陈嘉庚在新加坡入同盟会时结识的老友汪精卫来集美参观，陈嘉庚向他介绍筹办厦门大学的计划，礼聘他为校长，汪精卫怦然心动，欣然接受，但不久因粤军回粤无暇顾及而辞职。陈嘉庚遂商请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郭秉文、胡敦复、余日章等组成筹备委员会，于10月在上海开会，推举邓萃英为校长。1921年3月，厦门大学在厦门和南洋各埠招收新生。4月6日，清明节后一天，厦门大学借集美中学新校舍“即温楼”正式开学。

为什么要说这段往事呢？那是因为现时许多大学为了标榜自己学校历史的悠久，把自己的生日不断往前追溯，制造“百年学府”“千年学府”的假象，而厦大没有这种造假的条件，甚至谦虚地把创办的时间定在开学那一天，连筹办两年艰辛的历史也略而不计，让人有“自废武功”的感觉。

     厦门大学依山傍海。1923年9月思明县知事邢蓝田发帖思明县公署布告，核准厦门大学用地界址：“西自中营炮台旧址起，缘埔头山、峰巢蒂山越澳岭、赤岭而上鼓山以达五老山之极峰为界；东南自西边社起，缘和尚山后河越覆鼎山、观音山后过官后山许坪钟山汇；西东界线于五老山之极峰为界；南至海为界。”早期建设仅利用了演武场范围的四分之一，以群贤楼群为代表，正如鲁迅所言：“一排洋房建在沙滩上。”1953—1955年，陈嘉庚主持建设了以建南大会堂为中心的建南楼群，和男女学生宿舍芙蓉楼群、丰庭楼群，成为新厦大的地标。

厦大校园本无围墙，也就长期没有正式的校门。进出口有好几个，并无专人管理。在我们入学前些年，厦门大学在北村对面通往同安楼的路口，建了一座混凝土的校门。从厦门市区到厦大的公交车，从蜂巢山下来，一眼望见校门上方有鲁迅先生手迹“厦门大学”4个金色大字，就知道厦门大学到了。靠近南普陀寺的大南路口有个“校门”，现在有人说是厦大的正门，其实只是个简易的边门，开始也没挂“厦门大学”的招牌。1957年设公交车站，又盖了一座3层楼的厦大商店，才热闹起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从北村校门到大南边门之间马路的厦大一侧，才盖起了厦大一条街。

校门后有一条沙质马路通同安楼，直达厦大的行政中心群贤楼。向海一排大楼是以建南大会堂为中心的建南楼群。左边是学生宿舍芙蓉楼群。校门以内是一大片的农地和空地，抗战军兴，厦门大学内迁闽西长汀县办学，校舍被日军占领，招徕流民栖居垦荒，形成后来的东边社，招引华侨购置大南新村住宅，形成后来的侨房。1949年后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厦门大学的地权被侵蚀流失。现在看来，校主陈嘉庚先生可能有感于用校门的形式立地界，表示厦门大学收回土地权益的诉求，保护厦门大学的土地不被侵占。可惜因为厦大公交车站设在大南路口，很少有人倒退回去，通过这座正式的校门进入学校，渐渐显得孤单寂寞，最终被废弃。尽管如此，投奔厦大的学子，视它为厦门大学的标志，是我们身份的证明，纷纷和它合影，留下青春的印记。

我们入学的时候，厦门大学共有9个系，文科中文、外文、历史、经济4系，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海洋5系，招收本科新生703人（海洋系只招3人）。加上老生，全校学生3180人。

9月12日，新生报到。我是本地新生，家住大同路，来厦大报到有两条路，一是到轮渡码头坐公共汽车，从中山路转思明南路抵达厦大终点站，二是在家门口坐三轮车，沿海边到厦大，路途较短而且平坦，适合带行李的独行者。于是我独自提着一个小藤箱，内装录取通知书中要求的材料和若干生活用品、换洗衣服，就近叫了一辆三轮车，沿着镇邦路、水仙路、晨光路、同文路、民族路、大学路到厦大医院，抄小路来到厦门大学办公大楼——群贤楼，探听到新生报到在工会俱乐部（后拆建为建文楼）前，便转身前往。

当天新生报到的程序是这样的：厦门大学迎新组发给每个同学一张程序单，由新生依序到各科摊位办理报到手续，一到教学行政科交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学历证件、在职干部离职证件、相片6张，二到事务科交户口转移证，三到校产科分配宿舍，四到膳食科交粮食、油供应转移证和膳费，五到团委会交团员转系证件。每科手续办完后都要由各科盖章，程序单由同学自存。

我按程序单办妥手续，单上盖了各科经办老师的私章，校产科老师填写分配了宿舍芙五408号，团委会收件人只画了一个“√”。

这份新生报到程序单可证当年行政干部依规办事的认真与负责。我保存下来了，也许它是当下唯一存世的“文物”了。

报到后，由老生引路至宿舍，女生住丰庭第一楼，男生住芙蓉第五楼。丰庭第一楼距工会俱乐部只隔了一条马路，是1951年建成的三层女生宿舍。芙蓉第五楼坐落在芙蓉第四楼的后面，是1957年新建的男生宿舍，呈长方形一字排开，共3层，被2个4层前后突出的端头分为3段，每个房间住6—8人。每层中段有个中厅，可供学习或开会之用。两个突出的端头与宿舍成十字形，配上楼梯和浴室、卫生间，外墙白色花岗岩条石，衬砌红砖，红白两色交相辉映。当时的楼前是一片空地。

当年，我们班上有48位同学，加上复学的4人，共52人，但与1956年历史系招生3个班103人相比，减少了近一半。同学除来自华东地区上海、浙江、福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外，有几位调干生，年龄最大的30岁；四分之一同学是华侨，有12人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招收侨生体现厦门大学“面向东南亚、面向华侨、面向海洋”的办学特色。然而，令许多男生失望的是，同学男女比例失衡，全班总共只有3位女生，而且都已经成家了。9月15日，我的户口正式移入厦门大学。

1957年下半年，即一年级第一学期，“反右派”运动接近尾声，印象深刻的是，历史系老师没有“右派”，但是全校学生“右派”历史系最多。我们旁听过全校批斗历史系1955级“右派”学生张景奎的大会，看到新揪出来的历史系1954级学生“右派”陈文华的大字报，心惊肉跳，受到极大震撼。

10月26日一整天，全校师生员工眷属在建南大会堂集会，批斗“大右派”、校长助理兼教务长章振乾，历史系的几位老师也在会上发言。这场批斗之后，厦门大学暴风骤雨式的“反右”斗争就基本结束了。11月9日下午，校党委书记陆维特宣布厦大进入全民性整风运动，着重整改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历史系“反右”斗争后“气象一新”，13日下午，校党委向团干部和学生代表发出号召：动员起来，投入鸣放高潮！全班同学听传达后，一夜写了30多张大字报。12月下旬，历史系9位老师被派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其中有我们的班主任林祥瑞、辅导员粘尚友和任课老师王益强，全班同学集合欢送，并在芙蓉第五宿舍前合影留念。

这个学期刚开学，厦大党委就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原四门政治课暂停，改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0月初，校第37次行政会议通过《厦门大学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规定：每个学生每年下乡下工地下厂时间一般为1次2—3周，每人每月参加义务劳动半天。但教学秩序受到冲击破坏的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专业课还是按原来的教学计划进行，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课引导我们走进中国史学的门庭。我们利用“旧教育制度”最后一抹光亮，如饥似渴地学习。

图书馆和教室，是学生自习的好去处。厦大图书馆（成智楼）三楼在镇北关旁有个后门，进门就是阅览大厅。我们经常从芙蓉五宿舍通过大白城的山坡小路，在南洋研究所前行进到图书馆阅览大厅，抢占新出的人文历史杂志，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知识。我订了一年的《历史研究》和《考古通讯》，还经常光顾群贤楼后面平房的新华书店，用菜票换钱买老师写的书来读。我们吃在芙蓉第二楼边的竞丰膳厅，膳费每月8元，菜色丰富而便宜，分装在小碟子里，一份有三四种，任人挑选，早餐4分钱，中晚餐8分钱。早晨起床有免费的豆浆饮用，膳厅工友把一大桶豆浆送到每座宿舍楼下，由同学自取，每人一瓢。上午课间操时还有免费豆浆，由工友送到教室楼下。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大一下学期，随着“大跃进”的展开，厦门大学历史系大搞教育革命，下乡下厂劳动，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提出“要彻底肃清学生中的只专不红、先专后红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残余思想，大力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定期学习时事政策，每学期进行一次政治与劳动考核等”。过多的劳动和政治学习冲击了教学，打乱了教学计划，连免费提供豆浆的福利也被取消了。

泰 山 北 斗

作为南方较强的厦门大学，其时历史系已人才荟萃，不乏泰山北斗。入学时我们最早见到的教授是系主任傅家麟先生。先生又名傅衣凌，生于1911年，时年46岁，是本校第九届（1934）历史系毕业生，1935年东渡日本，留学法政大学研究院。1950年回母校工作，1952年起任历史系主任。著有《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清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年）。在新生入学的大会上，傅先生介绍历史系的专业特色和教师阵容，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他说话福州腔很重，具体怎么说已记不得了。他家住在小白城山上的“教授带眷宿舍”。一进平房，一个小院，绿树掩映，风景绝佳。四年级时，他带我到福州访查林则徐遗稿，是我大学时代接触最多的老师。大学毕业后我当他的学术助手，和他有三十年的师生情谊。

我们的老师，有厦门大学第一届（1926）毕业生林惠祥先生和叶国庆先生。他们成名较早，是历史系元老级人物，事实上，这时的他们也都才50多岁。

林惠祥先生，1901年6月生，1921年考入厦门大学文科社会学系，1926年毕业，1927年赴菲律宾大学研究生院留学，1928年获人类学硕士学位。他是中国人类学的先驱、中国东南田野考古的开拓者、中国现代研究台湾的开拓者，集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于一身。他曾到马来西亚、印度考古，是中国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考古的第一人。1935年，34岁的他就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1950—1952年为厦门大学文法学院历史系主任。他捐献毕生搜集的文物，于1953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人类博物馆并出任馆长。1956年兼任南洋研究所副所长，是新中国第一批国家评定的二级教授。人类博物馆馆址是1923年建的博学楼，厦大早期的学生宿舍，成为人类博物馆馆址后，是我们向往和崇拜的厦门大学历史学地标。当年我班同学还陪同到校联欢的杏林纺织厂女工到此参观。我们在参观人类博物馆时见过他，听说他要开考古学通论的课，大家都特别的振奋，我还特地买了一本《考古学通论》来读，不料还没等到听他的课，便传来他1958年2月13日逝世的噩耗，我和同学们还一起参加了在风雨球场举行的追悼会。

叶国庆先生，1901年生，1921年考入厦门大学文科教育系，1926年毕业。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研究部研究生，师从顾颉刚、许地山教授，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同学。1932年返校任教，是先秦史方面的专家。1940年10月起任厦门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1945年代理历史学系主任。1946年起任历史学系教授。1949—1950年再次代理文学院历史系主任。1957年，他为我们开过中国古代史课。在古史分期上，当时他和王亚南校长、傅衣凌先生一样，主张“西周封建说”。这激发了我的兴趣，搜集史料，学写论文。他的家在芙蓉第四楼对面的“三家村”。1958年，在林惠祥教授逝世后，他接任人类博物馆馆长。1959年，叶先生和傅先生搬进新建的敬贤二教师宿舍一楼，两家成为邻居。

韩国磐先生，1920年2月生，江苏省南通市如皋韩庄（今属江苏海安市）人。1940年9月考入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10月到福建崇安县晴川武夷宫报到，按军训大队部编制，编入第一中队第一区队第二班，同学13人。1941年9月，留校任助理员，协助代主任委员毛夷庚工作。1942年8月转学长汀厦门大学历史系，1945年7月毕业，1946年8月任厦大历史系助教。抗战胜利后，随厦大迁回厦门，1951年8月任讲师，1954年7月，出版《隋朝史略》，1956年6月出版《柴荣》，1956年7月获聘副教授，1957年颁发聘书。我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时，恰好《隋唐的均田制度》（1957年7月）、《隋炀帝》（1957年9月）刚刚出版，我把吃饭省下来的钱买他写的书，细读并珍藏。不久，韩老师为我们上历史文选课。

庄为矶先生，1909年生，福建泉州人。1929年考入厦门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33年毕业后，历任厦大附中、新加坡华侨中学、集美中学教师，晋江县中教务主任，晋江县教育科长，仙游县海疆学校讲师，1946年回厦门大学任教，对福建历史地理、泉州地方志、泉州港史情有独钟，著有《晋江新志》。

陈诗启先生，1915年2月生，福建德化县人，193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41年毕业。1942年秋，任长汀中学校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汀侨民师范教员。1945年5月，回母校厦门大学工作，任总务处庶务主任，1946年复员回厦门，为厦大新生院训导主任，教务处教务主任，兼教历史系中国通史。1953年调入历史系当讲师，讲授明清史、近代史，1957年出版《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1959年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任副教授。

韩振华先生，1921年生于福建厦门，原籍海南文昌。1946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1947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教授，其后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自1950年起，任厦门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

罗耀九先生，1925年8月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944年考入中正大学历史系，1948年毕业，任厦门大学中国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1年1月调任南洋研究馆实习研究员，1952年2月调任厦门大学历史系助教。

陈在正先生，1926年12月生，福建闽清人。194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51年毕业，留校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1952年10月，任历史系秘书。曾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修，1958年回校，任历史系副主任。1960年被评为福建省文化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他知人善任，我1961年6月提前毕业留校，分配到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据说就是他决定的。

我本来就没有专业对口不对口的想法，了解了老师们的成就，不禁肃然起敬，更钟情于历史学专业，一心一意，毫不动摇。在他们指引下，我走上治史之路，六十年如一日，从未停歇。

历史系的“右派”教授，都是外来的，原先都很有名气。虽然当时没给我们上过课，但我毕业后留校，与他们成了同事，来往过从，受益良多，不可不记。

最年长是蔡维藩先生，1898年生，192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1928年赴美国伊里诺伊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1930—1946年，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系主任，是著名的西洋史专家。1957年在福州福建师范学院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60岁时调来厦门大学。他在历史系讲授世界史课程，我们班的黄成山同学毕业留校，当他的助教，是他晚年着力培养的弟子。可惜黄成山后来定居香港，没有把蔡先生的学问继承下来。

陈明鉴先生，1903年生，1927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学院哲学系，后留校任职。1950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财政金融系教授兼系主任，并担任民革厦大支部主任委员、厦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错划为“右派”后，长期执教于历史系，教授世界史，后来做到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擅书法，厦大“成伟”“竞丰”等楼名，都是他题写勒石的。他家在福州，自己和我们一起住在芙蓉第三楼一层教师宿舍，1976年退休才回福州定居。由于他的引荐，1962年我向时任陕西师范学院教授的魏应麒先生请教《南山集》所载宣南诗社问题。

陈碧笙先生，1909年生，1926年毕业于上海公学大学部经济系。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逃亡日本。1928年至1932年在日本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早稻田大学政治学部学习，与李大钊儿子李宝华等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回国后任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时，他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财政局长。闽变失败，他出走云南，参加边政工作。1945年10月在重庆加入民盟。1949年与中共中央华南局取得联系，进入北京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次年回福州参加土改工作。1951年任福建学院政治教员。1951年在民盟福建省临时工委会工作。1954年任民盟福建省支部专职常委。1956年到厦门大学工作，在南洋研究所任研究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调到历史系。后来当上历史系主任，和我合写《陈嘉庚传》。

陈孔立，1930年生。195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20岁便当上厦门市人民政府的青年委员，“反右”前是厦大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党支部书记，在校刊上写《国光夜话》，划为“右派”后到历史系资料室工作。1958年大炼钢铁，他和我住同一个竹棚，一起编印《钢铁战报》。

“大跃进”岁月

       1958年1月11日，厦门大学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除四害办公室。历史系负责全校的膳厅和厨房周围的清洁卫生。15日下午，参加全校师生大扫除。2月，厦门大学调整组织机构，实行二级制，校长直接领导各系，各处为校长的办事机构。2月10日，本班开展勤工俭学，成立“信封生产组”，手工制作信封出售。放寒假期间，春节过后，20日是正月初三，高中同学毕业后第一次集会，一起畅游鼓浪屿，从日光岩到菽庄花园，坐舢板船游览海上风光。

3月1日，共青团历史系总支委员会向全校团员和同学提出“比思想、比学习、比劳动、比锻炼、比工作、比俭朴、比团结、比卫生”的倡议。3日下午，厦门大学召开师生员工大会，党委副书记吴立奇作全面大跃进的动员报告。5日晚，在建南大会堂召开空前热烈豪迈的“厦门大学社会主义大跃进促进大会”，各系争相表态。历史系教师代表傅家麟在会上发言，提出：我们拟定了全系五年工作规划初步草案，要求达到的教学水平，是“南下广州，北上燕都”（向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的历史系看齐）。科学研究方面的目标是：“学习先进，建设据点，创立学派，扩大队伍。”亮丽的闪光点是创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历史系师生士气大振，史四同学奋臂高呼“十二比”的挑战书，把会议推向高潮，博得全场的雷动掌声。

3月6日，胡耀邦到厦大视察，在建南大会堂做形势报告。8日，历史系在集美二楼举行“历史系大跃进展览会”。10日，全校展开反保守、反浪费、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全面“大跃进”。大家深受鼓舞，解放思想，敢想敢说，如有同学提出：应该在人类博物馆中国猿人雕像内安装电子设备，当参观者到来，会自己开口介绍。可惜当时的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3月12日，历史系召开一整天的教学整改座谈会，批判系主任傅家麟重业务、轻政治的教育观点。16日，历史系第二届运动会在大操场举行。22日下午，校党委吴立奇副书记向全校师生员工做报告，动员继续红与专的辩论。29日，中共厦门市委在“全省跃进大会”上提出：“百天创办百家工厂；5天内青壮年文盲全部入学；10天内普及高初中教育；苦战7天，基本实现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每人植树100株；一个月每人积肥100担。”29日晚，写整改大字报。我班十余位同学写信给党委，请求立即下乡，帮助农业社春耕和办学校。30日星期天，48位同学分成两组，一组种花生，一组打扫宿舍和芙蓉五的周边环境。

 4月3日上午，我班开红专辩论会，下午和晚上，响应市委号召，参加积肥运动，从厦大西村的演武池中挖污泥，拉板车到白城海滨游泳池边堆放。我还在《新厦大·积肥快报》上发表诗歌《挑灯夜战》：

人流浩荡，挑灯夜战；

绿肥成堆，屈指千担。

月色将残，夜战正酣；

忽传捷报，已达万担！

4月5日，校运动会，晚看吴晓邦表演。6日和7日到西边社劳动，我跟着农民的牛拉板车，从西边社拉到胡里山炮台边的沙土路后，跑步控制车把冲下坡到白城，沿民族路途经厦港、鹭江道，送菜到靠近第一码头的农产品批发市场。8日晚，看铁路文工团演出。4月9—12日，学校动员开展“双反双比”，我们积极参加群众性整风运动，努力改造思想。13日下午，到厦港街头打苍蝇。14日下午，写大字报，自我检查“边专边红，以专为主”的错误思想。18日，到胡里山种花生。23日，四年级同学赴龙岩实习，3个“右派”同学由我班接管。在此期间，我们曾在芙蓉第三到映雪楼之间的小道上，敲打洗脸盆驱赶麻雀。我还定期骑自行车到塔头社、西边社为青年农民扫除文盲。

5月1日晚6:15，在建南大会堂看电影《星火燎原》。电影结束时，王亚南校长告诉我们：这几天美国唆使蒋军在沿海演习，明天可能在金门附近演习，随时可能进行挑衅，宣布明天不上课。10时，为防金门炮击，与10位同学赶往人类博物馆，在系主任傅家麟、馆长叶国庆指挥下，将16件珍贵文物装箱，于2日2时随车送至厦大坑道乙洞内。4日，史一团支部到南普陀活动，在北村校门前合影留念。5月5—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指责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号召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10日晚，在建南大会堂看《柳堡的故事》。14日下午，历史系师生员工召开向党交心大会。韩国磐、陈诗启和4位同学上台交心。21日厦大党委召开宣传工作大会。30日晚上，校党委副书记吴立奇向全校师生员工作报告，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6月11日，王亚南校长在全校大会带头做检查报告。校党委决定全校停课一周，“拔掉白旗，插上红旗，大胆革新，改变面貌”。停课第一天，首先拔了系主任傅家麟的“白旗”，让他在历史系师生大会上作检查。

7月12日，历史系团总支动员整团。13日，开团支部大会，互提意见。20日考核。我们检查在红专辩论中的错误，认识到“先专后红”“边专边红”，是与“只专不红”一样的右倾思想，向党交心，决心做党的“驯服工具”，当好“螺丝钉”。实际上，同学们对“又红又专”很不理解，特别对“先红后专”的极左言论更是反感，有人甚至说：“父母拿钱供我们上大学，就是要我们以后当专家，不是要我们当政治家。”历史系制定整改方案，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根本改变系的面貌，把它建成为共产主义的历史系”。厚今薄古，加大近现代史的比重，教学顺序改为由今到古。在“大跃进”的隆隆炮火声中，我们边运动、边劳动、边学习，实际上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下）、考古学等历史专业课匆匆走过场，没有什么收获。

7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教育部将厦门大学下放给福建省政府管理。根据福建省委、省政府的决定，厦门大学积极筹办福州大学工科四系，主要专业有机械、化工、矿冶等。招收电机工程系165人，化学工程系120人，采矿冶金系175人。厦大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改为工农预科，学制二年。

8月，到莲坂电厂扩建工程水池工地劳动。3日，海堤堵口。13日，完成挖水池任务。8月19—27日，办厂和防空。8月23日下午5:30，福建前线部队万炮轰金门，持续85分钟，发射炮弹3万余发。8月17—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确定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比上年翻一番，提出“以钢为纲，全民动员”的口号，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8月16—26日，文化部在郑州召开了十一省（市、自治区）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提出把考古发掘技术普及到县、社，以使人民在动土中可以随时清理一般遗址、墓葬，一面也就可以保证专业队伍进行重点发掘。为响应这号召，我试写一本考古发掘知识的小册子。因局势变化，动笔不久便放弃了。

9月，历史系招收本科生45人。4日，蒋军炮击厦门江头及厦门第三中学。7日上午，厦大师生抗议蒋军暴行，集会游行示威。8日中午，解放军前线部队奉命炮击金门。晚上，厦门大学在坑道里成立民兵师。9日上午，金门蒋军炮击厦门大学，30多发击中校园，化学系四年级同学谢坚固负重伤。我当时和同学在运动场上，以为南普陀山上炸石头，警报拉响后才躲进坑道里。15日上午，金门蒋军又炮击厦门大学，炸伤5人，炸死牛7头。芙蓉四后面的浴室受到炮击，我们班同学搬到北村工农速成中学（工农预科）教室住宿。我们成为带枪的大学生，轮流站岗放哨，厦大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前线大学、英雄学府。16日，厦门第一个人民公社——灌口人民公社成立。我作小歌剧《载歌载舞庆公社》，在《厦门日报》10月4日《海燕》副刊上刊登。

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文化教育战线也应来一场大革命”。27日，首都和各省市前线慰问团来厦门慰问。为福州大学招收的新生电机工程系165人、化学工程系120人、采矿冶金系175人入学，厦大学生宿舍不敷住宿，学校决定文科和工农速中同学迁往集美侨校上课，我班则安排疏散到东孚九龙江畔的鼎美村。我因夜间在大白城山上站岗放哨时被蚊虫叮咬，左脚红肿发炎化脓，被送回大同路家中。

马 坑 炼 铁

1958年8月17—30日，北戴河会议举行，会后发表公报，宣布全国农业“大跃进”形势喜人，全年粮食估产6000—7000亿斤，同时又把“大跃进”从农业战线推向工业战线，提出“以钢为纲，全民动员”，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文化教育战线也应来一场大革命”。

10月4日，在灌口剧场听吴立奇传达教育方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澎、金、马同胞书》。为响应党中央“全民动手，大炼钢铁”的号召，厦门大学师生分路开赴大炼钢铁的战场。历史系和矿冶系师生被派往闽西龙岩地区首府龙岩县，也就是我的故乡。历史系四年级师生原在县城龙岩地委里实习，编写《闽西人民革命史》，就地参加地委机关的大炼钢铁，一、二、三年级及矿冶系师生则到龙漳公路龙岩县曹溪乡境内路旁的马坑村和三坑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31军某团“并肩作战”，该团团长和龙岩县委书记担任总指挥。

10月15日，厦大历史系一、二、三年级的同学和二十多位老师一道，乘坐31军某团的军车，经过漳州，开到龙岩县曹溪乡的马坑村，不到村子里住，而是在公路边不远处用竹子搭建工棚安营扎寨。26日，解放军31军某团开赴马坑，参加大炼钢铁。27日，历史系部分师生搬到三坑，建小高炉炼铁。师生分工合作，一部分到太保林挑矿石，一部分上山砍树烧炭，一部分在三坑炼铁。挑矿、烧炭是苦力活，对大多从未参加体力劳动的老师来说，是个折磨，从太保林铁矿场到三坑，山高路险，挑一担矿石，开始装了几十斤，一路走一路停，越走越沉重，同学们见状，纷纷上前分担了部分矿石，才使他们得以坚持挑到了三坑，一秤虽然只有十几斤，但他们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仍受到同学的称赞。炼铁是个技术活，却是土法上马，盖小高炉，往往不得要领，出现废品板结。有一次，为了打掉小高炉里的堵塞，一位调干生自告奋勇，让同学把他倒吊在树干上，用铁锹伸进热气腾腾的小高炉内去敲开。他的这一壮举被作为英雄事迹表扬，没想到他的眼睛被炉火灼伤，久治不愈，悔恨终生。

为了鼓舞士气，大炼钢铁指挥部还组织一支宣传队伍，历史系每个班级抽调一个人，和福州大学矿冶系抽调的同学、龙岩县委宣传部的同志组成，每天釆访、编写、出版《钢铁战报》。我被抽调当记者、编辑，到现场采访报道师生的先进事迹，或写作诗文抒发豪情壮志。《钢铁战报》是油印的小字报，每天4版，半夜出版。担任刻蜡版的是当时被划为“右派”的陈孔立老师，和我睡在同一个竹棚，每晚编好报纸，我叫他起床刻写。因为《钢铁战报》编辑部设在解放军的团部，夜半三更，团长会交代炊事员开一个军用牛肉罐头，煮牛肉稀饭犒劳我们。龙岩县委书记李根发和宣传部的李挺等同志和我们合作共事。

11月8日，钢铁第三战役决战。9日，我们向太保林铁矿场贺喜。我写了小歌剧《报喜》。厦门大学还派学生艺术团到龙岩慰问。

12月19日，党中央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我们从马坑、三坑撤出。矿冶系师生返回厦门大学，我们即奉命集合于龙岩白土。我们与矿冶系同学一起办报，日夜奋战了100天，依依惜别，互道珍重，相约在厦大再见。又有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是永不相见呢？这组照片成了我珍贵的历史见证。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4期,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