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尹桂芳的片断回忆
王君安
关于老师的病
尹桂芳老师中风患病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当时我们都还没到团，大体情况是听益美阿姨讲的。益美阿姨是尹桂芳老师的外甥女，1972年，尹桂芳老师53岁时，益美阿姨28岁，她从乡下老家翻越70里山路再坐火车来到福州，从此跟我老师一起生活了28年，她清楚地记得老师患病的情形。
在益美阿姨刚到福州一周后的一天早上。非常突然的，老师起床的时候，怎么爬也爬不起来了。那时每天早上要开会，大喇叭一叫她们就会起床，这天老师突然起不来了。益美阿姨赶紧跑过去看她，一看老师的眼睛翻白了，一只手也不能动了，益美阿姨大哭起来。正好邻居是一位护士，听到动静就过来帮忙，把老师的手摁了摁，又摇了摇，这样过了一会儿，她的手又能动了。益美阿姨关切地对我老师说，“看你脸色不太好，就不要去上班了吧。”老师说：“你这个小鬼，我怎么能不去上班？”她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说要去开会，就走了。
人民艺术家尹桂芳
这样拖了一个星期，一天早上大喇叭又响了，她又爬不起来，这次说话也结巴了，她说：“我……我……我老毛病又犯了……”益美阿姨赶紧替她按摩手臂，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摁好了，一会儿又不行了，反反复复了5次，一直到了10点多钟，实在没办法了，老师只好让益美阿姨替她请假。请完假，益美阿姨把我老师送到省立医院住院。
医院里6个人一个病房，卫生条件有限，老师很爱干净，她要自己拖地。她的手不活络，却还硬撑着织绒线，宝蓝色的，织了好长，那时人都要昏过去了，她还在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后来真的昏过去了，昏了六天六夜，她自己不知道，当时真是吓死人了，吊瓶吊了一个月，这样危险期才算过去。
接下来老师被送到龙华医院3个月，依然是住院。益美阿姨没有地方睡觉，老师就叫她睡在自己的脚跟后，老师一只手一只脚不能动，但还有一只手一只脚是好的。有一天晚上，益美阿姨被老师用脚踢醒了，着急地叫她“起来……起来……”益美阿姨问“怎么了？”她说：“我的剧本掉到床底下去了。”益美阿姨说：“没有剧本啊，剧本在哪里？”老师说：“就在下面，在床下面。”益美阿姨说：“我去看过了，没有啊。”老师坚持说：“明明在下面，就在下面……”说着还着急地拍起了桌子，益美阿姨说那是在梦里面，老师看见剧本掉到床底下去了，即便住在医院里，她满心想的还是戏。
老师在龙华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了，回到家里，但还是要天天去医院看病的，一开始益美阿姨用轮椅推着她去，后来买了辆三轮车，骑着去。
每天早上，老师要到公园里去锻炼身体，锻炼好回到家里又不肯停，用纱布把手绑到车架子上，拼命地摇，一直摇到汗水湿透。老师一直坚持着打针、吃药、锻炼，吃了多少苦头啊。只要回到家，她总是整天“芳华、芳华”“要排戏、要排戏”地念叨不已。益美阿姨告诉我，她把好大的一个录音机放在房间里，把自己唱的录下来，听听不对，又擦掉，不断地听啊唱啊。益美阿姨说，老师这一辈子，就是艺术、艺术，越剧、越剧……
老师吃过的那些苦，放到我们这些7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是无法想象的。她为了恢复身体能够继续在舞台上演出，拼了命似的不断地锻炼。她的嗓子不能唱了，但她仍然坚持每天练声，为了能在舞台上发挥自如，不惜吃尽苦头。她的性格就是这样，是非常坚强的。她的一生都是很要强的，她是拼了命在那里锻炼。怎么能想象，这样要强的一个人，从53岁开始就身体残疾，她的心里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当我进入芳华剧团的学员班，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时候，她就已经残疾了，说话也不是很利索。前辈们告诉我，生病前她是很积极、很好动、很会讲话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反差啊，她在教我戏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有时候她很想表达，但是她一着急就表达不出来，舌头不像我们平常人那样利索，脸会涨得通红。我可以想象她生病后的这种痛苦，虽然她的感受只有她自己知道，但从老师身边人的讲述中，我可以想象并体验到她那种顽强的意志，她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关于老师的栽培
王君安与尹桂芳老师的首次合影
我刚进团那一年老师还在上海，那个夏天，她来看我们期中考试。我们刚进团时，还没有分很明确的行当，只是分了生组和旦组。我记得我们每个人站到老师面前，生组每个人唱一段，我唱了《何文秀》，老师听后觉得我的嗓音非常像她年轻时候的样子。老师说我五官端正，形象还可以，就是人瘦小了一点。我当时比大家都矮小，还没发育好，只有十二三岁，是虚报年龄进的芳华团。老师发现了我，说我“是一个苗子”。就这样，14岁时，第一个大戏《盘妻索妻》就开始让我来排了。梁玉书这个角色当时是分ABCD角的，由四个梁玉书来担任，我是A角。从这个戏开始，老师就把我作为芳华学员班的重点苗子来培养了。
有一次，省里的闽剧班、越剧班、京剧班同台演出，当时我刚刚排了《盘妻索妻》前三场，就是游春、求婚、洞房这三场，到省里演出、展示。那个时候，我只有14岁，一演完，我们越剧班就很受瞩目，说我这个小孩子展示得蛮像样的，引起了福建省各个文艺团体的重视。就是这样开始，后来再排每个戏，我都是A角。老师一门心思扑在我身上，铺好我所有的路，这个戏排好之后排哪个戏，老师很早就有了全盘的考虑。
那几年每年春节我都去上海陪老师。无论在福州还是上海，我们都是住在一起的，没有上课下课这样的概念。老师随时想排就随时排，随时想唱就随时唱，没有时间限制的，没有规定几点钟要教课。那个时候比如晚饭吃完了，老师说叫我来唱一唱这一段，或者是表演那一段，她就随机纠正我。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有时候老师对我生气，有时候我也会懊恼了不理老师，老师百劝不听，我就是不说话，现在想想都很后悔。
关于老师的呵护
我刚进剧团的时候很瘦小。为了让我尽快长高长胖，好适应剧情需要，老师只要在福州，就会给我开小灶。她让我住在她的宿舍里，让益美阿姨煮有营养的东西给我吃。那个时候没有煤气管道，益美阿姨烧煤球慢慢炖肉啊、汤啊，想方设法给我增加营养。
现在想到这些，禁不住泪水往外涌。那个时候物质没有现在丰富，我年纪小，对健康的意识也不强，生病了也是一样排练，一样演出，对演员来说，这是工作，必须要上的。老师自己也是演员出身，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她当然更懂得如何保护我，所以就一直叫我到她家里去补，既补艺术、补唱腔，一句一句唱给她听，帮我纠正，同时也补身体、补营养，一顿一顿煮给我吃。
老师对我的保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在我有重要演出的时候，就更加如此了。1986年，我16岁，老师67岁。老师带着我，带着芳华团到上海演出芳华版全本《红楼梦》。这是芳华团回上海娘家的演出，老师非常重视，她要把我介绍给上海的观众。《红楼梦》在上海一演就是一个多月，老师天天给我把场，陪我谢幕。她心疼我，又让益美阿姨每天炖鸡汤送来给我吃，当时是夏天，还给我煮绿豆汤消暑。饮食与演出的联系是很密切的，临近演出的时候，对饮食更要非常注意，比如辣的东西要尽量少吃，演员都要有这样的意识，尤其主要演员，从小都要培养出这样的习惯，这也是对艺术、对观众负责。所以每到一个城市，别人可以出去玩，但是我肯定不能。我要在房间里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使演出不受影响。
现在，真希望能够继续得到老师的护佑。福建有老师开垦播种过的田野，我会努力去争取，把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通过努力去完成。
（作者系尹派表演艺术家、福建芳华越剧团艺术总监、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