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山校园文化追忆

李治莹

校园文化记忆

人的一生中，但凡有机会上学的，都会有校园文化的记忆，我也有，而且相当强烈……

因为我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有其特殊性，因此校园记忆一点都不复杂，简单得甚至让自己难过。虽然小学、中学、大学“齐全”，但却是那么不完整。

小学校园是县城一条小巷的深处，学校大门与家门几乎“门对门”，等上课预备铃声响过之后走出家门进教室都不迟。上中学时，校园里的故事过于复杂，有支离破碎之嫌。因为连初中都没有上过瘾就无学可上了，导致我一生不知高中为何物，校园的出现，如同昙花一现。或许正是因为没上过高中的缘故，对校园的渴望也就无以复加，随着求知欲的增长，似乎到了极致。不知是否真的有“心想事成”这一说，在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6个年头后，我果然重返了校园。这不是一般的校园，而是一座文化的殿堂，一走进校园就梦幻一般地怀疑其真实性。因为倍加珍惜，几乎把每一天的校园生活都当成“圣日”，因此几乎所有的记忆都超常地深刻。

我的大学校园是位于福州仓山的福建师范大学，是座老学府了。我进校那年，是20世纪70年代，进校没几天就知晓自己所在的校园很有历史，已经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以现在又建设了新校区的角度看，那是一个老校区，校园称为“长安山”。话说“长安”这两个吉祥的字眼，有一种长久安好的寓意。因此，许多地名都冠以这个词组，诸如北京的长安街，陕西与湖北的长安区等等。走进这名称吉庆且气派的校园，很是让学子们骄傲与惬意。长安山既然有“山”之称，这校园也就“路无三尺平”，左左右右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当年有十几个系（而今都改称为学院），去一个系仿佛得绕过一个山头，曲径通幽、景致叠翠。因为每一个系都有其独立的风景和风格，这不但给各个系的学子们提供了一种独有自信的机会，也给他们造就了把专业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方基地。比如中文系学生笔下优美的文字，艺术系美术专业学生画板上的写生，音乐专业学生钢琴键盘上的旋律……

长安山校园文化追忆尽管那个时候的宿舍楼只是砖头砌的，外墙好像连白石灰都不曾粉刷过，很是“原汁原味”。同学们上楼下楼毫无疑问都得走台阶，但每上下一步都会想到这是文化的台阶，有几层就上几层，登高还能望远，半点不觉得累。那时特别愿意去的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食堂，虽然是一溜齐木柱子撑起来的，不无简陋，但民以食为天，在那个仍然吃不饱的年代里，食堂的诱惑力不是今天的年轻人能够想明白的。餐饮的需求，只是延续生命的一种生理天然，另一方面重视食堂还是情感使然。每当用餐时间，中文、政教、地理等系别和专业的学员走出教室或宿舍，沿着一道道斜坡登上高高在上的千人大食堂。我们为之骄傲的是：那浩浩荡荡走向食堂的都是大学生，这阵容阵势哪儿有？上山下乡的农村有？或许让许多知青羡慕的县农机厂有？最让人饱眼福的还有另一道难以言传、只能意会的风景：在涌向饭堂的人群中，夹杂着一个个婀娜多姿的女生，未进食却已秀色可餐。因此，上食堂用餐，就是一种口福和眼福的期待。在那发光闪亮的年月里，班上有位很是秀气的女生，一日午餐时与我同桌。我吃到光盘后正欲离去时，她突然叫住我，随即从她的饭盒里挖出一团饭给我。那时的我，带去了上山下乡时的饭量，餐餐都只能吃到半饱，能多上那么一团饭，又是漂亮女生给的，幸福指数立刻飙升。吃一顿饭既能解决饥饿问题，又能带出一番美好的感觉来，这食堂也就成为我的殿堂。

长安山的外在美，以及带给我们学员的感觉之美，每一个点或面都是闪着光和亮的，或许可以像珍珠一样把它们串起来，无论“挂”在嘴上或是“绕”在心上，都是那么熠熠生辉。

进入校广播站

或许是因为少年时走“红军长征路”，因而到过江西、湖南等多个省市。路途中与太多操不同口音的人接触过，也就有了那么点南腔北调。后来又行走于上山下山之路，在知识青年这个群体里，虽不能说远自五湖四海，但也一定是来自四面八方，对于语音比较敏感的我，也就得以博采众长。于是，我的普通话不能说纯正，但至少不“土”。

那个年代，师大校园早中晚都有广播，受众是校园内的1万多名师生。因此，校广播站（后更名为福建师大广播电台）就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宣传阵地。这个广播站因为是学校的喉舌，自然得由宣传部门管理，但又很开明地放手让学生操作。我走进校园后，就有了投稿的冲动，想让自己的文字，由清脆的女高音念给全校听听。

几天后，我以走进校园的感受写了一篇文字稿，第一回向校广播站投了去。未能想到的是播出的速度会那么快，竟然在第二天早餐时就听到了，当即激情四溢，从此对广播站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因而，喇叭里也就常常有这句话：“现在播送中文系74级李治莹同学的来稿……”时间长了，竟然有了那么点知名度。一天，接到广播站通知说方便时去一趟，有事面商。原来广播站希望我能在其中的编辑组当编辑，这真是大好的消息，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从此，我由一个广播受众成为广播的直接操作者。又一天，当日值班的播音员因临时有事来不了，站里高我两届的大师兄听我的口音闽西方言腔不重，就说：要不由治莹同学顶替一次试试？我一听立马觉得机不可失，又一次充满激情地进入了播音室。第二天，我特别留意地聆听了校园广播。一曲音乐之后，果然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而且早中晚连播。由我朗读的文章播过之后，分明听到有同学在议论说：“这声音不错，谁播的？”听到这样的评价，好像自己一时间成为无名英雄，连走路的姿势都与往日不同。

从此，校广播站就成为我的一方乐园，除了进教室听课，回宿舍睡觉，进食堂吃饭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放在了广播站。

“天道酬勤”这话真的不虚，我在校广播站的“勤”，竟然让我当上了福建师范大学广播站第三任学生层面的“站长”。上任后，我干劲十足，在各系广为招收编辑和播音人员。几乎每个系都有5至8位同学进入广播站，这一来，人员骤然增多，最多时竟然达到七八十人。在我眼中，男生尽是才智横溢的俊杰，女生都是清一色的美丽女神。由于普遍优秀，一个都舍不得退回。人员多了，除必不可少的编辑组、播音组、机管组外，还设立起广播车组等等。校方也特别支持，专门从校汽车队里拨出一辆车供我们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使用。那时候，我“麾下”的这个广播站，大有校内校外都轰轰烈烈之势。

好光景总是易逝……

几番流光溢彩之后，毕业的钟声无情地敲响了。那时通常是从哪来回哪去，我一个从闽西深处山旮旯里来的，不允许有太多的想法。于是，在自己带来的藤箱里塞衣服，又找了个小木箱装书籍，意欲随着同学们走出校门的脚步回闽西去。始料未及的是，还未“齐步走”就接到系里的一声通知，说经学校研究后决定李治莹同学留校工作。后来知道那是因为我被共青团师大委员会看中了，经班级、年段和系里层层过关后报到校部，得以批准后下的通知。但校团委是如何看中我的呢？绕来绕去或许绕不过这个让我幸运的广播站。据说在那个年代的师大校园，在学生层面有所谓的“三大学生头”：一是校团委书记，二是校学生会主席，三就轮到了校广播站长。我真的是侥幸了，我感恩校方，当然也感恩校广播站那方让我走运的阵地。

兴办“南方诗社”

我毕业留校那一年，是1977年。从那一年开始，进入各大学的学生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因为所有的学生都是凭学问考进师大的，大有精英云集之势了。

77、78、79等若干届的同学考进师大后，长安山校园在学术方面空前地朝气蓬勃，创造力强盛。我或许出自于文科，对文科方面的活动就本能地关切。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初期，是当代诗歌复兴与繁荣的时期，激荡起大学生群体澎湃的诗潮，校园诗人层出不穷。我们师大文理科学生也就闻风而动，与其他学府的学子们一样，对诗歌充满激情。尤其是文科的学生，意欲举旗竖帜，期待兴办长安山校园诗社。既有激情又遵守纪律的学生们，首先找到我这个出自于文科且还偶尔会来几句顺口溜的留校“老师”。学生有此愿望，理当视为好事，应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于是，我逐级向校方报告，不多日就以燎原之势，“映红”了一整座长安山校园。

那时候的学子，年富力强，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既然兴办诗社，起步一定要有气势。经反复商议，决定以“南方诗社”冠名；诗社麾下还得有登载诗词爱好者习作的报或刊，诗作之报就定以《南风》。诗社称为“南方”，就跳出了长安山校园，视野可广及长江以南数省。而广袤的南方又以“南风”浩荡，从这种角度看，寓意就深广了。校方的“绿灯”，校园内外师长们的厚爱，文理科诗词爱好者的踊跃，南方诗社就腾空而起了。

看看这个诗社的阵容：名誉社长是中国易学大师黄寿祺。名誉社长之下还设有实力雄厚的顾问团，虽然以姓氏笔画为序，孙绍振老师还是借助“孙”字的笔画少，排名在前。其后是刘登翰、李少园、陈祥耀、陈钊淦、俞元桂、蒋夷牧、蔡其矫等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诗人。此等阵势哪里有？长安山校园矣。我虽不才，但愧戴了红校徽，被常务理事和理事们推举为社长。

南方诗社成立那天，借一句夸张的话，得叫上“人山人海”。建在长安山最高处、一座可容纳千人的食堂内外，从各系各专业前来参加大会的诗词爱好者川流不息……从成立大会那天之后，长安山校园诗兴大起，诗风词韵十分浓郁。刊登诗词的《南风》诗报，从一个一个的铅字拼成后，由校印刷厂哗啦哗啦地印刷出来，长长短短的精湛诗句，似乎字字珠玑，落于纸上，流光溢彩。

年复一年，秋又一秋，我连任两届南方诗社社长之后，就因被省委整党办借调而不得不卸任。后来居上的学弟学妹们紧握接力棒，不但把南方诗社的影响力传到校外，甚至让长安山诗词之声飘到省外。

珍贵的遇见

由于留校，长安山校园已然成为我的家园。春夏秋冬，朝来夕往，校园内亲历的人和事就无限地多了起来。那不仅仅是校容校貌的变化，更是人的相知相遇。唐朝诗人刘希夷有此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进出校园的学子们哪一届相同？哪一个人相似？由于所亲历的事不断地出现，所遇见的人也就成几何倍数地增长，如同每日从东方升起的太阳，即便重复，都是最新最亮。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那时校园内有不少老旧的建筑物，大多落满了数十年的风尘。记忆十分深刻的是，当年进师大校门直往里走大约三两百米左右，有一道斜坡，左右边依坡势建有4栋楼房。虽然很有年头，但很结实，且是木板地面。从21栋到24栋，分别住着一大批教师或干部，诸如23栋的陈一琴（后来曾任职福建师大校长），24栋的孙绍振等等。我留校后算是优待了，专事管理教职工宿舍安排的校产科，把我安排在校园内第22栋二层的一间房里，与住在24栋的孙绍振老师也就近在咫尺了。

而这位孙老师既是我留校前所在中文系的名师，又是1975年前往三明纺织厂学工时的带队老师，三纺厂工人诗选组名副其实的掌门人。再因为是我留校后住房的面对面、门对门，从此师生关系抑或是新型的同事关系，似乎都因此永久了，情感交流也就由此频繁和密切。以生活中成千上万的事例中拣拾一例为证：在三纺厂学工时，工人诗选组里有一位名叫叶以芳的纺织女工，在豆蔻年华之时于自己的家乡上海进了纺织厂。后来因支援“三线”的工业建设，舍了大上海，随同一整个厂的搬迁前来福建三明。因为才20多岁，年轻且富有激情，在当时“三班倒”的工作之余也写点“诗歌”。因此她也光荣地名列诗选组，把自己平日里积累的一叠作品，面含红晕地送到我们面前求润色。一来二往，我们虽然谈不上什么感情，但相互之间还是很熟识的。或许因为她来自大上海，长得较为洋气，以当今的话来说颜值较高。我毕业留校后，不是学生了，可以谈论婚恋之事了。那年我已经满27周岁，逐年上升的年龄，不能不引起老师与同事们的关切，孙老师便是其中之一。一日晚，我到对面楼看望孙老师，又说起我可以有“寻花问柳”的资格。当时孙老师沉思了片刻，很快又昂起头，双眼放出亮光地对我说：“俘获叶以芳如何？”这一提议，即刻拨动了我的心弦，眼前晃动着这位纺织女工甜美的音容笑貌，我当然心动。于是，疼爱学生如“哥们”的孙老师，在热情和激情的叠加之下，拉开备课桌的抽屉，取出一张信纸。说道：“我做媒，面子够大了吧？”边说边行云流水般地写好一封给叶以芳的信，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写好地址，配套成信后，还用糨糊粘好信封，即交给我去邮寄。我拿到手后猴急猴急地告别孙老师，刚走出门外，又听得孙老师在屋里一声断喝：“回来！”我折回来后，只见孙老师手上拿着一张邮票，说道：“再补贴你一张邮票，仁至义尽了。”边说边哈哈一阵笑，原本我就很不好意思，让孙老师这么一笑，笑得我心里打鼓一般地咚咚作响。

虽然叶以芳因为执意要回上海，“不能嫁在福建”成了她的“金规铁律”，因而没能答应我的求爱或叫求婚，但孙绍振老师代笔为学生做媒、成人之美的仁爱之心，却让我铭记了数十年。

更加让我难以忘却的是已仙逝的林可夫教授。可夫是写作课的一位老师，因此，他常常自谦地对学生们说：“我的写作课是基础写作，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也培养不出作家。但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不能不知道什么叫基础写作吧？否则，将来你们如何当语文老师？”但是作为我，却认为能把可夫老师的《基础写作概论》这本教科书真正读深读透，你不想当作家都难。因为林可夫老师执掌写作课的教鞭，也是中国写作学会的掌门人之一，更是撑起了福建省写作学会的门面，当了好几任的会长。课堂内外都十分勤勉的可夫老师，令学生们感念的是他对学生的宽容和爱。有一年我要结婚成家了，哪里会料到可夫老师在一个星期日，竟然冒雨从城里蹬了一辆自行车前来长安山校园。可以想象，要到我居住的22栋楼，那是得牵着自行车一路上坡的。原本可夫老师的肺功能就不好，一路气喘吁吁地登上我住的第二层，敲开房门的目的就是送一条毛巾毯给我作为贺礼。那时那刻，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如此师恩，我当然要找理由回报。在往后的岁月里，终于让我遇到了一个机会，不但加入了可夫老师掌门的省写作学会，而且还被委任为秘书长，以助手的身份，尽力地为任会长的老师做点边边角角的事。

这时候在校园内的所见所闻，又别有一番新感受。比方我当年在中文系，不仅课堂内如饥似渴地求知，也在课堂外办报出刊。那时，我在校团委工作，是全校共青团组织的主管部门。我们一方面重视各系团总支、班级团支部的建立和发展，另一方面还积极开展学生的文娱活动，给有文艺才能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舞台。撰写剧本节目的，直接登台表演的，大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势头。

在一次征集节目时，78级的陈章汉就写了一个相当有质量的话剧剧本。有一天我与陈章汉在长安山校园遇见，他见到我后，很恭敬地称呼一声“李老师”，随即拿出他的剧本，要求校团委审阅。我接过剧本，当即肯定了他的努力。从此，我们“师生”之间就有了超出一般校友的情缘。在此后数十年的人生风雨中，实际年龄还长我3岁的陈章汉，一如既往地称我为“李老师”。尽管他多年在福州市文联掌门，且又著作等身，文学成果丰硕，特别是在辞赋诗联创作方面，名气居高不下，但他那一声声“李老师”却不曾改口过。有一回，我诚挚地对这位老兄说：你的文学成就斐然，我虽然也偶在稿纸上写写画画，却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叫我李老师，我受之有愧，今后，顶多称我为学长罢。然而，下次见面时，他仍然一如既往。后来，我有两册小文集请章汉作序。他不仅付之以认真，且还不计“润笔费”。我这样认为，章汉之所以在文学方面富有造诣，或许与他超乎寻常的为人处世的境界以及尊师的美德有关。

留校团委后，常有各种各样的主题活动，抑或是教与学成果展览，和各种文化、文娱活动等等。这许许多多的室内外活动，都需要有个现场布置和装饰，借此烘托气氛。在那个年代，不像如今有滚动播放的电子屏幕什么的，全靠人工写写画画后，一笔一画地剪出来，再用别针别上红布条，或用糨糊粘上墙壁，这就需要找学生帮忙。幸好福建师大设有一个艺术系，这个系拥有两大专业：一是音乐，二是美术。美术专业的学生自然因“能”而“多劳”了。这些学生中，召唤得最多，因而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范迪安，他不仅美术水准在所在专业学生中出类拔萃，且方方面面的表现都十分优秀。对于校团委、学生会的公益活动，他招之即来，来之能画，画之精彩。那时，我在校团委主管宣传，因此，但凡宣传上有事，必请范迪安。接触多了，特别是目睹他在接受任务后所完成的过程，我不得不感叹这位同学厚实的美术基础和踏实的工作态度。尤其可贵的是，他对没有任何酬劳的、课堂之外的分外事百请不厌，一一妥办。完全可以说，他在师大就读的4个春秋之中，对于校团委和校学生会的工作贡献是最多最大的。数十年过去了，范迪安以他杰出的艺术成就和职业道德，从他的家乡闽北浦城、从他的母校福建师大，一路千里来到北京城。可以这样说：范迪安以数十年如一日优秀的品行、不俗的人生境界，先后登上中央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位子，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应该是一种必然。

现如今，在那个年代进出长安山校园的人，几乎都过了花甲，抑或是古稀之年。站在今天年龄的高高台阶上回望，当年那一回回的不期而遇显得多么珍贵。而正因为珍贵，才难以忘却，才记忆永存。

永恒的光荣

百年学府的博大精深，培育造就出一批又一批的能人与智者、学者与官员。看看今日，遍及八闽大地中学、大学校园内的一级、特级教师，副教授、教授，副研究员、研究员，或是一级编剧、一级作家等等，出自长安山校园的知多少？！再看看政界，从乡镇到县区、市级、省部级，乃至副国级的官员，从长安山校园走出的又知多少？！接下来让目光移向军营，肩上扛着各级军衔乃至将星衔的，源于长安山校园的，岂止凤毛麟角？！梦幻般的长安山校园，无异于一个虽然无形却是巨大的学者、教授，以及各级官员的文化摇篮。

我为自己曾经多年流连在长安山校园而心生骄傲与自豪，这种感受将永恒！

年复一年，时光之轮在长安山校园飞旋，光影绰绰、流年斑驳，如梦如幻。时间虽然蹂躏着记忆，但人生之路无论延伸到哪里，无论走到哪个地方，长安山校园都在心中、在梦中。倘若时光能够倒流，扫除过去曾经的无知与浅薄，努力些再努力些，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境？又会是怎样的一道风景？每次回忆，由于自身的不够努力，对人对事的粗疏，今日再面对或回望长安山校园时，都会有一种无名的惆怅，特别怀有深深的负疚和惭愧。是呀！当年那无端的志得意满，而今想起来，是多么无知和荒唐；另外，当时总以为走不出去的日子，现在也都回不去了。无可奈何之中，只能以“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的话安慰自己了。别忘了还有这么一句话：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最好不要再错过夜空中璀璨的群星……

（作者系福建旅游学校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