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福建省闽剧巡回队

徐鹤苹

1965年3月，福建省闽剧代表队赴上海，演出闽剧现代戏《红色少年》，参加华东地区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大会。回榕后，即遵照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示，改组为福建省闽剧巡回队，到福州北峰、闽清县贫困山区巡回演出。既为缺乏文化生活的山区民众送上精彩的文艺演出，同时探索、积累下乡演出现代戏做到自负盈亏的经验。当时，我在福州市文化局春节群众文化活动办公室选拔、辅导群众文艺节目，奉命借调到该队担任编剧。那年我24岁，跟队里领队、导演、作曲、老演员、老乐师、灯光布景师傅、炊事员比，我是小不点儿，跟队里原来演《红色少年》的一群十六七岁的年轻演员比，我就可以当哥哥啦。

因为要在贫穷山区做到自负盈亏，队伍力求精干，全队包括领队、导演、编剧、作曲、乐队、演员、舞台工作人员等在内仅40余人。在公社一级集中全队售票演出，每张票3角钱，一场收入约两三百元，有所盈余。到大队及大队以下，还得分为两个演出队，每队包括演员、乐队、舞台工作人员等在内仅20余人，但在导演晋响亭老师精心调度下，还能高质量地演出《红色少年》《杜鹃山》《江姐》《红色娘子军》4台大戏，以及《梁》《育种人》《鸭与蛋》《打铜锣》《三回船》《怎么谈不拢》等几个小戏。分队演出常为包场，每场收费十分低廉，看村里的人数和经济情况从30至60元不等，大多亏损倒贴。

说是省闽剧巡回队，可装备实在太寒酸了。因为所巡回演出的地方大部分没有通电，所以必定要带几盏汽灯用于夜间舞台照明。因为大多是在山区旷野临时搭台演出，扩音设备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台长约25厘米、宽约20厘米、高约5厘米的四节1号电池半导体扩音机，就是我们那时最先进的设备了。布景采用绘制的可折叠的软景，便于装箱挑运。至于服装道具，那是必不可少，无法精简的了。

忆福建省闽剧巡回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队伍力求精干，所以每个人都要身兼多职。会计出纳、伙食料理、住宿安排、舞台及灯光布景搭建布置、演出服装道具管理、医疗急救等等，除个别专业要求高的，大多由演员、乐员兼任或协助。我这个编剧除了写剧本、写歌颂每个演出点好人好事的小演唱，还要兼任文书、打前站、为村民义务补鞋修钢笔等，到大队及以下地点演出时还得“跑龙套”当群众演员。扮演《江姐》里的群众演员还好些，扮演《杜鹃山》里的国民党兵可就惨了，一晚得“死”六七次，一出场，“啊!”被游击队“杀”了，踉踉跄跄倒进后台，匆匆忙忙在脸上涂点油彩改装，紧接着又得出场当国民党兵挨“杀”了。而分两个演出队演出时，女演员刘子明大姐就得兼职其中一个队的写小演唱任务。

打前站就我独自一人。我先是到北峰、闽清县宣传文化部门联系，根据省委宣传部指示精神，安排巡回演出点和巡回演出线路，绘成地图，发给相关部门及队内各项工作负责人，而后开始巡回。

巡回演出时，为节省开支，且大多数演出点之间都是上坡下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巡回演出每次“过点”(从已演出的地点移动到下一个演出点)的二三十里路，几乎都是靠自己的两条腿走。全队上下，从领队的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卓青，著名闽剧老生、演出队队长洪深，到男女演员、乐员，全都自挑自背行李被包步行。途中，年轻力壮的帮助年长或年小体弱的挑行李被包那是经常的事，领导以身作则，大家都团结友爱。有一次“过点”途中，走在前头的几个同志发现路中间有坨“大牛屎”，走近一看，居然是条盘着的大蟒蛇，吓得他们放下担子，拿起扁担一顿猛揍，把它打死了。到目的地剖蛇剥皮，蛇皮长2米多，宽30多厘米，乐队的同志高兴地说，这可是蒙琴的好材料啊。蛇肚里还有一只兔子。村民说：“你们真是运气好，蟒蛇刚吞吃兔子‘醉了’，不然你们命都会没了。”巡回演出“过点”中，跌倒摔伤是常有的事，所幸从始至终有惊无险，没发生大的波折。

我是“过点”前站的前站。每当“过点”的前一天，我就要问清楚到下个演出点的道路。第二天清晨6点，第一个吃了炊事员海荡伯煮的早餐，就一个人挑着一头是自己的被包行李，一头是一麻袋刀枪等道具和装有颜料水、大刷子的铁桶上路了。一个人在山区的小路上行走，听到的是风吹树叶和小鸟鸣叫的声音，可三四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见不到一个人影，心中真是忐忑不安，要是走错路那可就影响全队的工作了。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人，真如喜从天降，急忙上前请教：“依伯、依姆，到某某地方是不是从这里走，还有多远?”听到回答“没错，再走成‘铺’(约十里路)就到了”这才放下包袱，放心了。放下担子，拿起颜料桶，用大刷子在路旁的石壁或土墙上刷上“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等大标语，署上“福建省闽剧巡回队宣”，既是宣传又是路标，提示后续人员。到达目的地找到当地负责人，问清楚演出、煮饭、住宿分别和什么人联系后，第二拨分管演出、伙食、住宿安排的前站邱少峰、唐少芳、陈杏芬也到了。告诉他们分别跟谁联系进行所分管的工作后，我就得开始写小演唱的准备工作：向当地党政领导了解本地好人好事以及需要配合宣传的事项。吃完午饭打好地铺后，演乐员们午睡，而我得在他们下午3点起床前，写好小演唱并复写5份发给参演小演唱的演员，让他们排练，防止演出时忘词。3点后，开始分头排小演唱，搭台布景，我则摆义务修钢笔、补鞋的摊子，主要是修钢笔、补胶鞋，村民拿来的其他东西，我能修的也修，修理、零件、材料费用全免。晚上，要演我“跑龙套”的戏就参加演出，否则就混在观众里收集反映，以便写每周一期的简报。演出后，整理、收拾服装道具、灯光布景，忙到快12点才能去睡。在大队及以下的演出点，一两天就要“过点”。到公社的演出点会逗留两三天，而且不需要我在演出中“跑龙套”了，就得抓紧时间写简报，改编剧本。因为有一两天不用打前站，演出队队长洪深老师就盯着我“练功”。6点起床，两脚丁字步，双手握拳垂放身体两侧，抬头收腹挺胸站好，保持姿势至少半小时。他说：“不然，你在台上演革命群众，站没站相!影响演出质量。”秋冬季节，刚起床还觉得冷，没一会儿就浑身发热，不到半小时就头上冒汗了。巡回演出中，我一般每天仅睡不到6小时。

写每周一期的简报是我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因为每期要分送12个部门或领导，加上留底的一份，要13份。我对领队卓局长说：“要这么多份，那不是得带油印机油印了?”卓局长回答：“好啊，你自己背着。”油印机、钢板铁笔、油墨和稀释剂，这一堆东西起码20来斤。远路无轻担，增加这20多斤可是不轻的分量了。于是，我到文具店请教：“有没有又薄韧性又好，多层复写不容易破的纸?”他们向我推荐了一种很薄的道林纸，我试着叠了13层，每两层放一张复写纸，用力复写后最底下一张字迹居然还是很清晰的，只是下一张纸的字会透到上一张来，看时要用张白纸垫在背面。向卓局长汇报后，得到他和相关部门及领导的认可。这样，我只要带圆珠笔、复写纸和纸张，少挑了20多斤的重量。

复写的简报虽然简陋，但迅速反映巡回演出的情况，得到有关部门及领导的关注。有一期简报，述及在北峰某村演出时，村民反映说，这是十几二十年来他们第二次看戏，前一次是解放前有个戏班去连江路过他们村，村里招待食宿后请求演次戏，戏班临行前，拿起扁担舞了一通，说这就是“戏”了，这回看了巡回队演出，才真正是看了戏了。卓局长对我说，省委宣传部许彧青部长看了简报感慨地说：想不到离福州这么近的地方，居然还这么缺乏文化生活。

巡回队的生活紧张而艰苦，可是看到村民聚精会神、兴高采烈地看戏；看到在一个演出点演出，不仅这个村全村老小，附近村的村民还有小学的老师带领着学生也走几十里山路前来观看；看到观看演出后举着火把在弯弯曲曲山间小路上走回去的村民、老师和小学生，那点点连续的火把有如夜空中游动的火龙，不由地心中十分激动，他们太需要文化生活了，我们的辛苦疲劳算什么，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

在闽剧巡回队期间，还有一场让我难忘的演出。1965年11月，我们正在闽清山区巡回，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全队连夜乘汽车，紧接着坐轮船赶回福州，有接待演出任务。接待演出地点在西湖旁当时的福建省歌舞剧团排练厅，演出剧目是《梁》《三回船》《鸭与蛋》3个小戏，接待谁事先我们都不知道。直到临近开演时，才通知我们首长到了，我们连忙站起来，随着一声带着四川口音的洪亮的“同志们好”，穿着米黄色风衣的陈毅副总理挥着手向我们走来，陪同的有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彧青、省文化局局长陈虹。首长前排就座，后一排中间坐着我们队的领队卓局长，我和刘子明大姐分坐两旁。首长们专注地看演出，没说话，没交谈，只有在《三回船》演出中小姑娘亲切地喊老船工“依伯”时，陈老总低声地模仿了一声福州话“依伯——”演出结束后，陈老总站起来挥着手向我们说：“同志们谢谢你们，再见了!”和各位首长一起离开了。接待演出就这样过去了，而那富有磁性的浓重四川口音，至今还不时在我耳边响起。

1966年4月后，“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随同卓局长调到福州市委宣传部协助工作，福建省闽剧巡回队的巡回演出也到此结束。

（作者系福州市文化局艺术科原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