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 泪 忆 项 南

梁茂淦

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成为项南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当时，广东和福建作为全国两个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试点省份，其领导人也备受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1981年1月，项南同志从北京调到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不久，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至1986年3月离任，在福建工作了短短的五年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和省委一班子人带领全省人民，发扬“爱拼才会赢”的精神，贯彻中央“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排除种种干扰和阻力，把一个在全国处于落后的省份变为全国上游省份。他离任后，没有出现世俗的“人走茶凉”的现象，反而有许多领导、干部、群众纷纷著书立说，颂扬他全心全意为福建人民和福建的改革开放做出突出贡献、非凡功绩，赞扬他思想解放，理想信念坚定，才华横溢，智慧超群，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典型人物，我们敬爱的一位领导在项南同志去世两周年时专门发表纪念文章《长者风范，公仆榜样》，给予他高度评价。1998年，项南同志去世已11年了，但在全国开展的改革开放最有贡献人物活动时，全国人民把他评为全国改革开放五大元勋之一。我作为秘书，与他朝夕相处，通过细心观察，我认为项南同志是一位坚强、完美的共产党人，而且还是一位对普通百姓，对自己的同志包括我们这些下属极其温柔、极具人情味的共产党人。

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有句诗云：“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项南就是还活着的人，是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的人。项公，你没有死，你的英名永存，人民永远记住你！

“难以启口，难以启口”

1986年2月间的一天，项南与我一起像往常一样在省委办公室上班，他在里间，我在外间。突然，他走近我坐的办公桌前，似乎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对我讲。我便站起来问他：“有事吗？”他想了想，说：“没事。”不一会又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一会又进他的房间，一会儿又出来，在我面前来回地走来走去。我对这个过去从未经历的情况很是怀疑，心想，肯定有什么事。我就问他：“看你今天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和欲言又止的情形，肯定是有什么事？”他迟疑了一会，对我说：“难以启口，难以启口啊！”项公说，“有件十分为难之事想对你说，但一想起你家庭的情况，就难以启口了。既然你看出来了，那就请进里间说吧！”

我随即跟他进了里间，他便说：“你请坐，我给你倒杯茶。”这动作过去也全是免了的。他房间没有锁，门也是开着的。只有开会时才会关起来。有时他在里间办公室会大声说，“小梁，请你进来一下！”进去之后，你爱坐便坐，爱站就站，很是随意。见今天这么特别，我急忙问：“项南同志究竟有什么事？”

“小梁，我要调回北京了！”

项南说，我超龄了，也给中央领导写过报告，该退了。中央有中央的考虑，我们听中央的，我没有任何意见。只是昨天中办给我打电话征求我带秘书的事。带谁去呢？昨晚，我和志馨（项公的夫人）商量了老半天，很是为难。现在的情况是丘秘书已定到基层锻炼，只余下你了。你记者出身，文字功底好，能帮我。但你的家庭又不合适。带你到北京，你是省事了，可你爱人秦梅花的担子就重了。你们的两个小孩又还小。现在大家对孩子都像宝贝一样，非常珍惜爱护。条件好的除了父母亲的呵护之外，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而你们全都没有。想起这一点，我真是难以启口啊！我今天犹豫了许久终于说出来了，你能否支持我半年时间，若不行，我可以再考虑别的方案。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家这本经太难念了，难为你了！

我听后，立即以坚决的口吻回答说：“不用考虑，我可以现在就回答，我跟你去北京，要多久就多久！至于秦梅花，她是个明事理的人，她一定会支持我，你就不必要为这件事担心和为难了！就这么定了，不用考虑了！”

项南同志说，你也不要这么着急，我给你一个星期考虑。如果不行，也在情理之中，还是那句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完全理解。

末了，他还特别交代说，你要给梅花再带上一句话：晋江假药案的事没有完，中纪委肯定还会找我！你跟我去也要做好充分准备，你们的政治前途可能会受到影响。

中午，回家吃完饭，我召开了一个四口之家的家庭会议。

我把项南同志上午“难以启口”的表情和谈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对我爱人和小孩说了，同时，也把坚决跟项南同志一起去北京的话一并说了。现在我要他们都认真考虑。

我的小女儿梁晓钟11岁，在钱塘小学五年级念书。她说，项爷爷无非是担心我和哥哥的学习因你不在家而退步，甚至于不听母亲的话成为“问题小孩”。我慎重表态：坚决支持爸爸的意见，我们不能做无情无义之事。我一定会听妈妈的话，学习会更上一层楼，争取全班第一（原来全班第二），还要多做家务，减轻妈妈的负担，我保证每天帮忙拿一块煤上楼，让妈妈不要天天从一楼到六楼爬上爬下。

在福三中念初中二年级的儿子梁晓毅说，我完全同意妹妹的意见，请爸爸在项爷爷那里放心工作。现在项爷爷退下来了需要你，你如果不干，我会感到难过，因为我们家都是有情有义的人，爸爸决不会做这样让我们脸上无光之事。项爷爷的顾虑是怕你不在家，妈妈一个人管不了我们，会变坏。我保证只有变得更好，决不让项爷爷失望。我是当哥哥的，我要带着妹妹帮妈妈多做家务，衣服我自己洗，还要保护好妈妈和妹妹的安全。

我听了孩子们的发言，感到很自豪！他们懂事了，懂得要学好，知道情义为何物了。我便说：梅花，你也表个态吧！

秦梅花这年44岁，福州大学毕业后在福建日报社当记者。此前，我也在福建日报社当记者，当时是全报社唯一一对夫妻都当记者、编辑的。她说，今天听了两个孩子的话，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们多年的家教已经起作用了，孩子们懂得如何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是我感到最满意的事。至于学习、家务，你不用担心，他们一定会比你不在家学得更好，做得更好，决不让你失望。还有项南同志要你捎给我的话，请你回答他，朗朗乾坤，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我也不怕！最坏的结果是你回来当个记者，与我做伴。她还说，如果项南同志升职去北京，要跟去的人会很多。而现在要退居二线了，想去的人可能就少了。在这艰难时刻，你一定要去，这才叫有难同担！你去不只是代表我们全家，同时也代表了全省人民。她又说，今天中午你负责洗碗，我自己给项南同志写几句话。说完就走进房间。她写道：

项南同志、汪志馨同志：听小梁说，中央已决定项南同志要离开福建。这消息让我五味杂陈，眼泪直流，我想福建人民都会同我一样的感情！这五年，在你和省委一班人领导下，我省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高。我省是全国第一个取消各种票证的省份。我在报社工作，大家都说，你来福建工作五年是《福建日报》紧跟中央和省委做出突出贡献的五年，是福建日报社在全国获奖最多的五年，也是报社编辑记者思想最活跃、最有战斗力的五年，心情最舒畅的五年！原因是你不仅领导得好，还亲自撰写社论、评论、新闻，给大家作出了榜样。

今天中午，我们全家四口人为这事开了个家庭会议，讨论要不要支持小梁去北京的事。我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先发言，表示完全支持他们的爸爸到北京去给你继续当秘书。如果因为一点困难就不去那是懦夫行为。他们还表示，会帮助我做好家务，减轻我的负担，还保证一定会比小梁在家更加努力学习。这两个孩子的发言可以说是我们家教成功的体现，我感到非常富有和高兴！我们全家一致态度：坚决支持小梁去北京！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你和老汪不必担心！

至于晋江假药案的问题，假药是不对的、违法的，但我觉得事情出得很蹊跷，而且你已经作了5次检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朗朗乾坤，即使会发生什么事，天不会塌下来，我秦梅花会顶着！请你们放心！匆忙之间，就写这么几句！祝您和老汪同志身体安好，心情愉快！

秦梅花即日

她一口气写完交给我，说，有错字错句，你改一改，我下午处里还开会哩！你下午上班时就交给他。

下午上班，项南与汪志馨一起到了办公室。我对他们说，中午开了个家庭会议。大家一致支持我随你到北京。他们还说，越是困难的时刻越考验一个人的品质。梅花还给项南同志写了张条子。我从口袋里把条子交给项南。他老伴汪志馨先拿过来看。我看她边看边哭，泣不成声，并立刻操起办公室的电话，请省委总机找到福建日报社秦梅花。汪志馨边泣边说：“梅花，我看了你中午给项南同志写的条子，我真感谢你啊！俗话说，危难之时见真情，你们两口子还有两个孩子，真是难得啊！小梁跟我们到北京，你工作和家务的担子可重了，你要多受苦了，这是我和老项最为关心的。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下一代。父亲不在家，你如管不了，孩子容易变坏，你一定要注意管好孩子。这样吧，晚上我到你家去好好聊聊这些事。”梅花立即说：“我家在六层楼，又没有电梯。我不能让你老人家爬六楼，还是我到你家去好。”

项南看了字条之后也感动得不得了。

当晚，梅花骑自行车到汤井巷2号找汪志馨。他们一连谈了几个小时，到了当晚12点，老汪来电话说，小梁，我们谈得很好，梅花是个有情有义又有文化的知识女性，很要强又很吃苦，我放心了。现在已经12点多了，你来接一下，晚上一个女性骑车不安全。我立刻骑车到汤井巷2号接回梅花，回到家已下半夜1点多了。

“项书记，我们舍不得你走啊！”

我是1986年从福州坐火车去北京的。上京前，项南同志召集了负责为自己搬家的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会议，强调要悄悄地来，也要悄悄地走的原则，请同志们给予支持和严格保密。我们工作人员个个都做了表态。可是，不知是什么环节泄密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干部群众都知道了。临行之前早晨7点多，整个家、整个院子及周围挤满了来送行的人。数以千计各单位的领导，还有很多普通干部和百姓，聚集在一起。

项南生气地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要你们保密，为的是不要惊动大家，我悄悄地来现在悄悄地回去，结果你们一点保密工作经验都没有，消息泄漏出去，这么多人来送行，连口茶都喝不上，这是很失礼呀！还有人流着眼泪，让我感到难受。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尽快离开，越快越好。此时离火车开出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立即搬行李，扶老太太（项南90岁母亲），赶快上了中巴旅行车，结果短短的一百多米宿舍通道，都被依依不舍的干部群众挤满了，走了近半个多小时，才走到了马路。到了候车室，候车室里又挤满了来送行的各级干部群众。项南说，我给省委领导、市委领导说好了，我悄悄地来，悄悄地回去，请各位领导都不要来送行，这是我的最后要求，请大家理解支持。结果，你们不理解不执行。刚才家里那么多人，到了这里还这么多人，你们说，该怎么办？好不容易到了上车时间，项南看到我爱人和小孩，便上前握着我爱人的手说：“现在我们两家是相依为命，请多保重！”对我两个小孩说：“要好好学习，多听妈妈的话，多帮妈妈干家务，不要让我们大家为你们操心！”听到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和落泪！

不准自己的孩子搭便车

到北京安置好之后，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8时许，我们上车去中南海中顾委办公厅看文件、学习。我和司机小张早已上车，此时项南的大女儿项小青捷足先登，也上了后排等候，不一会项南同志下楼来了，车门一开，看见小青在里面，就严肃地说：“小青，请你下车，这车是公家配给我的工作用车，请你下来，不要坐。”小青说：“我搭个顺风车，就到复兴路我单位（农村读物出版社）门口就下车，不会耽误你任何事。”项南说：“因为你是我女儿，我历来严格要求你们不要坐我的公务车，你过去都执行，怎么今天就不执行了呢？”小青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你退休了，不在岗了，我搭个顺风车不碍你啥事!”项南说：“我退休了，也一样，请你不要占这个便宜！”小青不服气地说：“那，梁秘书为什么可以坐？”项南说：“梁秘书是去工作，你是无理取闹，你就是不能坐！”小青硬是不下车，还嘟嘟喃喃地说：“退休了还那么马列。”项南看小青不下车，就说：“今天不去了，小张，请你把车开回车库。”项南独自回家了，我和张司机还在车上劝小青，可她不服气。司机小张对小青说：“我们老干局领导分配我给你爸爸当司机时，就对我说，项南同志是福建有名的省委书记，他为福建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很自律、很有水平，你当他的司机是一件很荣幸的事。今天，不让你坐顺风车，他是严格要求自己，也算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员教育课。我十分敬佩你有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爸爸。”

自那以后，小青再也没有坐过他爸爸的公务车。其他子女更是没有沾过一点光。

对我和家属及两个小孩关怀备至

项南同志对自己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既严格又很有人情味。他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说，在我身边工作，不能有得到什么好处的想法，更不能有打着我的旗号捞好处的想法。如有这种想法的，赶紧离开，如被人举报，一律给予处分。他身体力行，在接待中有外商送来的物品，要逐一登记，交省委办公厅统一处理。省委办公厅至今还留着所有的礼品收条。他没有收过任何礼品，更不允许秘书收受礼品。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正当要求，他都充满人情味。比如，每年春节，只要他在福州，他都要请身边工作人员如秘书、警卫、司机等一家人，包括小孩，到他家吃顿团圆饭；又比如办公厅分住房，他逐一过问，而且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他的秘书最后分；又比如，陈万全警卫员结婚，他亲自到场祝贺……

1986年，我随项南一家回到了北京。我到北京之后，他为了减轻中办老干局的负担，主动提出我吃住都在他家里。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半年时间快到了。项南是个非常遵守承诺的人。半年时间还未到，他便对我说：这里工作现在离不开你，但你先回榕一趟，一来向省委办公厅报告，再借半年，我这里有张条子你带上；二来可以看看梅花母子三人的工作、学习、生活。我说，我打个电话就行了，不必来回跑浪费时间和出差费用。那时还没有手机，挂长途需要首长签字同意，我半年都没有和家里通电话，心里却是十分想念他们母子三人，但项南同志在北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我就坚持留在项南家。忙起来不知不觉又将近半年了。项南说，时间过得真是快啊，我想你干脆全家都到北京来工作吧，我已为你和梅花联系好单位了：你在劳动人事部，梅花在人民日报社，两个小孩念书问题也已联系好了，你觉得这样的安排，意下如何？我说，我非常感谢项南同志的精心安排，我也很愿意留在北京工作，但我担心梅花和两个小孩长期在南方生活，对北京的气候适应不了。我还担心梅花不会坐车，影响工作。项南说，要不然就这样，再过一个月就放暑假了，我请他们先来北京体验体验。至于梅花会晕车的事，我们家不是有张行军床吗？他边说边找到了行军床，然后两头绑上带子当担架，准备到时去火车站接梅花。

不久，火车准时到达。我们在人群中寻找，不一会儿，母子三人就看见我们了。两小孩高兴地叫道“项爷爷，爸爸，我们在这里！”我们循声望去，只见兄妹俩一个手提行李，一个扶着弱不禁风的妈妈。

项南立即把早已准备的担架抬起来，我也立刻把另一头抬起来迎人群逆向而行。项南还一边喊道：“对不起，请让一让，让一让。”这趟列车很长，坐车的人很多，几十米的路走了约莫十分钟，来到梅花母子三人身边。梅花一看项南亲自抬来担架，激动得热泪盈眶，强打精神说：“你老人家亲自抬担架，我做晚辈的怎么受得了呢？”梅花不知是因为感动，还是因为见亲人了，精神抖擞起来，挺直身子怎么也不肯坐。我原来就不同意一位德高望重的省委书记把担架抬上车的，更不敢让他亲自来抬。项南看梅花精神熬过来了，不肯坐担架，便把担架往中巴小车里塞，说，“梅花能坐车了，这下子就好了，走。”项南坐在司机旁，对小张司机说：“车开慢点，特别转弯的地方再慢点。”小张司机没见过这般细心的首长，说“好哩！我开车啦！”

梅花和两个小孩到北京是7月中旬，结果对北京气候很不适应，三个人每天流鼻血，而且流个不停。住了半个月，流了半个月。我们还到梅花将要去工作的人民日报社走了一趟。从万寿路到团结湖，坐地铁要两个多小时，来回就要四五个小时。而且住房也是个大问题，到新单位不一定能分到房子。考虑到这些，梅花决定不调了。项南同志这次帮我调动工作，用了很多心思，最后只好作罢。但项南同志对部下的关心，在我们这些当秘书的人中间流传开来。大家都说，“你福分好，遇上这么贴心的首长！”

1988年初，我离开项南，回到福建省委办公厅工作。1990年，我儿子高中毕业考上厦门大学财政系，我用电话向项南报告了此事。项南比我还高兴，说，晓毅考上名校厦大，我脸上也有光。过去向省委办公厅借调你，就是担心你不在家，小孩没人管考不上好的学校，现在好了，说明小孩说到做到，我太高兴了。厦大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倾资创办的，是育人的地方。陈嘉庚的爱国精神是我们华夏子孙的榜样，他个人生活极为艰苦朴素。晓毅应当好好学习，争取做一个陈嘉庚先生那样热爱国家的人。

过了几天，他应邀来福建考察扶贫之事。项南离开福建省委时许下诺言：我保证五年不回福建，让新班子放手大胆地工作。这是项南五年后的第一次归来，他以为福建人民早已把他忘记了，可福建人民怎能忘记这位为福建做出特别贡献的老书记呢？

到宾馆去看望他的人一拨又一拨，满屋子都是看望他的人。屋里坐不下，就在门口等着，一群又一群。我和我儿子在温泉宾馆五号楼门口等候了许久还轮不上。最后终于轮到我和我儿子。见到我儿子时项南把他抱起来，说：“过去还是初二的小孩子，如今几年不见长成大帅哥！你考上厦门大学我为你感到骄傲啊！”又接着说：“你们父子在这里等一等，有关学习的事，我还要多说几句。”他又忙着去招呼别的客人。

过了好久，人不多了，他就直截了当地问我：“上学的经费还差多少？”我说：“差不多了。”他转身到房间，拿出一个信封给我，说：“我算了一下，晓毅在厦门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2500元应该够了，这一年由我包了。我只管你一年，你从现在起就要积点钱，第二年我就不管了，还有其他人的孩子上学，我要管。”说完就把那个装有2500元的信封交给我小孩。我小孩说：“我怎能要项爷爷的钱呢？”项南说：“不是白给的，你要认真学好，争取优异成绩，毕业后赚钱了帮助别人。”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其他许多在场的人也都被深深感动了。

1994年，我女儿高考，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我高兴极了，连忙用电话向项书记报告。项南说：“我真为你高兴，两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强。你叫晓钟早点来北京，住在我家。”

开学前几天，我刚好要去北京开会，便给晓钟买了一张机票，与我同行。到北京之后，便到了项南家。项南、汪志馨等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汪志馨奶奶把我女儿抱起来，说：“晓钟真是能干，我们离开福建时，你就说我会比爸爸不在家学习得更好。今天诺言实现了，太了不起了！”

中午饭吃完之后，汪志馨说，“晓钟，我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便领晓钟到另一间卧房，把锁匙交给她：“你把门开起来。”晓钟打开门后，只见里面全是新置的家具，有书桌、书架、桌灯，床铺上的东西也全都是新添置的。汪志馨说：“这房间，是老项（南）和我亲自到购物商店精心挑选的。从今天开始属于你。以后，你星期天可以到这里来学习，这里很安静，让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不知你满意不满意？”晓钟热泪盈眶地说：“项爷爷、汪奶奶对我这么好，这么用心，这么细心，我真不知说什么好！我保证要以优异成绩回报爷爷奶奶的关心！”

（作者系项南原秘书、中共福建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