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朱熹诞辰890周年专题·
《四书集注》，一部永恒的经典
方彦寿
朱熹讲学雕像
《四书集注》是朱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明天理，遏人欲”作为核心价值观，贯穿在朱子的《四书集注》中，成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一条主线。
四书和《四书集注》，是朱子长期在书院讲学的主要教材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伴随着他一生。从晚宋一直到明清时期，《四书集注》都是法定的教科书，影响中国、东亚社会七八百年。
一、朱子与四书
1.从小苦读四书，慨然有成圣之志。
朱子从小阅读的教材，主要就是《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学经典。朱子曾说：“某自丱角读《四书》，甚辛苦。”丱角，头发束成两个角。古时多为儿童或少年人的发式。从这段话可以得悉，朱子从小就熟读四书。九岁时，他随父朱松前往临安，继续苦读《四书》，慨然奋发，有成圣成贤之志。
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说：“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日诵《大学》《中庸》”，说明朱子与四书的渊源，最早是受他父亲的影响。
《四书集注》是朱子穷毕生精力撰著的一部理学经典。其中《论语集注》采录刘勉之的三条材料，是朱子早年在屏山书堂从学之时所得。在以后数十年的反复修改中，所引刘勉之之说始终予以保留，体现他对启蒙恩师的一份深情。
2.把四书作为书院讲学的主要教材。
在教学内容上，朱子把四书作为主要教材传授给学者。他重建白鹿洞书院，亲任“洞主”和导师，并以《中庸》首章为诸生开讲。为何要以《中庸》开讲？是为了配合《白鹿洞书院揭示》。这个《揭示》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就来自《中庸》，是作为书院学规颁示给学生，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这些揭示充分体现朱子以“明人伦”为书院教育之本的宗旨，同时明确为学之序和修身、处事、接物等要点，高度凝聚了他的理学教育思想。
在建阳考亭，朱子的《沧洲精舍谕学者》要求学者“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传统儒学都把“六经”作为书院的首要经典教材，朱子则将四书列为书院教材之首，一方面说明朱子把四书的地位列于六经之上，突出四书在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说明他把其哲学体系中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朱子所创书院中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引导学生站在当时学术研究领域的最前沿。就四书的为学之序，朱子要求学生：“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对四书之间的内在联系，朱熹认为，一是要“定其规模”，构筑以“三纲八目”为“间架”的成人教育体系。以三纲，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道德修养的方向和目标；以八目，即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修身治人的主要方法和目的。二是“立其根本”，掌握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领会“操存、涵养之要”。三是“观其发越”，要进一步发挥尽心知性的义理之学，把握“体验、扩充之端”。“求古人之微妙处”，通过掌握孔门十六字心传之法，以道心克服人心，并求得古圣人儒学思想的极致。
朱子在漳州时期，刊刻的图书最多，有《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即四书、《书》《诗》《易》和《春秋》即四经,以及《近思录》等。这些图书，是漳州士子接受儒学传统教育的主要教材。
朱子晚年陷入党禁的旋涡中。庆元二年（1191年）正月，赵汝愚卒于衡阳。六月，国子监上奏乞毁理学之书，首当其冲的就是朱子的《四书集注》。
20年后，到了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党禁的冤案得到平反。朝廷下诏，要把朱子的《四书集注》立于学宫，作为法定的教科书。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诏从祀孔庙，朱子取得与周张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地位。这次追赠，与对他的《四书集注》的评价有关。《宋史·理宗纪》载：“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子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传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元朝，《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本。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年），成祖钦定编纂。由明成祖作序的“三大全”，即《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成为朱明王朝科举取士的范本。
清初编《御纂朱子全书》，对《四书集注》评价自然很高，认为“释《大学》则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于至善，无不开发后人，而教来者也”。至于《中庸》《论语》《孟子》，“逐篇讨论，皆内圣外王之心，传于此道，人心之所关非细”。
二、建构以四书为主体的经学体系
朱子的“经学体系”，指的是他创建了以四书为主体的,有别于先儒的儒学经典体系。经，指的是儒家经典。孔孟以来的儒家经典是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因乐经亡佚，故又称五经。
朱子从小苦读四书，成年后对孔孟儒家原始经典“五经”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他的基本观点认为，“五经”对儒家所提倡的内圣成德的教化作用不甚明显。汉儒董仲舒重视六经对治理国家的作用。对六经的评价，着力点是在如何治理国家，而对于如何治理社会，特别是如何提升士人和百姓的道德修养，几乎完全被忽视。这个问题，到了宋代，才引起宋儒特别是朱子的关注。
钱穆先生说：“四书正式结集，则成于朱子。朱子平日教人，必教其先致力于四书，而五经转非所急……此后元明两代，皆承朱子此一学风……朱子学之有大影响于后代者，当以其所治之四书学为首，此亦无可否认之事。”
经过长期反复地研究“四书”，朱子认为，“四书”既重视治国之道，同时也重视道德修养的为人之道，真正能体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仁学思想的真谛。所以，他以毕生精力撰编《四书集注》，对历代注家进行取舍，重义理轻训诂，超越了汉魏以来对“四书”的所有注疏。朱子把“四书”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为儒家正宗思想的理论体系，也成为其集大成的重要标志。
三、《四书集注》与朱子理学核心价值观
大体来说，朱子的理学思想体系主要有理气论、心性论、道统论和格致论等若干个层面。“明天理，遏人欲”作为朱子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则是贯穿在朱子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四书集注》中的一条主线。
朱子揭示《大学》的主题，最终落实在“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他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认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道具体表现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朱子将其视为“三大纲领”，“言明明德、亲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他认为，《中庸》一书的主题，“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谨恐惧，以存天理之实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见此理之影也”。在《中庸章句》中，朱子一再强调“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不可须臾离也”。“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在《论语集注》中，朱子以天理人欲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提出“君子循天理，故日进乎高明；小人殉人欲，故日究乎污下”。（《论语集注·宪问》） 在《孟子集注》中，朱子指出“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
总之，朱子以毕生精力编著的《四书集注》，是以“义理”为核心，贯穿“明天理，遏人欲”的核心价值观。历史上，这四部各自为政的，曾经是以个别的、不成体系的面目出现的儒学经典，在朱子“明天理”的旗帜下，结集成一个整体，从而开创了中国经学史上崭新的四书经学体系。
也许，朱子在阐述“天理人欲”之时，已经预见到时人或后人可能会对这一问题产生误解。为了消除这些误解，他曾有意识地在各种场合对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作过深入的阐释。朱子从公私、正邪、善恶这三个方面对理欲之辨进行论证，得出天理为公、人欲为私，天理为正、人欲为邪，天理为善、人欲为恶。所以，朱子的明天理，明的是公理，明的是正理，明的是善理；朱子的遏人欲，遏制的是私欲、邪欲和恶欲。
一个再高明的理论，如果不能落实在实践中，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空谈。朱子，既是一位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能将理学思想贯彻到政治实践、教学实践和生活实践中的政治家、教育家和实践家。他对“明天理、遏人欲”理论在实践中的落实，主要体现在以天理正君心、正人心，以天理反贪倡廉，以天理高扬爱国旗帜，以天理倡导以民为本，等等。
长期以来，学界对朱子的“明天理，遏人欲”，究竟是禁锢人的自由，还是不讲人性、扼杀人性的学说，或是朱子所要遏制的“人欲”是特指纵欲和贪念，以及为满足这些欲望和贪念而产生的种种违反道德的恶行，缺乏深入的挖掘。
拨开思想史上的重重迷雾，我们发现，在“天理”的旗帜下，朱子高扬的是正心诚意，促进人格的完善，革除弊政，反贪倡廉，提倡爱国主义，坚持民本思想等至今仍被践行的“正能量”。这些，恰恰都是我们今天应该着力加以弘扬的珍贵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朱子《四书或问》中的“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四书或问》卷三九）。对此“欲”，习总书记认为可与王阳明所说的“心中贼”等而视之。他说：“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 因此，高扬自我革命意志，破除“心中贼”，应是朱子“明天理，遏人欲”在新时代所焕发的思想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