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教育思想及其在福建的教育实践
——纪念朱熹诞辰八百八十周年、逝世八百一十周年

朱熹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仅次于孔、孟的一位“夫子”。他的教育思想及其在福建的教育实践，对当时与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

朱熹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目的非常明确，即强调传“道”，也就是通过教育，传播理学之“道”，培养一批匡扶社会、拯国爱民的杰出人才。二是强调“格物致知”的认识规律。他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格物就是探究一切事物之理。“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致知就是在探究事物之理过程中获得知识。以今天的话说，“格物”是手段，是途径，“致知”是目的，是“格物”达到的效果。

朱熹1130年生于福建尤溪，1200年死于福建建阳，一生活了71年。其中有60多年是在福建度过的。他在福建的教育实践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高度重视教育，亲自办学校、抓教育。从孔夫子开始，努力办学是我国古代无意仕途或仕途不得意的知识分子的好传统。朱熹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传统。他在许多文章以及给亲友的书信中经常谈到当时的教育危机、文化危机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因此，他把复兴教育、传播先圣之道当作恢复失土、振兴国家的大事。隆兴初，他曾几次上书孝宗皇帝，明确指出：“制治之原，莫急于讲学。”在具体实践中，他身体力行，每到一个地方都积极倡导办学，亲自登堂讲课。如1151年，他任同安主簿。到任后，即主动兼管县学，并在县学中设“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分别写了斋铭，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同时还积极筹建“经史阁”，到处搜集各种图书、大大改善了县学的办学条件。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同安县学名气大振。知漳州时，他也花很大精力整顿州学和县学，把原本只能容纳百把人的州学扩大到能容纳近千人的规模。并且每旬的逢二、逢六都亲自到州学、县学督察或给学生授课。崇安的武夷精舍、建阳的考亭书院等等，也都是在他倡导、发动或亲自组织下兴建起来的知名度很高的教育机构，“武夷精舍成，四方士友来学者甚众”，吸纳了大量省内外学子。在福州地区，他和他的学生也先后创办了福州紫阳讲堂、福州东野竹林书院、福州贤杨书院、福州高峰书院、福州濂江书院、福州龙津书院、长乐龙峰书院、罗源文公书院、闽县吟翠书院、连江丹阳书院、闽清梅溪书院等十余所。通过书院、讲堂、精舍，朱熹亲自向弟子们口传面授，传播程朱理学。今天福州晋安区王庄街道的紫阳村和该村的“讲堂前”地名，就是当年朱熹在此办学、讲学留下的纪念。

二、从事教育的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朱熹一生经历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中“仕于外者仅九考”（即任同安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知漳州、潭州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即宁宗初年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大学》），其余40多年，都以祠禄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仍然强撑病躯，为学生们讲解《尚书》、《太极图》、《西铭》等儒家著作，堪称真是为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熹讲学的足迹几乎遍及我省40多个县、市。有的地方（如建阳、崇安）他多次往返或连续多年在那里坚持讲学，有的地方虽然只停留几个月或几天，也为当地学子留下许多津津乐道的教育佳话。像朱熹这样，在福建40余年不遗余力地亲自抓教育、亲自讲学传播孔、孟之道者，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人。

由于朱熹讲学授徒、从事教育的时间久、范围广，再加上他巨大的学术成就，当时有不少来自浙江、安徽、江西的学子慕名前来拜他为师。这对于孔孟之道和“二程”理学的传播，起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在庆元“党禁”中被诬为“伪师”“逆党之魁”，但在他逝世时，从福建和全国各地赶来送殡的师友、学生仍有几千人。当时，朝廷一些权贵怕为朱熹的送葬会酿成政治风波，曾想方设法加以压制。如右正言施康年给朝廷上奏说：“四方伪徒，期以一日集于信上，送伪师朱熹之葬……伪师往在浙东，则浙东之徒盛；在湖南，则湖南之徒盛……伪师身据高坐，口出异言，或更相问答，或转相问难，或吟哦经书，如道家步虚之声；或幽默端坐，如释家入定之状。”“今熹身已殁，其徒不忘。生则画像以事之，殁则设位以祭之”。这些话，虽出自政敌之口，但从反面极生动、形象地写出朱熹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功与影响。

三、在教育内容上，强调德育，强调儒家之道的传授。由于受父亲朱松、岳父刘勉之、老师李侗等人的教育影响，朱熹终身服膺孔孟之道，在教育上，他始终把“德”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第一，注意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教育。由于朱熹生活在一个内乱外患极为严重的时代。一方面北方的金人对南宋的半壁江山仍然虎视眈眈，另方面南宋小朝廷，政治极其腐败。权贵们天天过着“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腐朽生活。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朱熹不但多次上书朝廷，希望能励精图治恢复中原，而且把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作为他讲学的重要内容。他经常向学生讲授儒家学说中的正统思想，宣扬张浚、李纲等一批抗金名将的民族气节，痛斥那些议和派的卖国行径。他把《大学》、《中庸》、《四书集注》、《二程遗书》等作为教学中的主要教材。特别重视《大学》的讲授，认为这是一篇议论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政治论文，阐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列道德修养的内在逻辑关系，阐述了德育的目的、方法和途径。他还以很大的精力编纂并向学生传授《楚辞集注》，因为《楚辞》“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为了使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的教育更有针对性，朱熹还热心结交并邀请张浚、辛弃疾、陆游、赵汝愚等一批著名的忧国忧民之士参与他的各种教育活动，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教育效果。第二，他非常强调品德修养的教育。朱熹认为，当时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孔孟正统之“道”不被重视，以致天理不存、私欲横流。为了挽救这个社会，朱熹认为首先要挽救人心，把“诚意、正心”摆在道德修养的首要地位。他说：“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他还认为：“学校固不免为举子文，然亦须告以圣学门庭，今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实，庶几于中或者有兴起，有将来种子。”为了达到这种教育意图，他反复强调要实现“治国平天下”这个理想，前提是要修身齐家，而要修身齐家，就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除了在课堂进行“德”的系统教育，朱熹还以书信、题写牌匾、条幅、楹联等等的方式传播爱国思想和儒家的处世为人之道，提倡诚信。如他多次题写“存忠孝心，行仁义事；立修齐志，读圣贤书”以勉励亲友和学生。在出生地尤溪，为重修县学撰写了《重修尤溪庙学记》和题了“明伦堂”牌匾，题写了“读书起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四幅条幅，被许多人视为人生格言。

四、注意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点：

一是重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他认为,教师应当启发、引导学生在学习中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即“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带到这里方是长进”。同时。他强调教师要帮助学生“温故知新”。他说：“温故又要知新，唯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为人师”。正因为如此，他把聘请合格教师作为办学的主要条件。在任同安县主簿时，就亲自考察选聘了进士柯翰、徐应中、王宾等一些才德兼优人士为县学职事和教师，并专门写了《谕诸职事》一文，希望职事（即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们要以身作则，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以义理教育学生，使他们逐步领会“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在知漳州时他还以政府名义聘请进士李唐咨、太学生杨士训、贡士林易简等人为教师，从而大大充实和加强了当地学校的教师队伍。

二是重视因材施教。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个性特点，教育就要根据他们的个性差异而有所侧重。他认为“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语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也；文学者，学于《诗》、《礼》、《乐》之文，而能善其意者也。”只有这样，才能“以小成大”，充分发展学生的天赋才能。

三是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循序渐进，教导学生读书要由近到远，由易到难。他还以登台阶作比喻说：“升一级了，便因这一级进到第二级，又因第三级进到第四级。只管恁地挨将去，只管见易，不管其难……若第一级便要跳到第三级，举步阔便费力，只管见难，不管见远。”他特别重视对少年儿童的循序教化。主张要针对儿童的特点，首先教育他们养成正衣冠及洒扫庭除的良好习惯，然后再逐步学习、领会其他各项知识以及修身、齐家等道理。为了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他亲自撰写《童蒙须知》和70多首《训蒙诗》。如《小学》诗写道：“洒扫庭堂职足供，步趋唯诺饰仪容。是中有理今休问，教谨端详体立功。”《任重》诗写道：“气无强弱志为先，努力便行休放肩。捱得一番难境界，便添脊骨一番坚。”这些诗朗朗上口，言简意赅，很容易使儿童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四是重视师生互动，注意启发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在教学中，朱熹除了正面讲授专书，还多采用讨论式、辩论式的方法，启发、引导学生思考、提出问题，再通过师生互相讨论、答辩，帮助学生解疑释惑。他认为引导学生举一反三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因此，他在讲学时经常组织师生共同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现在我们见到的《朱子语类大全》就是朱熹90多位学生整理他在讲学中问答记录的一本文集。此外，朱熹还通过书信来往，和一些师友、学生进行学术交流或解答他们提出的一些学术难题，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记载，与朱熹有书信往返的门人学子就有200多人。同时他还把教学、学术研究相结合，他的得意弟子黄干、蔡元定、赵师渊等人都参加了朱氏主持的诸多著述和编纂活动。今天看来，800多年前，朱熹的许多教育原则与教育方法，都是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和教育规律的，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与继承。

朱熹一生在福建的教育实践，产生的效果和影响是极其巨大和深远的，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培养了大量人才。像黄干、刘烩、郑性之、蔡元定、林再中、范思德等人都是他的学生。特别是后来成为朱熹女婿的黄干，在朱逝世后，继续完成了《礼书》的编定。他历官新淦县令、安庆知府和汉阳军知事，为官时，他仁政爱民，多有建树。他还继承发扬了朱熹的办学传统，先后在临州郡学、沧州精舍和白鹿洞书院讲学，弟子日盛,成为程朱理学的重要继承人和传播者。他留下的著作有《勉斋集》、《书传》、《易解》、《孝经本旨》、《四书通释》、《礼仪通解》等。

第二，奠定了《闽学》的理论基础，朱熹是孔、孟之后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由于他长期在福建讲学，并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宣扬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他周围凝聚了一大批学生和知名学者，这就形成了以他为首的由他的弟子以及相同学术观点学者组成的学术流派。又由于他的许多弟子都是福建人，因此，这个学派就被人们称为“闽学”。

第三， 大大提高了福建的文化地位。由于朱熹博大精深的学问及其在学术上的地位，福建一度成为全国的理学中心，各地学者纷纷来闽切磋学术，无形中带动了福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如福建的麻沙成为当时全国印刷出版的中心。

朱熹对文化、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朱熹的影响是深远的。今年是这位伟大学者诞辰880周年，逝世810周年，我谨以上述文字化作一瓣心香，献于他的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