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39.福州与琉球的贸易

自晋末到六朝，是福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原战乱频繁，但东南沿海所受影响较小，社会和政治局面相对安定。由于“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福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晋太康三年（282年），福州始建晋安郡。作为郡治首府，城郭得以拓展扩充，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日益显示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此时民间造船甚至超过官府造船，巨舟大船载重量可达万斛、二万斛。造船业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提高，大大促进了福州海外贸易。

从东冶港航海到达的国家，《梁书·东夷传》称：“泛海东使，有高句丽、百济，而宋、齐间常通之贡。梁兴，又有加焉。”(［唐］姚思廉：《梁书·东夷传》，卷54，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册，第801页)南朝时，福建晋安郡（福州）与扶桑（日本）之间已有海上交通，《南史》记载这一时期福州远洋航行的一些活动：“梁天监六年，有晋安人度海，为风所飘至”。(［唐］李延寿：《南史》，卷79，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册，第1977页)南朝的“侯景之乱”，导致江浙地区惨遭破坏，而“晋安独丰沃”(［唐］姚思廉：《陈书·陈宝应传》，卷35，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册，第486页)。闽中侯官人陈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唐］姚思廉：《陈书·陈宝应传》，卷35，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册，第486—487页)他趁势割据，沿福州至浙江的近海航线而上，独霸一方。此时由于北方战乱不已，政权不断更替，中日海路交通新辟“南道”。《文献通考·四裔考》

称，倭人入华早期经辽东，“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宋］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四裔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日本人循南道沿海岸线航行，由黄海到山东半岛，航行至长江口再下江南。

六朝与海外东南方向贸易的国家更多。福建与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狼牙修（今马来半岛北部）、阇婆（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均有通商。从福州东冶港出发的这条航线，近海可至林邑、扶南，中程可至东南亚，有狼牙修、丹丹（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阇婆、诃罗单（今爪哇岛）、干陀利（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婆利（今巴厘岛）等国；远洋可至今印度、斯里兰卡，进而到达沙特阿拉伯、也门、非洲东海岸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并可转往罗马帝国。这些航线体现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友好贸易往来。

《梁书·诸夷·海南传》记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及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唐］姚思廉：《梁书·诸夷·海南传》，卷4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册，第783页)六朝时期，南海航道上各种船舰络绎不绝，除了官府间的“朝贡”贸易，民间贸易不断扩展，“徼外诸国尝贵宝物，自海路来贸货”(［唐］房玄龄等：《晋书·林邑国传》，卷97，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册，第2546页)。

南北朝时期，从东冶港出海航行到台湾的海上通道更为便捷。

这一时期，中外海路交通运输，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开辟新的航路，延长海运航程，不断扩大中外海洋贸易规模，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期间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土特产，如丝绸、纺织品、瓷器、药材、铁器、手工艺品等，进口的货物主要是金、银、珍珠、犀角、象牙、珊瑚、翡翠、玳瑁、香料、玻璃、铜器等。当时人们认为，海外各国（“南夷”）多财宝，“四方珍怪，莫此为先”，以至于“宝溢目”，令人目不暇接，赞叹不已，而“商舶远至，委输南州”(［梁］萧子显：《南齐书·东南夷传》，卷58，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册，第1018页)。又史称：“交州，镇交趾，在海涨岛中。扬雄箴曰：‘交州荒滞，水与天际。’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梁］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卷14，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册，第266页)。海上交通运输的发展，推动了东晋南朝时期福州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