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29.三国两晋时期的造船与航海

三国时期，孙吴在我国东南方建立政权，以建业（今江苏南京）为国都，占据了荆、扬、交、广4个州、44个郡、337个县的陆海境域。其间，孙吴政权为了称霸江南，积极开拓疆土，从公元196年至257年，5次用兵闽中，最终设立建安郡。吴国为了增强财力以与蜀、魏水上作战，倚水师立国，为适应国防、商贸和航海事业的需要，大力发展造船和海上运输。闽中地处东南沿海，境内高山绵延，盛产造船所需林木，当地人仍保留闽越人传统“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习俗。建衡元年（269年），东吴乌程侯孙皓在建安郡侯官县（今福州市）“置典船都尉，领谪徒作船于此”。（［宋］梁克家：《三山志》，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典船都尉营设在今福州开元寺东直巷，掌督海船建造。在东直巷一带还设有船坞，故“号船场”。（［宋］梁克家：《三山志》，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一些被贬斥遣谪的大小官员及其家属，被“送付建安作船”。（［晋］陈寿：《三国志·吴·孙皓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70页）福州因此成为吴国的造船基地和水军基地。此外，还在今长乐地专置造船之所。显然福州此时便有了官办的造船工场和管理机构。（赵君尧：《古代福州造船航海及海外文化交流史探》，载《闽都文化研究》2006年12月31日）

据载，孙吴政权同时在今霞浦县葛洪山脚下的古县村一带建立温麻船屯，征集当地大批工匠、劳工及罪犯造船。孙吴设立的温麻船屯，建造了大量海船，福建“温麻船屯”与当时的浙江横屿、广州番禺并称，为发展吴国海洋事业及海军力量奠定了基础。晋周处所作《风土记》云：“其舟，则温麻、五会。豫章合五板以为大船，因以五会名也。”（［晋］周处：《风土记》）其后，福建及福州沿海居民使用的船只，称为温麻船、五会船、五航或五帆船。

东吴时海运舟船形制较大，出航外域的海船，“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卷769，引万震《南州异物志》）当时海船大的长20余丈（50米左右），高出水面2~3丈，可载600~700人，装载物资万斛（500吨）以上（赵君尧：《古代福州造船航海及海外文化交流史探》，载《闽都文化研究》2006年12月31日），堪称巨舶，足见商品贸易规模可观。这些海船，随其大小而设帆，一般在船的前后设有4张帆。

吴国重视以海军强国，有船5000余艘。其海船北航辽东，东行琉球，南通南洋，西达大秦（罗马），其贸易船队往返于波斯（伊朗）、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秦）等地。据《太平御览》记载：“《吴时外国传》曰：从加那调洲，乘大海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乃入秦，大秦国也（罗马）”。（［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卷771，引朱应、康泰《吴时外国传》）吴国人康泰记述这条往大秦航线上的商船，形制更大，船帆多达7张，每张帆长10米多，同朝一个方向，可以借助各个方向的风力。通过控制船帆所受风力大小，而调控船行的速度与方向，“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卷771，引万震《南州异物志》）说明东吴的船不仅体量大，而且速度快，航行平稳，适合远洋商贸。

温麻船屯拥有今福鼎的沙埕港、晴川湾、里山湾；霞浦的福宁湾、东吾洋、三沙湾、覆鼎洋、官井洋；罗源、连江的鉴江湾、罗源湾、黄岐湾、定海湾等辽阔的海域，以及长溪、霍童溪等44条水道、17个河口。可见温麻船屯是当时吴国的大型造船基地之一。西晋咸宁六年（280年），孙吴为西晋所灭，晋朝仍保持原典船校尉和温麻船屯旧制。两年后，晋太康三年（282年），朝廷在温麻船屯首次建起地方政权——温麻县，隶属晋安郡，原先作为官营造船基地的温麻船屯则随之消亡。

关于温麻县址所在地，现有三种说法：一曰温麻县址在今天霞浦县葛洪山脚下的古县村一带；二曰温麻县址在如今的连江县境内；三曰晋太康三年首次置温麻县于今霞浦境内，唐改置温麻县于今连江县境内。1981年秋，村民在霞浦县城关镇眉头山发现两晋、南朝古墓群，出土刻有“晋安温麻□元康九年十月廿日”的阳文纪年墓砖（元康九年属西晋时期，即公元299年）（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霞浦两晋南朝唐墓》，第60页，《福建文博》1995年第1期）1986年，省考古队在古县村发现三国时期东吴墓葬群，出土墓砖有阳文“汉永安六年六月卅吉乍”“汉永安温麻”等字样。（黄亦钊：《古县村发现三国时期墓葬群墓砖》，《霞浦报》1986年247期）“永安”为三国吴景帝孙休的年号，六年为公元263年。

建衡元年（269年），吴国出兵袭击交趾，不仅从陆路发兵，而且从建安郡发兵乘船从海路进攻，“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晋］陈寿：《三国志·吴·孙皓传》，卷48，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册，第1167页）《三国志》载：王朗为孙策所败，从会稽南逃，“浮海至东冶”（［晋］陈寿：《三国志·吴·王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7页），要求到侯官长商升处避难。王朗“拒战败绩，亡走浮海。（虞）翻追随营护，到东部侯官。”（［晋］陈寿：《三国志·吴·虞翻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17页）王朗“既至侯官，又欲投交州”。（［晋］陈寿：《三国志·吴·虞翻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17页）由此可见，会稽到东冶，东冶到交州（今越南北部）的海上交通十分便捷。“建安海道”就是福州港对外军事、外交和贸易的重要航道。当时从福州港直航日本九州的航路已经形成，中日航海贸易不断，日本多次以派使节和进贡的方式互贸商品。此时航线是从魏国循海岸线到朝鲜半岛南端过海登陆九州岛。

《三国志》记载：“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晋］陈寿：《三国志·吴·孙权传》，卷47，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册，第1136页）可见三国时就有东冶（福州）人“海行”，即从事海外贸易活动。东冶（福州）人在海外经商者，远至亶洲；亶洲也有商人到会稽（福建属会稽郡）来经商贸易，福州的造船航海及海外贸易业更加发达。汉晋时期台湾被称为夷洲，“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卷780，引《临海水土志》）孙吴黄龙二年（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晋］陈寿：《三国志·吴·孙权传》及注引《吴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36页）此次航海，虽未寻获传说中的亶洲，却登上了夷洲（台湾岛），开创了大陆与台湾的海路交通。据今人考证，亶洲指的是今天的菲律宾。

东晋时，高僧法显从印度取经后由海路归国，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搭乘商船航行于南海之上，中途于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岛）停留，“复随他商人大船”往广州。（［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法显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西晋左思的《吴都赋》写道：“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西晋］左思：《三都赋·吴都赋》，引自［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92页）“《三国志》载：王朗为孙策所败……狎玩灵胥。”说明汉晋时期，福建和广东不但是著名的造船基地，还是具有高超船海技术的优秀航海家的摇篮。这些来自福建、广东的优秀航海家，不仅有高超的航海技术，还传承着“闽越”“南越”强悍的海洋性格。

晋朝末年，安帝元兴二年（403年），东南沿海爆发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寇东阳，八月，攻永嘉。刘裕讨循至晋安（福州），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唐］房玄龄等：《晋书·卢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34页。起义军曾在东南沿海建造船舶，创制出新船型“八槽舰”。八槽舰船体巨大，并且船舱分隔为八舱，一旦个别舱破损进水，仍能保持浮力，不致沉没。这其实就是“水密隔舱”结构。这一技术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对后代的造船工艺产生重大影响。卢循起义军沿永嘉（今温州）至晋安（今福州），再至番禺（今广州），在沿海一线攻城略地。卢循入晋安后，在海上与刘裕军队相持达3年之久。其间，许多人从会稽经东冶航海到广州避难。起义失败后，卢循的部属在闽东南沿海扎根定居，他们所制造的头尖尾高、当中平阔、冲波送浪的“了鸟船”，流传于闽东沿海一带，成为民间常用的海上运输船。这种船成为我国古代航行于海上优秀的福船的雏形。卢循的余部漂泊在江海之间，其中一些散落在福州地区沿海一带，号称“泉郎”，“泉郎以船为家，往往走异域，称海商，……盖孙恩、卢循之习然也”。从“温麻五会”巨舶到具有“水密隔舱”结构的巨型“八槽舰”，先进的造船技术，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福建序》，卷95，上海二林斋属图书集成局铅印本1899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