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历史卷）24.福建华侨华人的历史贡献

一、政治上，沟通中外，共御外侮

中国与朝鲜关系密切，在高丽的福建商人很多。宋代由于泉州商人黄真等的往来联系，使得高丽与中国中断多年的关系重新恢复，并有更为密切的往来。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高丽使节寿介到中国与宋廷通聘好，他所搭乘的乃是泉州海商徐戬的舶船（苏轼：《论高丽进奉状》，《东坡奏议》卷6）。北宋末年，高丽王城的中国人“多闽人因贾舶至者”，高丽统治者“密试其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文献通考》卷325《高句丽》）。侨居高丽的福建商人受到高丽统治者的器重，他们为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往来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往来历史悠久，宋元时代，因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两国往来又有新的进展。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日本国人滕木吉同中国“建州商贾”周世昌一起来到中国，受到宋真宗的召见，日本人向宋真宗献日本国人的“唱和诗”。以后，日本还不断通过海商向宋朝递送文牒，发展两国关系。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侨居泉州，他在泉州与各界广泛交流，回日本时带回福州版《大藏经》和其他书籍（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48页）。

东南亚各国是福建人前往最多的地区。宋神宗曾下诏：“福建、广南人因商贾至交趾，或闻有留彼用事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熙宁九年三月壬申条）可见在交趾的福建人不少，他们为发展中国与交趾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尽自己的努力。阇婆国遣使与宋通好，是由到该国贸易的福建建安商人毛旭做向导的，《宋史·阇婆国传》记载：“中国商人至，阇婆国待以宾馆，饮食丰洁。”有些福建人就留住在东南亚各国。

闽籍华侨华人还与居住国人民一起反抗侵略者。在1896年菲律宾反抗西班牙的革命以及随后的反美独立战争中，华侨华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马尼拉的王彬铜像王彬，原籍福建晋江县清芒乡（今属晋江池店乡清濛村），1847年在岷里拉出生，是一位富商。他对菲律宾民族的命运非常关心，对菲律宾的独立斗争全力支持。他以大量的物资支援菲律宾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革命和反美独立战争，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继续为菲律宾的独立做出卓著的贡献，1912年病逝。为了纪念他，1915年，岷里拉市议会把沙克里斯地亚街改名为王彬街，并建立王彬铜像。

华人刘亨赙，又名侯宝华、侯鲍、侯阿宝，1872年生于福建南安县刘林乡，1890年随同其伯父到菲，是菲律宾的华人将军，在反西革命和反美独立战争中，菲律宾华侨游击队纪念碑华支队徽他在甲美地省开设兵工厂，制造枪械弹药以帮助革命军，在黎牙实备市等战场上指挥作战，战功显著。在经济上，他向华人募捐巨款，以资助第一共和国政府。他参加了1897年11月1日裂石共和国的成立典礼，是著名的《裂石宪法》的签署者之一，也是签署首部菲律宾宪法的唯一华人。1898年菲律宾独立后，刘亨赙被总统提升为准将。在甲美地省丝笼社建有刘亨赙将军纪念碑。

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菲律宾。广大旅菲华侨华人与菲律宾人民一起，同仇敌忾，与日本侵略军展开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1942年5月，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成立，很快由52名战士发展成为有700多人的大队伍。这支队伍从诞生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历了三年多艰难备至的战斗，转战菲律宾马尼拉市和14个省的广大乡村，进行了大小战斗260多次，牺牲的同志有70多位，歼灭日寇和伪军2000多人，为菲律宾侨居国和祖国的抗日战争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廖无我、李彬：《菲律宾的“红色之旅”》，载《炎黄纵横》2011年第4期。“华支”在菲律宾声誉很高，菲律宾政府和人民把它看作自己的军队，“华支”退伍军人享受菲军同等待遇。除了“华支”，在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还有“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团”“菲律宾华侨抗日除奸迫击团”等华侨抗日队伍，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在菲律宾华侨义山有一座巨大的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还有镌刻着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英名的烈士纪念堂等建筑，展现了人们对华侨抗日英雄部队和死难烈士的纪念和缅怀。

二、经济上，开荒垦殖，发展商贸

闽籍华侨华人给居住国带去了中国的生产技术，与居住国人民共同劳动，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促进居住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他们主要从事商业、手工业、劳工和其他行业。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西班牙殖民者加紧对菲律宾资源的掠夺，鼓励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烟草、甘蔗、可可、马尼拉麻、椰子、咖啡等。由于开垦荒地需要大量劳动力，经济作物出口贸易的码头、仓库等各环节需要有组织的搬运劳工，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华侨华人的政策就从驱逐屠杀转为支持和鼓励，大批华人移民到马尼拉后，就分散到菲律宾各地，特别是一些经济作物产区的城市。他们除了当劳工，也有很多继续原来的零售商业和进出口贸易。菲律宾广大农村原来与外界交往很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华侨华人到经济作物产地和其他各地收购出口产品，集中后运到马尼拉加工出口，同时也将西方工业品和中国商品转销到菲律宾各地的城市和乡村。华人作为中间代理商，对于促进菲律宾的广大农村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菲律宾全国形成统一市场以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

华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匠把中国的生产技术带到菲律宾，传授给菲律宾人。例如向菲律宾农民介绍了使用水牛、黄牛、马、水磨、犁、水车和种植水稻、甘蔗的方法，《中菲关系史》作者刘芝田认为：“菲人有关农业的方法，完全是中国的一套，直到现在，菲人所使用的耕种工具如犁、耙、铲、镰刀等物，还和中国的农人所用的同一模样。其犁田、播种、插秧、薅草、收割、堆稻秆的方法也相同。可见菲岛的整套农业耕作方法是向华侨那里学会的。”（刘芝田：《中菲关系史》，正中书局1962年版，第74页）华侨农民还从中国引进了白菜、菠菜、荸荠、豌豆、芋头等蔬菜和柚、枇杷、李、梨、龙眼、荔枝、橄榄等水果。

华人手工业者向菲律宾人传授将甘蔗压榨提炼粗糖的技术，利用牡蛎烧制成的石灰做黏合剂建造石墙、石屋、石桥的技术，引进雕版印刷术，并于1593年在菲律宾印刷了菲律宾的第一部书《基督教教义》，引进开采铜矿、铁矿的技术，使用中国罗盘的航海技术等等。

华侨华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也深刻影响了菲律宾人民。在语言方面，菲律宾的主要语言他加禄语，有许多来自闽南方言，例如Tsa（茶）、Tinghoy（灯火）、Bihon（米粉）、Misua（面线）、Pansit（扁食，馄饨一类的面食）、Lumpia（嫩饼、春卷）、Hebi（蝦米）、Susi（钥匙）、Kawa（锅），Bakyak（木屐）、Tanso（铜）等等。

在马来西亚砂拉越，闽籍华侨黄乃裳从福建福州地区招募1000多名民众到诗巫进行垦殖。在福建华侨的辛勤开发下，“新福州”垦场从无到有，华侨开辟数千亩土地，种下粮食作物和蔬菜，建有学校、教堂、商店，充满生机活力，一派兴盛景象。如今，诗巫已发展成为砂拉越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有黄乃裳路、黄乃裳中学，表达人们对“新福州港主”黄乃裳的怀念。

三、反哺祖地，纾难救国

闽籍华侨华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有许多闽籍华侨积极参加辛亥革命。1895年春，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漳州籍华侨杨衢云为首任会长。1900年，杨衢云与孙中山共同策划惠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杨流亡海外，被清廷暗杀。1906年，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分会，厦门籍华侨陈楚楠任首任会长，出资创办《图南日报》，在南洋宣传革命，反对专制，多次慷慨捐出巨资赞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自己的企业破产也毫不惋惜。黄乃裳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后参与策划潮汕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迅速从南洋赶回福州参加福州光复起义。正是由于华侨不怕牺牲，慷慨捐资，使辛亥革命得以发动，清室得以倾覆，民国得以建立，故孙中山感慨地说：“华侨为革命之母。”

在抗日战争中，闽籍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可歌可泣。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上海事变”爆发。这激发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弃商从戎，从海外回国参加全民抗战。驻上海吴淞的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就有多名菲律宾华侨参军。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很多热血青年则参加新四军，如华侨女青年李林原籍龙海县，回集美侨校学习后奔赴抗日前线，担任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6支队骑兵教导员，在雁北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在1940年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截至1944年2月，回福建参加抗日的闽籍华侨已达万余人，他们战斗在抗日前线，英勇奋战，有的壮烈殉国。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救亡图存，海外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10月10日，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这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献最巨的华侨救国团体。总会主席陈嘉庚，新加坡侨领，厦门籍；副主席庄西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侨领，南靖籍；副主席李清泉，菲律宾侨领，晋江籍。主席和副主席共3人，全是福建籍。

在南侨总会的号召下，南洋各国华侨积极捐款筹赈，侨胞通过常月捐、节日捐、年捐、特别捐、义演、义卖、购救国公债等各种形式捐款捐物。陈嘉庚带头每月交常月捐2000元，李清泉捐1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抚养难童。抗战头3年，菲律宾华侨捐款达490万比索，可购飞机50架。南侨总会还积极发动青年回国参战和参与后勤工作。滇缅公路需要汽车司机和技工，南侨总会一号召，数月间回国者达3193人，其中福建籍的有800多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南侨司机和技工以极大的牺牲、卓绝的工作参与抗战物资的海上和陆上的运输，开辟了一条支持祖国抗战的新的通道，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资保证。

福建华侨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为了家乡的经济建设，他们积极投资创办公司，建设工厂，兴修道路、码头，建造房屋。1937年，仅华侨投资的厦门电灯厂、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等单位的资本额就达500多万元，1949年以前，厦门90%以上的工业厂家与华侨资本有关。据不完全统计，“1871—1949年，华侨在福建投资共4055户，投资额为13918余万人民币”（《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福建华侨热心桑梓的文化教育事业，捐资办学育才蔚然成风，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陈嘉庚。陈嘉庚认为，只有祖国富强，华侨才有靠山；只有普及和提高教育，祖国才能富强，因此他倾资兴学培育人才。1904年，陈嘉庚捐资2000银圆，在集美创办惕斋学塾。从1913年起，陈嘉庚捐巨资在集美村创办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商业、农林、航海、水产等各类普通学校和专科学校。他还捐资1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300万元日常开支等日常费用也由他独立支付。厦门大学是国内唯一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一流大学。“1939年，新加坡华侨李光前在南安芙蓉乡捐资创办国光小学4所。1943年，李光前又捐款创办国光中学。总计，从1915年至1949年，福建华侨捐资兴办的小学有967所、中学48所，捐款约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福建省华侨志》，福建省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8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