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漳州卷）128.清代漳州对外贸易的衰退
漳州的海外贸易发展到隆庆元年(1567)月港开放之后逐渐达到高峰。如自明末1580年至1643年的64年内赴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共1677艘，平均每年入港26.2艘。然而，明末清初延绵不断的战乱，使得漳州月港在兴盛了几十年后陷入了衰退境地。因漳州是郑氏反清复明的重要基地，郑氏军队和清军的对峙战争持续了近40年。1644年后因郑氏政权在漳州海澄、铜山等地与清廷作战，漳州对外贸易无法正常开展。尤其是海澄公黄梧提出的“平贼五策”，其中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清廷在包括漳州府所属地域的沿海地区实行迁界政策，规定“凡有官员兵民违禁出界贸易，及盖房居住、耕种用地者，不论官民，俱以通贼论处斩”（[清]李章等修：《光绪大清会典》卷七百七十六《刑部历年事例》），这样就切断了漳州正常的商贸通道。
清初贸易受到限制，台湾收复之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闽海关始设于漳州，由福州将军兼管。在漳州的铜山、石码、云霄、诏安、旧镇等口岸征税，之后海关移到厦门，“厦门正口，在岛美路头，称大馆。面临海，南通大担，西达漳州，北至同安。房屋十余间，离衙署六里”（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厦门志》卷七《关赋略》，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此时，众多沿海商民出海贸易，出现了“望海谋生，十居五六”的现象。不过，清廷对于出洋贸易，还有苛刻之限定，康熙二十三年规定，出海商船限定在500石以下，“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虽然到了康熙四十二年，清廷又有所放宽限制，“商贾船许用双桅，其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头者，不得过二十四名；一丈四五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六名；一丈二三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四名”。（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厦门志》卷五《船政略》，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明代，西方殖民者东来，时从海澄月港运往吕宋的陶瓷等物品繁多，如《东西洋考》记载：“独澄之商舶，民间醵金发艅艎，与诸夷相贸易，以我之绮纨磁饵，易彼之象玳香椒。”清廷下令展界后，不少漳州商人运送各种商品前往马尼拉进行贸易。据西班牙档案记载，1686年从漳州出发，1月4日到达马尼拉，运去大壶、大小喝茶用的细碗、粗碗、喝汤用的碗以及瓷瓶等，共计有58766个，其中粗碗有50300个，是此趟航运货物的大宗；从漳州出发，1687年4月24日到达马尼拉的帆船运去的货物里面有普通瓷盘10000个、碗5000个、品质比较细的盘100个等，共计有15100个；同年从漳州出发于4月28日到达马尼拉的帆船运来的大、中壶共1900个，普通瓷碗有6000个、盘3000个，总共有瓷器10900个，当年中国前往吕宋商船共有98艘，其中来自厦门有62艘，明确记载来自漳州的只有上述3艘。可见，复界之后闽南一带外贸，从漳州诸港口直接前往吕宋的贸易船只缩减明显。
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帝谕令：“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啰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乾隆时福建漳浦人蔡新曾指出：“康熙年间，南洋之禁不过谓各口岸多聚汉人，恐酿海贼之阶，非恶南洋也。”这种南洋之禁，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雍正二年(1724)，漳浦籍名臣蓝鼎元也尖锐指出，南洋贸易使得“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南洋禁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清]蓝鼎元撰，蒋炳钊、王钿点校：《鹿洲全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雍正五年，朝廷虽然解除了一部分限制，但福建总督高其倬曾上奏说：“漂洋船只出口之处，闽省者总归厦门一处出口，粤省者总归虎门一处出口，其别处口岸一概严禁。如有违禁，在别处放船者，即行查拿，照私越之例治罪。”（《福建总督高其倬等奏遵旨议禁出洋贸易人员留住外国事宜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乾隆十九年(1754)，经福建巡抚陈宏谋奏请，清廷同意调整久居外洋民众回籍的规定：
“久稽番地人等，果因货物拖欠等事，以致逾限不归，及本身已故，遗留妻妾子女愿归本籍者，均准回籍。”（[清]庆桂等纂修：《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六十三《乾隆十九年闰四月戊寅》，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2页）
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二年间发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洪任辉(JamesFlint)率武装商船北上，要求到浙江宁波等地贸易的事件。乾隆二十二年规定了西洋船贸易：“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1页)事实上，闽海关在“一口通商”的政策初期，并没有受到很多限制，依然有不少来自吕宋和南洋的贸易商船出入厦门。直到乾隆五十二年后，闽海关关税明显下降，据海关记载，乾隆五十二年至嘉庆元年(1796)，闽海关关税为306912.6两，嘉庆二年至嘉庆十一年，闽海关关税为205232两。
这应该与限制海外贸易有关。
清廷海洋政策的反复将近一个世纪，最终使得漳州海商势力大受打击，加上清廷规定厦门为与鹿耳门港对渡的唯一正口，大量货物云集厦门，自此漳州仅成其一腹地而已。自康熙年间，海关人员伙同督抚等地方官员进行勒索，“文武大员需索陋规日甚一日。如红毛船一只，倘挟资百万两上下者，督、抚、提镇衙门必索至五六千不等。而以下之文武员弁，又种种抑勒，此其所以风闻畏缩不前也”(《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二十一辑，第241页)；官员不仅收受礼银，且向海商购买洋货，即使付款，“发价不过十分之二三”，致使这些海商受累，进而造成漳州外贸衰退。
正因为海洋政策摇摆和漳州传统商路长期受到侵扰，漳州一部分商人转而到其他地区发展，即使是康熙收复了台湾之后，这里的商人也大不如之前频繁出入月港或漳州九龙江口岸。他们一部分前往更加开阔的厦门，如“厦门准内地之船往南洋贸易。其地为……宿雾、苏禄、东浦、安南、吕宋诸国。其出洋货物则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等；(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厦门志》卷五《船政略》，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另一部分商人前往南方最大的口岸—广州。18世纪30年代开始，广州外贸市场迅速发展，之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十三行首任行首潘振承雍正五年(1727)出洋，数年后入粤，1750年前后在广州创办了同文行；经营义成行的十三行行商叶上林祖籍福建漳州诏安，东裕行的谢嘉梧亦是漳州诏安人。
在沿海以贸易为生的漳州人，不仅生意受阻，更受缺粮之苦。对于康熙末年的朝廷禁南洋，漳浦籍士绅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认为福建的米粮不足，“南洋未禁之先，吕宋米时常至厦，番地出米最饶，原不仰食于中国”，呼吁朝廷“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此岂容缓须臾哉”([清]蓝鼎元撰，蒋炳钊、王钿点校：《鹿洲全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6页)。由于暹罗木材丰富，造船成本低，自乾隆九年，“买米造船运回者，源源接济，较暹罗商人自来者尤便”，龙溪县商人林捷亨、谢冬发等人呈请前往暹罗造船买米。针对漳泉沿海缺粮严重、不敷民食的现象，乾隆十六年(1751)闽浙总督喀儿吉善也奏请朝廷允许商民出南洋贩运米粮，内地商民，自备资本，到暹罗等国，“运米回闽粜济，数在二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职衔顶戴”。(林京志：《乾隆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此亦得到朝廷的允许，“南洋回厦各商船入口带运米石，奏请就厦粜卖，分散漳泉二郡，接济民食”(《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乾隆十一年(1746)，龙溪县商民何景兴运回1000石大米；乾隆二十二年，龙溪县船户郑吴兴运回米3900余石，海澄县船户黄顺祥运回米5200余石。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地方督抚奏报称：“龙溪县船户吴正色，运到米二千三百石，系殷商赖逢贵备资付托购回……又海澄县船户陈福顺，运到米一千五百六十石，系殷商姚殿策备资付托购回，俱经按照时价陆续粜卖。” (林京志：《乾隆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因此，到18世纪中叶，漳州沿海相继兴起一批贸易的小港口，“素通番船，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各海澳僻远，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四《艺文》)如龙溪、海澄、漳浦等港口经常和东南亚的荷属印尼、暹罗等国家进行贸易，漳州海商在与西方人进行商贸交往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商机，不断地将本地的茶叶、漳绒、漳绸、漳绣、漳纱、瓷器，尤其是克拉克瓷从港口运出，与海外商人进行交易，利润惊人。当时，一些华人目睹了巴达维亚的商贸情形，从漳州等运来的物品大约有“饮食衣服器皿药饵之所需”，如茶、漳烟、丝袜、丝绸、花缎、丝带、纸料、瓷器、铜壶、川漆、龙眼、柿果、青果、面粉、人参、土茯诸药材等类，“毕致之以市利”。([清]王大海撰著，姚楠等校注：《海岛逸志》，香港学津书店1992年版，第175页)这些物品吸引了西方人前来交易，如1868—1873年间，荷兰人雷尼克。范比克3次前往印度尼西亚旅行，在此期间他购买了大量的漳州窑瓷器。另外一个荷兰人范。德梅伦(1895—19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在其手记中谈道：“在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只要是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我都会摸向古董地摊，在街头巷尾向当地人打听有关古玩的消息，或者直接进入店铺，环顾四周，然后买下最有价值的一些瓷器。”（黄忠杰：《荷兰普林西霍夫博物馆藏漳州窑瓷器》，《紫禁城》2011年第4期）显然，中国瓷器多由沿海运往东南亚，并吸引英荷等西欧商人。
在越南昆仑岛发现的清代沉船中，发掘出水了“漳州窑系的青花瓷、罐、器盖、碟、茶碗、盒等生活用具。红色的方形铺地砖、石雕的柱础等建材也占据了中部几个舱位，数量可观”。（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近代因沿海通商口岸开放，不少漳州商人频繁前往海外谋求发展。据诏安黄姓《紫云族谱》记载：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即有黄世钮、黄世铜、黄世鑫、黄长河、黄长汉、黄长海等因本地生意萧条，而相邀乘船到马来亚沙捞越美里坡谋生；咸丰年间，漳浦马坪乡文店村戴文水从海澄港尾卓岐乘帆船出国，前往新加坡，在彼处从事小商贩生意，此后发展成为巨富，并娶英国女人为妻；又有漳浦县佛潭白石人杨士让往暹罗波竭省，由小贩遂变成为巨商。
19世纪中期的马六甲、槟城等地航运基本由漳州人控制，主要是来自龙溪、海澄的邱、谢、林、杨等姓，1869年《槟城阿格斯报与广告商报》登载的一份信息中记录有81艘船，其中41艘为华人所有。在槟城，邱氏、谢氏、林氏三姓控制了大多数的船舶，邱心菊(KoohSimKeok)、谢昭盼(CeahChowPhan)经营的三桅帆船“阿德莱德”号从槟城运载锡、米、槟榔到中国，把沿海商品运到缅甸、槟城等东南亚地区。（[马]黄裕端著，[马]陈耀宗译：《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华侨帆船从中国运来货物，主要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主，再转运欧洲；从中国运来的土糖、渔网、棉布(土布)、烟丝、金叶等物直抵缅甸，返回中国时又从缅甸装载玉石、珍珠、象牙、棉花、紫梗(虫胶)、蜂蜡、鱼胶等物品。
近年来在漳州陆续发现有国外货币。2008年漳州市钟法路工地出土了一批西班牙、墨西哥、美国等国银币，如西班牙“人像双柱”银币，为1800年铸造；墨西哥银币共发现35枚，其中新版的有1856年多叔那瓜版银币，1868年瓜达拉哈纳版银币，1868年克台克斯版银币，1868年丘利阿根版银币；而旧版墨西哥银币，又称天平图鹰洋，有1870年克台克斯版银币，1870年墨西哥版银币，1871年多叔那瓜版银币；美国鹰洋，有1857年美国旧金山造币厂印铸的半美元银币，1874年美国卡森城造币厂印铸的美国贸易银币。此外，还有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银币。（阮永好：《鑫荣花苑二期工地银元窖藏清理简报》，《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开海禁，漳州民众从海澄、漳浦、东山湾、诏安宫口等地方出洋经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光绪十九年(1893)，朝廷颁布法令：“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问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04页）
166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迫从台湾撤出后，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大多依靠每年航行到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帆船。不过这些贸易和人员来往，从近代荷印吧城的华人贸易来往漳州物品来看，相对明末已衰退不少，更多的是一些药品等必需品。如1845年吧城杨甘露控杨本生欠药材款一案，杨甘露称“素常往办药材……系是广东、漳州洋行装配而来”，贸易货物中还有“茶罐箱，并薄荷油”。（[荷]包乐史主编，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四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54页）1880年厦门海关年报报告说，漳州府的长泰县，经由浦南线路，向厦门运送来茶叶、烟丝和烟叶；南靖县经过漳州线路，运来麻布袋、纸、腌制萝卜等；龙溪县也经由漳州和浦南线路等，向厦门运去糖、水仙花球茎以及少量产自漳州府的丝织品和丝线，以及“洋葱、植物油、植物脂、铜线、铜器、荔枝干、真金箔、锡箔、烟叶、烟丝、爆竹、朱砂、红丹、墨水、南京布和铁器”；海澄县则向厦门运桂圆干、人造金丝、烟叶、烟丝、红丹、药材、皮革、胶等，经过九龙江及九龙江外海湾汇集到厦门口岸出口。（承光大主编，陈景涛副主编：《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海风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19世纪，英法等殖民国家为了开发东南亚，大肆在中国东南沿海搜索拐卖劳动力，如19世纪40年代法国投机商率先来厦门贩卖苦力到布尔帮岛。1852年厦门因拐卖劳工骚乱事件之后，华工贸易转移到了汕头。漳州的诏安、东山、云霄等县华工大都从汕头贩卖出洋，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记载英属西印度(马来亚)的华工贩卖出口每年有十余万人，“由汕头来者十居六七，由厦门来者十居二三”，而漳州南部的铜山、云霄、诏安等地人大都从汕头贩卖出洋。1876—1898年由汕头出海前往南洋的华工约为15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