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关联：
福州与琉球之关系
杨 琮
关于福州与琉球（冲绳）的关系，明清时期文献史籍有很多记录，研究这一时期的论文著述已有不少。其实早在宋元时期，福州就与琉球已经有了较密切的贸易往来和联系，但是国内学术界目前对这一时期中、琉关系的研究极少。本文拟根据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结合近十余年来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探讨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将两地关系联结的史实。
福州：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发地
福州自古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文化的孕育地之一。从公元前202年西汉闽越王国揭开了福建地区海洋文明史的新篇章，接着到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福州地区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持续不断。［1］
自唐代中期开始，福州与东南沿海的其他重要城市一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港口。历史文献的记录和文物考古发现都能说明这个问题，在福州冶山附近出土的唐马球场残碑，记录了唐元和八年福州城市发展的一些面貌。［2］碑刻文字记录了“……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指明当时福州海外来的人员和商客很多。当时福州是闽中的重要对外商港。唐文宗在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下的诏书中，也指明要福建的节度观察使对“蕃舶”、“蕃客”应“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3］这也说明当时福州的节度观察使还同时掌握着市舶外事权。唐诗中包何《送李使君赴泉州（今福州）诗》云：“傍海皆荒服，……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唐代福州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商港和贡使的重要出入地，已初具雏形。
这在考古发现中也有重要的证明。在日本博多的城迹遗址以及鸿胪馆遗址中，都考古出土过不少福州唐代怀安窑的青瓷器皿。［4］在东南亚也发现了有关的唐代怀安窑青瓷器，证实了此瓷窑当时已成为福建对东方海丝之路和南方海丝之路中重要的贸易陶瓷器。［5］福州在唐五代已成为福建乃至全国重要的海外贸易的港口。
福州城在唐五代时，是一座以水路运输为主的港口城市，城有五座水门，城内水道四通八达，五代十国时闽江上游各地的船舶可直接驶至福州城下，商业十分繁荣。于兢《琅琊王德政碑》说道:“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以随波，篱楫蹦腾而激水。”足见福州作为闽江流域出海口的江海间贸易中转站和货物集散地，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宋元时期的福州，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对外贸易更加繁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港口。宋代福建已成为中国海船建造的中心，宋代文献记载:“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6］而且宋代海舶“福船”首屈一指。
《思穆集》中《论舟楫之利》说:“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舆地纪胜》记福州“海舶千艘浪，潮田万顷秋”，反映闽都海舶数量之多，海路的热络。梁克家《三山志》记载福州的海道:“南望交广，北睨淮浙，渺若一尘，乘风转柁，顾不过三数日。……谷价海涌，南北舰囷载欻至城外，其诸货宝回往，不可名计。浮于海，达于江，以入于河，莫不有潮次云”。“福船”在宋元时期久富盛名。
元代福建的航海及海船仍然盛极一时，在有关记载中，于福建任闽县知事的萨都剌咏诗有“:三山云海几千里，十幅蒲帆挂秋水。”证明他们乘的福船是具有十面风帆的大海舶。而熊禾等诗人也提到当时闽中的“万斛船”。［7］福船的庞大和先进，使闽都福州和泉州海港成为中国宋元时最重要的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口和商品集散地。关于宋元时期市舶司所在地泉州，是重要港口及海外商贾主要的安置地区，其历史意义已被学术界所公认。而另一十分重要的海丝之路始发港口和基地福州的历史价值，还需要深入发掘。福州作为福建闽江流域下游最重要的出海口，是联结闽江上、中、下游最重要的物流集散地，同时还是福建的第一大都会，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和中心。
近几十年来海底沉船考古发现的资料，从实物方面证明了宋元时期福州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8］同时，海外各国考古不断发现来自福州的贸易陶瓷遗存，也填补了历史文献未记录的史实。
琉球：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与集散地
琉球，现在的日本冲绳。日本以前常常称之为“南岛”。琉球，是国古代称呼。
关于古代琉球的记载，隋唐宋元以来文献中多见。如《隋书》不仅在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流求国”记载了“流求国”的概况；在书中其他卷的纪、志和列传中也都有记录。而后的《岭表录异》（刘恂）有“流虬国”，《昌黎先生文集》（韩愈）、《唐柳先生集》（柳宗元）也都记有“流求”；《太平广记》（李昉等）记为“留仇国”。宋元以来关于琉球的各种记载越来越多，不胜枚举。
中国早期的历史文献记录的琉球，有的是指今日的冲绳，有的是指我国的台湾岛，认识和区分并不十分清晰。后来周致中在《异域志》中，对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即有明确的区分，又记录了两地的区别之处。说：“(大琉球国)在建安之东、去海五百里。其国多山洞、各部落酋长、皆称小王、至生分彼此不和、常入中国贡。王子及陪臣、皆入太学读书。(小琉球国)与大琉球国同。其人粗俗，少入中国，风俗与倭夷相似。”［9］
自古琉球都与中国有交往，但唐代以前不多。双方的交流是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唐代双方已经有了贸易往来，韩愈在《昌黎先生文集》中记述了：“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柳宗元在《唐柳先生集》中说：“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
宋代福船模型
到了宋代中国和琉球的交往，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从宋代及之后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就可以看出来。徐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高丽南临辽海，西距辽水，北接契丹旧地，东距大金。又与日本、琉球、赒罗、黑水、毛人等国，犬牙相制。”公元1136年的“华夷图”石刻，刻有“东夷海中之国，濊貊、三韩、扶桑、日本、倭国、大汉、文身、毛人、虾夷、女国、流求，宋至者日本。”［10］陆游的《剑南诗稿》云：“行年三十忆南游，稳驾沧溟万斛舟。常记早秋雷雨霁，柁师指点说流求。”楼钥《攻媿集》曰：“……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有关琉球国的记载，在宋代文献如《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三山志》《诸蕃志》《舆地纪胜》等，均有记载。在《元史》中有关琉求（琉球）的记述，也不胜枚举。
从中国较早的历代文献对琉球记载的内容分析，不仅是冲绳，古代的台湾在文献中也经常被称作琉球。所以笔者在所引用的古代文献中，尽量排除了较明确指向台湾的“琉球”。根据上述文献中所述的“舶交海中”，“舶交海上”等，都是说明了中、琉双方的海上贸易和交流。
从冲绳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看，冲绳先后出土了很多中国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的瓷器。［11］这些在考古发掘中不断发现的中国贸易瓷器，证实了关于海上贸易的文献记录。
而在日本九州地区，考古也不断发现大量的中国贸易陶瓷。日本考古学界把其中一种与冲绳今帰仁遗址相同的中国宋元青白瓷器，称为今帰仁类型瓷器。［12］这是除了日本两地区出土同样一类瓷器外，还因为九州地区的这类瓷器来自冲绳的转口贸易。日本九州地区和冲绳都出土一种称为Birosuku类型的中国宋元瓷器，日语也读写为“ビロースク类型”瓷器。［13］有很多也是从琉球群岛（冲绳）输入日本九州的。此外，还有不少中国宋元的青瓷器也在九州、冲绳两地同样发现。这些实物资料不仅证明了宋元时期中国与琉球群岛的贸易交流，也进一步证实了宋元时期琉球群岛不仅是贸易的目的地，同时也是中日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福州与冲绳：
考古发现的宋元时期遗迹和遗存
宋元时期福州不仅是福建地区最重要的外销瓷器的生产中心，也是全国生产瓷器的重要地区之一。近几十年来在福州地区先后发现了诸多宋元时代的窑址，如闽清的义窑、青窑，连江的浦口窑，福清的东张窑，闽侯的鸿尾窑、南屿窑，罗源的碗窑等，福州市区的宦溪窑、洪塘窑、长柄窑等。特别是闽清和连江的窑场，宋元时期在全国都是规模很大的窑场，所生产的瓷器行销海内外。
闽清窑的发现与调查始于上世纪的50年代，80年代厦门大学做过进一步的调查。2009～2010年，福建博物院发掘了大箬村捆蛇增一、二号窑、二师傅岗一号窑遗址。2015年又对下窑岗一号窑址进行了发掘，在考古报告中，将窑址生产年代分为五期，从北宋中、晚期一直生产到明代。［14］连江浦口窑的生产起止年代也与闽清窑大体相当，但停烧的年代则更早。
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在琉球列岛考古中，不仅发现了不少11世纪末期至12世纪的中
国福州地区窑口的瓷器；还发现了更多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早期的中国瓷器。日本学者宫城弘树、新里亮人他们做了很详细的分析。他们把琉球列岛分开四个群岛，奄美，冲绳，宫古，八重山，详细研究了这四个群岛中发现的中国瓷器。细致区分和整理了日本学界命名的“美良底类型”与“今归仁类型”的分布与出土情况。这些类型的瓷器经中日双方研究，都是福州闽清、连江不同窑场生产的瓷器。
1988年至1991年，日本学者金武正纪发现在南岛（日本对冲绳的另一种称呼）的中国陶瓷中，有2种瓷器(日本称为白瓷，中国称为青白瓷)在博多较少而在南岛较多，并将此命名为今归仁类型和Birosuku类型。后来经日、中两国古陶瓷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已经确定日本冲绳出土的“今帰仁类型”“Birosuku类型”（日语也称“ビロースク类型”）白瓷，是福州连江浦口窑和闽清窑的产品。今归仁类型是福建省浦口窑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前半叶烧制成的；Birosuku类型（ビロースク类型）是13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前半叶福州地区的闽清窑烧制成的。这些瓷器向东亚及东南亚各地输出，其中的一部分直接输入到琉球列岛。
上世纪中叶以来，日本方面对冲绳首里城迹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国的陶瓷器和铜钱。陶瓷器中，不乏宋元时期的遗物。
陶瓷器是当时很重要的贸易商品。在这些瓷器中，有来自中国的白瓷（青白瓷）、青瓷和黑褐釉陶瓷器。［15］其中可辨的残片有福建和浙江龙泉窑残片。里面的黑褐釉陶瓷器，基本是延平茶洋窑和福州窑的产品。根据日本学者森达也教授近年调查冲绳出土中国陶瓷标本所见，冲绳出土数量特别众多的灰被天目（茶洋窑等遗址的黑褐釉盏）。琉球王朝王宫首里城遗迹，从十四世纪末或十五世纪的火灾层位当中，出土大批堆积的灰被天目茶盏残件。冲绳出土灰被天目残片，超过日本本土出土数量。
日本冲绳遗址出土的中国宋朝、明朝初期铜钱和个别日本国的铜钱
（采自日本冲绳县教育委员会：《首里城跡》，平成 7 年）
冲绳城迹遗址出土的铜钱中，可辨的除了少量明清铜钱外，宋代的较多。有个别唐代的“开元通宝”外，宋代铜钱有：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景德元宝、祥符通宝、天禧通宝、天圣通宝、景佑通宝、皇宋通宝、治平元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通宝、圣宋元宝、崇宁重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咸淳元宝等等纵贯北宋及个别南宋末的铜钱。［16］这也反映出中国宋代货币对琉球的输出实况。
海上丝绸之路：
东方航线的重要连接点
笔者曾在《宋元海上沉船线路考》一文中，根据水下考古所发现宋元时期的沉船地点和遗迹，除了认定福州港口海上外贸航线中，有一条沿海北上到达朝鲜，再东至日本的航线外；还推断出福州往日本的第二条航线，即“从福州港出发向东的航路，是先驶向琉球诸岛（有的船可能还会经台湾北部），再向北驶向另一个目的地日本九州的港口。”
［17］日本学者金泽阳在一篇探讨日本海域沉船的论文中也有类似考虑。［18］日本的森达也教授还很系统的考察了这一航线沿途的岛屿，在不同遗址采集到很多实物标本资料，使这条航线的轨迹得到了进一步落实。
琉球列岛出土的福州连江浦口窑的瓷器
早在宋元时期的史志文献中，就不乏福州和琉球交往的有关文字。蔡襄在《荔枝谱》中说：“（荔枝）福州种殖最多、延迤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城中越山、当州署之北、郁为林麓。暑雨初霁，晚日照曜，绛囊翠叶，鲜明蔽映，数里之间，焜如星火，非名画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观揽之胜，无与为比。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去声者，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漠西夏，其东南船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高亿。”蔡襄很明确的指出了当时福州出产的荔枝海运到日本、琉球销售的情况。陆游《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诗曰：“久坐意不怿，掩卷聊出游。一筇吾事足，安用车与趋。浮生了无根，两踵塌百州。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涛头。一日新雨霁，微茫见流求。在福州泛海东望，见流求国。”［19］
琉球列岛出土的福州连江闽清义窑的瓷器
除了荔枝等的具体记载外，这条东方丝绸之路上的陶瓷贸易罕见具体记录。但是，在琉球群岛多年的考古发现中，冲绳出土的今帰仁类型、ビロースク类型（Birosuku类型）白瓷等，已经确定为连江浦口窑址和闽清义窑、青窑烧造的产品。还有少量福建闽江流域其他宋元窑口的瓷器；此外，还有铜钱和其他遗物。这些文献记载和出土遗物，都给我们提供了宋元时期福州与琉球群岛往来和贸易交流的史实。
日本学者根据冲绳、九州以及福建地区的考古发现，推断：“从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前半叶，福建与先岛群岛、冲绳群岛间形成了新的交流圈。此交流圈带有福建→先岛群岛→冲绳群岛的方向性，很有可能与中国方面的基地福州港有关。”［20］我们根据闽清义窑、连江浦口窑的瓷器在马祖列岛的遗存，［21］在台湾岛西北部大坌坑遗址发现的遗存，［22］在琉球群岛的大量发现和出土，［23］以及在日本九州的出土，在奄美大岛出土和仓木崎海沉船遗址的出水瓷器。［24］都清楚地勾勒出：闽清义窑的外销瓷器从闽江下游福州运输出海，连江浦口窑的外销瓷器从定海扬帆，闽江流域的外销瓷从福州港跟随启航。经过马祖列岛，经停台湾北部，再从海上穿越先岛群岛，到达琉球群岛。这样沿路补给和销售，到达目的地琉球。而琉球不仅是这条东方航线的贸易集散地，也是最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贸易海船从琉球北上航行的终端目的地是日本九州的博多港。
中国与古代琉球群岛的关系，源远流长。福建地区特别是福州，是中、琉关系中起着关键、主导地位的海港城市。在唐代以前两地就已经有了零星的交往，到了宋代以后交往开始逐步密切起来，这一时期是琉球建立国家形态的前夜。在中国，宋元时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中国已在唐代海外交流和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更多的海上航线。宋代的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非常发达，海外贸易非常活跃。特别是福州港，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进出口贸易港口，它不仅有南来北往的国内和国外贸易航线，还有自成一体的福州、琉球贸易航线和中、日贸易航线。
福州至琉球的航线示意图
13 世纪后期至 14 世纪前期的两个交流圈
这条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不仅密切了中、日及福州、琉球的贸易往来，强化了两地的文化交流，而且至元末已有福州三十六姓移民逐步迁往琉球，［25］为琉球群岛的开发，以及琉球王国国家形态的产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明代琉球的中山国（琉球王国）与明朝藩属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1期，作者为福建省博物院原院长）
注：
［1］杨琮：《福州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海外福州人与“一带一路”》，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8年。
［2］陈叔侗：《福州中唐文献孑遗“元和八年球场山亭记”残碑考辩》，《福建史志》1992年第5期。
［3］【唐】李昂：《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全唐文》卷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85页。
［4］福建省博物馆、日本国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载《福建文博》1999年第1期。
［5］薛菁、杨勇主编：《福州怀安窑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4月，第71—82页。
［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564页。
［7］【宋】熊禾:《上致用院李同知论海舶》，《熊勿轩先生集》卷四，明隆武刻本。
［8］杨琮：《宋元沉船线路考》，载《闽都文化与开放的福州》，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第99—116页。
［9］【元】周致中：《异域志》巻上“大琉球国”，“小琉球国”，中华书局本，1940年。
［10］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日】木下尚子等：《13～14世紀の琉球と福建》，熊本大学文学部，2009年3月，第73—92页。
［12］后经中日两国联合研究，证明这类瓷器是产自福州连江浦口窑的产品。
［13］后经中日两国联合研究，证明这类瓷器是产自福州闽清义窑的产品。
［14］福建博物院编、羊泽林主编：《闽清义窑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下册，科学出版社，2020年5月，第241—248页。
［15］见冲绳县教育委员会：《首里城迹》，冲绳县文化财调查报告书，第120集，平成7年，图版43—71页。
［16］同上，第49—53页，图版36—38。
［17］杨琮：《宋元海上沉船线路考》，载《闽都文化与开放的福州》，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第99—116页。
［18］【日】金泽阳：《仓木崎沉船考》，《鹿儿岛县大岛郡宇检村仓木崎海底遗迹发掘调查报告书》，宇检村教育委员会，1999年，40—49页。
［19］【宋】陆游《剑南诗稿》巻8《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四部备要《陆放翁全集》所收本)，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20］【日】木下尚子等：《13～14世紀の琉球と福建》，熊本大学文学部，2009年3月，第276页。
［21］陈仲玉、游桂香：《马祖东莒岛菜园里遗址的陶瓷器》，《福建文博》2010年第2期。
［22］王淑津、刘益昌：《大坌坑遗址出土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陶瓷》，《福建文博》2010年第1期。
［23］【日】宮城弘樹、新里亮人：“琉球列島における出土状况”，《13～14世紀の琉球と福建》，熊本大学文学部，2009年，第73—92页。
［24］【日】金泽阳:《仓木崎沉船考》，见宇検村教育委员会:《仓木崎海迹発掘调査报告》，1999年。
［25］谢必震：《论略古代福州港与中琉航海交通》，载《13～14世紀の琉球と福建》，熊本大学文学部，2009年，第189—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