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中的福州

杨国桢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太平洋与印度洋沿线国家海上交往的大通道。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记录，是汉武帝时代从徐闻、合浦港出发到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迄今二千多年。福州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的中端，从闽越国的都城到汉代的沿海港口城市，促使了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和发展，今天福州作为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一部分，有必要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汉至隋：

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

福州很早就有原始人群的海洋活动，滨海地区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的有平潭岛的“壳丘头文化”遗址，以及闽侯昙石山文化遗址。这两处发现，见证了福州沿海先民开发沿海滩涂及海岛，进行大规模的贝类采捕的历史。战国时期，福州濒海人群已经从散落的聚落发展出了早期地域性的国家组织——闽越国。福州是闽越国的都城，考古发掘出战国时期的遗存，提供了初步的证据。闽越国独立存在近百年，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被秦始皇废除，以其地设置闽中郡，然而不久便“弃弗属”，没有直接派官管辖。秦二世而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以闽越“从诸侯灭秦”，封无诸为闽越王，复立闽越国为汉诸侯国，以东冶为都城，即今福州。闽越国在汉代存续92年。闽越人“便于用舟”，与海外贸易往来。“习于水斗”，经常向邻国用兵，不服汉朝统治，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兴师进攻闽越，海上一路从浙江直接攻击闽越国的国都，闽越王余善被刺杀。闽越国覆灭，改设冶县，县治在今福州，后更名东部侯官，隶属会稽郡，福建被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体系。沿海闽越人接受汉朝的统治，与内地迁移而来的汉人杂处一起，把造船航海技术流传下来，使昔日的闽越国都城逐渐转型为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

西汉时，东冶（今福州）与中原的海上交通不断，又是南海贡品北上的航路必经之地，“旧交址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但由于海路航行风波艰阻，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海难，东汉章帝时，开辟了经湖南至广东而后出海的陆上交通，于是改走陆路，海路遂衰。东汉末年，福建仍然仅有一个冶县，作为会稽到岭南的航海补给站，管辖范围很小，汉人极少。那时候，中原战祸频仍，许多士民避乱东南，乃至逃往海外，他们当中就有借道福州，而后乘船往南的记录。《三国志》中记载了名士许靖等人从会稽逃往交趾的路线，“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

三国时代的孙吴政权（222～280年）是中国第一个南方王朝，割据东南大片土地，重视海洋发展。是时，在侯官县（今福州）设立“典船都尉”，负责督造船只。都尉营的位置，据《八闽通志》记载在福州开元寺东直巷。之后又在今天的霞浦附近设置“温麻船屯”，建造海船。孙吴政权完成的两次航海壮举，离不开福州提供的海船与航海人才。一是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率领浩大的舰队远赴海上寻找“夷洲及澶洲”；二是为了对抗魏蜀，孙吴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派建安郡人朱应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留下中国第一部海外地理书《吴时外国传》，记载海外上百国。

晋代以来，由于中原陷入长期战乱，引起大规模的南下移民潮，部分汉族移民涌入福州。北方汉族移民与土著闽越人的融合，产生具有海洋性格的“汉化越人”和“越化汉人”的社会群体，走向海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力军。西晋（265～317年）时福建分为建安郡和晋安郡，福州一带隶属晋安郡，该地除了郡治侯官县外，典船校尉之地升为原丰县（属福州）。

南朝梁（502～557年）、陈（557～589年）之际，原晋安郡南部、西南部地析出设置南安郡，新的晋安郡主体管辖现在的福州、宁德地区。此时福州港北与海上丝绸之路东路航线的日本连接，因而《南史》有“扶桑与晋安通”之说。南与海上丝绸之路西路航线连通。西晋时，佛教传入福建沿海，至南朝时兴盛。成书于唐代的《续高僧传》说，西天竺（印度）高僧拘那罗陀（真谛）于公元546年从海路到达广州，而后来到当时梁朝的都城建业（今南京）。因侯景之乱，不能安居，辗转于江西、广东等地。陈朝永定二年（558年）来到福建的晋安郡，三年之后才乘船离去。

佛教借由海路在福州广泛传播，还留下诸多物质遗存。1975年在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发现的南朝古墓，蕴藏着大量佛教元素，内壁砌砖模印纹饰繁多，以莲花、忍冬为主，间以青龙、白虎、宝相花、诵经僧人、供花僧人、侍者、宝瓶、宝相联珠等，这些纹饰多与佛教题材相关，陪葬品中有一件青釉博山香炉，也直接体现了墓主的佛教信仰。

隋朝灭陈之后，在江南地方推行抑制士族豪强的政策，引发叛乱，福建的王国庆也起兵响应，隋兵杀至，王国庆战败，“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战争造成福州海上活动的衰落。平定福建之后，隋朝统治者鉴于沿海豪强长于水战，依托山海洲岛，与朝廷对抗，遂下令“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剩下的只是小船在沿岸采捕，严重打击了福州民间海上交通。

唐五代：

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到了唐代，统治者奉行开放的对外政策，许多外国使者、商人、文化交流者纷纷来华，海上丝绸之路出现了一个小高峰，福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的重要节点。

唐初福建设置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建州（治所在今建瓯）、丰州（治所在今泉州），是时，福州称为泉州，公元711年改称闽州，又二年才有福州之名。当时主政福建的王义童积极恢复福建的海外贸易，一方面招徕商客，另一方面引导海上人群开展海洋活动。外国物品纷纷流入，文献有记福州“境接东瓯，地邻南越，言其实利，则玳瑁、珠玑”。唐代中期，中国和尚鉴真数次从江浙渡海前往日本都遭受挫折，第四次时他准备从福州买船出洋，最终虽未成行，但也说明了福州与海外的联系。

中唐以后，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阻隔，中外间的交流更需依赖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港与外部联系更为紧密。东洋航线与日本的交往得到进一步发展，日本使者、商人、僧人都有乘船到福州，唐代后期更可见中国船只使往日本。日本桓武朝派出的遣唐使船，一艘于延历二十三年（804年）抵达福州长溪县（治所在今霞浦县）；唐末，日本废除遣唐使，中日间文化交流、贸易流通多通过中国船只搭载。公元853年，唐朝商人铁良晖的船只从日本回唐，在海上航行六天后抵达福州连江县，带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他们在中国游历后，搭乘唐船回国，其中就有从福州起航的，据日本的史料记载，唐咸通六年（865年），商人李延孝的船只“自大唐福州得顺风，五日四夜，著值嘉岛（值嘉岛时属日本肥前国）”。

兴起南洋、西洋航线，福州比以前的交往范围更加广泛。东南亚海洋强国室利佛逝（三佛齐）是沟通东亚与西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与唐朝有良好的互动。该国时常派使节到唐朝朝贡并开展贸易活动，与福州当局开放港口、积极招徕外商有直接的关系。唐天祐三年（906年）于兢撰写的《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将招徕三佛齐的业绩归功于时任福建观察使封琅琊王的王审知，碑文称大唐与三佛齐等国远隔重洋，原来是舟车罕通，后来“公（王审知）示以中孚，致其内附，虽云异俗，亦慕华风”。印度则常有僧人乘番舶前来，唐文宗（826～840年）时有中印度僧人般怛罗到福州，传授佛法。天祐三年又有“西天国声明三藏”到来。7世纪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称为“大食”，他们是天生的商业民族，他们的船只搭载着阿拉伯人、波斯人的货物来中国各地交换，在福州，他们的货物沿着闽江可以销售到江西等内陆地区，当时在福建任职的沈亚之写道：“（江西）饶江其南导自闽（江），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这里所说的“波斯”、“安息”属于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

四方人士的汇聚，福州成为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贸易兴盛、文化多元。当时一些文人骚客留下了许多诗赋，来描写福州的社会文化。如唐末周朴《福州神光寺塔》诗云：“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方戴福州城。”给人们展现了一幅福州与日本海上航行的图景。当时在福州任节度推官的闽人黄滔，写诗描绘了大船从福州出海谋利，不畏风涛的景象：“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凿上路，何如少经过！”福州海外贸易欣欣向荣，贾客云集，可称得上是东南一大都会，其交通地位也直追扬州、广州。

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在福州港这个节点留下了一些文物，它们向世人直观展现了这段历史。1958年在福州出土唐代元和八年（813年）的《球场山亭记》残碑，碑文中描绘了当时的福州“迩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说明当时的外国人不仅到福州贸易，他们有的还留住下来，异邦风俗交杂，当地也深受熏染。为了管理侨居的海外人士，朝廷还设置了“都番长”一职，《唐会要》记载了都番长蒲诃粟（AbuHasan）的事迹，天祐元年（904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船只进出福州通常要在闽安镇经停，以便检查、课税、候风，至今该处还有邢港古航道，以及保留着一座横跨航道，始建于唐末的五孔古桥——迥龙桥。怀安窑所产瓷器，深受喜爱，远销国外，现有出土多件精美的怀安窑瓷器可见一斑。

五代时期（907～979年），福建出现地方性的海洋王国——闽国。其开创者王审知，在唐末动乱中于福建割据一方，至公元907年被封为闽王。王审知治闽时期十分重视海上贸易，唐末开辟了甘棠港，其地理位置存在争议，一说在连江，一说在福安，但连江、福安当时所属的连江县、长溪县，皆在福州管辖之下。该港在五代时期，与福州、泉州一道成为闽国向海洋用力的三大重要港口。王审知开甘棠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船只北上进贡或贸易，以及外国商船来闽遭风涛所阻，有沉溺危险，《新五代史》记“岁遣使泛海，自登、莱朝贡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招徕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波涛为阻”，所以在黄崎置港中转，发展海上贸易。明代《福宁府志》也指出了甘棠港的重要性：“王审知岁贡方物于梁，舟过黄崎港”。随着船只的不断到来，甘棠港日渐兴盛。

福州是闽国的都城，海外交流十分繁盛，依旧是福建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宋代梁克家的《三山志》说道：“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海船乘着潮水出入，闽江两岸停泊着大小各类船只，使福州成为海舶河舟的荟萃之区。东西洋各国使者、商人纷纷来闽。据记载，福州金身罗汉寺，原有三尊铜佛像，“伪闽王时，高丽所献”。东南亚国家，如闽天德二年（944年），“占城遣其国相金氏婆啰来，道里不时，遍体疮疥”，到福州龙德门外汤院，一洗即愈。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闽国在福州设立“榷货务”，专门负责船货的征榷事宜，永隆元年（939年）改称“市舶司”，后移到泉州。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创设，标志着闽国海外贸易逐步走向成熟，通过发展海洋经济获取的税收，对维持闽国政权的运转起到有力支撑。

在这个阶段，福州也发掘出土了数件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物。1965年2月，福建省博物馆在福州市北郊新店公社战坂大队莲花峰发掘了闽国第三主王延钧妻刘华墓。出土文物中，有来自波斯的孔雀绿釉陶瓶，头戴伊斯兰帽饰的男俑。1981年，考古人员对王审知墓室进行复修清理时，出土了来自西亚的玻璃器。这些器物或是从海上舶来之物，或深受异域风格之影响，反映了福州与海外的交流。

宋元：

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地位的下降

宋朝建立后，设市舶使专管海外贸易，市舶司港口城市是合法的海外贸易口岸，福州不是市舶之地，其海外贸易地位受到削弱。虽然如此，宋前期福州已然发展为福建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沿江、沿海商品的重要集散地，与海外仍保持交往。诗人苏辙在《林积知福州》中描写道：“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山海”。

福州的商人有前往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据记载，天圣年间（1023～1032年）福州商人陈文祐两度赴日经商，周文裔到日本进献“方物多种”。远赴高丽的福州商客也多有记载，如“宋福州人虞瑄等百余人来献香药”、“宋福州人陈象中等来献土物”。通贩南洋者，如天禧三年（1019年）“福州商旅林振自南蕃贩香药回”。当时福州所产荔枝热销海外，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说：“水陆浮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大食之属”。

外番商船也多有抵达福州贸易。在东南亚至福州的这条传统航线上，“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有父子同载至福州”。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审刑院大理寺言“监察御史朱谏上言，福州递年常有舶船三两只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珍珠、犀象、香药等，致公人百姓接便博买，违禁宝货不少”。

但是，由于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垄断了福建海外贸易，宋元泉州之繁盛将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带上顶峰，福州也因此而不再耀眼，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段的主导港口让位泉州。此后福州港多转为国内沿岸贸易，海外贸易的船只不多，一些是以偷越走私的方式进行。元代，朝廷为削弱蒲寿庚家族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曾在福州设立海船“万户府”，有过短暂开放。

丝绸、漆器、瓷器是福州对外输出的重要物品，目前已考古出土了一些宋代精美丝绸、漆器。1987年，广东阳江市海域发现了一艘南宋晚期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船上搭载有福州义窑的瓷器。此外，在福州海域也发现了多艘宋元沉船，如连江定海“白礁一号”南宋沉船遗址，平潭草屿海域的南宋沉船、大练岛一号元代沉船遗址。福州还有一些元代阿拉伯人留下的遗存，如市西北郊的圣山墓亭，即为阿拉伯人之墓。八一七北路清真寺也存有元代阿拉伯人的墓碑。

明清：

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

明清两代，朝廷奉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福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海洋活动。

一是，明初郑和下西洋，福州是重要的航海基地。船队福船有在福州建造的，《重纂福建通志》记载：“七年（1409年）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福州还是郑和船队出洋的重要起航点，史载：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

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泊，十二月福建五虎门开洋”。太平港，旧名“马江”，“永乐七年内寺郑和使西洋海舟皆于此，因改今名为太平港”。

永乐十年（1412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驻泊长乐时，曾“登云门山，重建云门寺”，“驻军十洋街，人物辏集如市”。

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在太平港驻泊后开洋。

宣徳六年（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在太平港驻泊十个月，在南山修建了三峰塔寺、三峰寺塔、天妃行宫和三清宝殿等建筑，建立《天妃灵应之记碑》。但今仅存三峰寺塔和《天妃灵应之记碑》，余均塌毁了。

长乐保留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史迹颇多，最有名的便是郑和在长乐南山修建的《天妃灵应之记碑》，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详细记载郑和七下西洋的石碑，碑记全文1177字，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和所历诸国及在长乐活动情况，现保存于福建长乐郑和史迹馆内。

明初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国家进贡，也有以福建为出入港的。如永乐六年（1408年），勃泥国王那惹加那一行来朝，就是先到福州然后去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古麻剌国“国王干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子剌封王。归次福州病卒，赐谥康靖，敕葬闽县，有司岁祀。”

二是，明清通琉球的指定港口。明前期接待琉球使节和贡船的市舶司设在泉州，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迁移到福州，设立“柔远驿”接待琉球客人，民间称之为琉球馆。清承明制，仍以福州作为琉球朝贡的唯一驻泊港口。目前较好地保存在福州市台江区琯后街的“柔远驿”旧址，见证了这段历史。

中琉双方使团的路线，从中国往琉球，自福州出发，从东涌（福州东引岛），或梅花（福州长乐）开洋，经我国小琉球头、彭家屿、花瓶屿、钓鱼屿、赤坎屿，进入琉球国的古巴山、那霸港（今冲绳之那霸市）。从琉球往中国，从那覇港出发，经古巴山、麻山、东路山、半堂山、乌麻山、官塘，到福州闽江口的定海千户所。这条航线上不单有人员往来、文化交流，还有商品的流通。从琉球带来的有从东南亚转贩而来的香料、苏木、胡椒、锡、硫磺等物品，从福州带去的有棉布、锦纱、丝布、瓷器、药材等物，再经琉球国转贩到东南亚，填补了明朝海禁退出的空白，造就了琉球的大航海时代。明初赐予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为琉球海外贸易成为“万国津梁”发挥了主导的作用。

民间层面，航行于丝绸之路上的福州人，为物质与文化的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万历年间（1573～1620年），长乐赴菲律宾贸易商人陈振龙，将薯种和种植方法引进福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发生饥荒时，其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推广种薯度荒，结果救活不少人，后人在福州乌山建有一座先薯亭，以纪念从吕宋引种、推广番薯的福建商人陈振龙和巡抚金学曾。日本长崎是16世纪以来东亚华商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有许多福州人来到此地。早在1629年，福州籍高僧超然到来，在此修建了崇福寺。明永历八年（1654年），福清僧人隐元抵日，1659年在京都创建“黄檗山万福寺”，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鼻祖。

满清消灭了海上抗清力量后，在福建设立闽海关，福州虽允许对外贸易，获得短暂发展，但在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指定厦门成为福建唯一的对外通商正口和商船出洋总口，福州港的海外贸易又趋于沉寂。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广州是清廷指定的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广东十三行独揽海路而来的中西贸易达80年。福州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依靠船坚炮利的海军，轰开中国大门，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福州被动开放通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和谐的秩序荡然无存，福州被纳入西方国家主宰下的海洋体系。在条约体制之下，海洋发展遭受挫折。

回望历史，面向未来，当前国家大力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福州人理应秉持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先行者和海上英雄那种不畏艰险、奋勇前进的精神，有责任、有担当，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找到属于自己的序列，书写各自的传奇。相信福州能承接好商贸人文的历史辉煌，发挥好“海上海外”的特色优势，创造新的辉煌。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1期，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遗产与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