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莆田卷）88.宋代对外贸易政策转变与兴化对外交流扩大

一、宋代对外贸易政策转变

宋廷鼓励民间海上贸易，实行“招诱奖进”政策。“招诱”，即欢迎蕃客来宋互市；“奖进”，即对为海上贸易作出突出贡献的商人封官晋爵。同时，朝廷实行“禁榷”“博买”“抽分”“抽解”等外贸政策。“禁榷”，即对部分进口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博买”，即市舶司对部分舶来品进行收购，诸如玳瑁、象牙、犀角、宾铁、皮、珊瑚、玛瑙、乳香、紫矿、鍮石（黄铜）等奢侈品均属于博买商品；“抽分”，是对国内外商贾征收实物商税，通常是十抽其一或其二；“抽解”，是对无法抽分的货物实行折价征税，但官方“抽解”时往往压低商品价格，又以滞销之商品与之对抵，且“不支给金银、匹段”（《宋会要辑稿》官职三十六之一、二）。由于市舶司的多道盘剥，海商利润微薄，出现了“大商航海蹈万死，远物输官被八垠”的现象（（宋）王十朋：《梅溪后集》卷十七《提举延福祈风道中有作次韵》）。

神宗皇帝执政后，鉴于国库空虚，颁发了“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委派朝廷政要薛向出任福建转运使，诏令“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卿宜创法讲求，不唯岁获厚利，兼使外蕃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宋）杨仲良：《续修四库全书·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此后，东南沿海对外贸易逐渐发展，兴化沿海各港口出现了“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间人”的繁荣景象（（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二《城南》）。

宋熙宁七年（1074年），随着海上贸易规模的日渐扩大，泉州、兴化等沿海商贾，积极筹资造船，置货出洋贸易，“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据史书载，东南海道“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明）何乔远：《闽书》卷五十五《文莅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9页）。朝廷为了鼓励海上贸易，逐渐放松进出口商品报批手续，规定：“诸泉、福缘海州有南蕃、海南物货船到，并取公据验认，如已经抽买，有税务给到回引，即许通行。若无照证及买得未经抽买物货，即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诸客人买到抽解下物货，并于市舶司请公凭引目，许往外州货卖。如不出引目，许人告，依偷税法。”（《宋会要辑稿》官职四十四之三○至三一，第3378—3379页）即前来福州、泉州、兴化沿海的外国商船，经广州、明州（宁波）和杭州市舶司抽解、博买之后，持有公凭者可以放行，未经抽解或无公凭者押送附近市舶司抽解、博买后放行，并鼓励百姓检举“漏舶”商人。

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诏泉州增置市舶”，并逐渐放宽部分进口商品“禁榷”，海上贸易逐渐活跃。据史书载：“宋元祐二年成立福建市舶司（亦称泉州市舶司）后，照朝廷颁定《市舶条例》，境内设‘路官衙’，其主要职能：颁发出海航船‘公凭’……奉令查验，办理进口货物的抽解。市舶司押运抽解货物赴京师时……各地负责其过境安全。”（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兴化军“路官衙”是管理对外贸易的行政机构，简化了海上贸易手续，对外经济交流迅速扩大。

南宋初，朝廷继续放开禁榷商品种类，进口货物一般不加限制，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同时，朝廷逐渐取消出口货物限制，除了禁止铜钱出口外，其他产品均可出口。随着海上贸易政策的转变，兴化沿海对外经济交流迅速扩大，白湖、太平、涵江、吉了、贤良、小屿等港口经济逐渐繁荣。

二、对外贸易方式

宋代，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称“舶商”，在朝廷户籍中特列一类，即“舶主”。由于海上交通工具投资巨大，进出口商品所需资金多，只有豪绅、大姓、巨商、富贾和官僚贵族才有可能购置商船，从事海上贸易，故“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宋史》卷八《食货志》）。宋代海上贸易方式比唐代更多样化，既有朝贡贸易，又有市舶司操持的官方贸易；既有民间私人对外贸易，也有海上走私贸易。

（一）朝贡贸易

北宋初，朝廷沿袭唐代的朝贡制度。外国贡船须经广东市舶司审验，进口奢侈品大多数运往京城，供王公贵族享用，其他商品经市舶司抽解后可在港口周边互市，即“不属于禁榷的货物经过课征、博卖等程序后，可进入集市交易”(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2页)。

北宋前期，官方经常组织商人随同使臣一道前往出使国互市。如路允迪出使高丽之前，曾委托闽浙官衙招募6艘客舟（商船）、2艘神舟，总人数达720名，主要为福建、浙江等地商人，路允迪使船上的保义郎李振就是莆田人。

（二）“结托”贸易

“结托”实际上就是“中外合资”经营。从北宋中后期起，朝廷逐渐放松蕃客入境限制，外商经泉州市舶司批准后，可以在境内设铺，销售“香犀象翠”等进口商品。同时，朝廷允许外商在当地收购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蔗糖、荔枝干、桂圆干、纺织品、陶瓷等。据《莆田市志》载：“蕃客或设铺经营，或越过州县销售，或同境内商贾合伙贩运。”这也是最早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经营方式。  

（三）海上走私

宋初，朝廷实施进口商品禁榷制度，外商蕃客为了逃避市舶司课征关税，经常到莆田沿海市舶司监管薄弱的码头和岛屿，与当地商人私下易货，故南日、南澳、黎屿、湄洲等地经常出现走私活动。据史书载，北宋熙宁（1068—1077）年间，“外蕃夷民时有聚众非法入境，于莆田县的南日、湄洲、平海、秀屿，仙游县的枫亭、沧溪诸港汊岛屿，走私国家专营商品茶叶、晒盐，走私者以耶蛮人和倭人居多”(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特别是进口奢侈品，利润丰厚，走私猖獗。兴化知军王居安向朝廷呈奏：“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铜镪，有损无益，宜遏绝禁止。皆要务也。通商贾以损米价，诛剧盗以去民害。”(《宋史》之《王居安传》)

宋元符二年（1099年），兴化军“遵照宋朝廷颁定的对外经贸防守、盗纵、诈冒断罪法，以保护正当的对外贸易，打击走私违法行为，加强对外贸易的官府监管职能”，海上走私一度收敛。北宋末，朝廷“设兴化水军，配置查缉舟船”，打击海上走私活动(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134页)。

南宋时，随着对外交流的迅速扩大，官商勾结海上走私贸易十分普遍。于是，朝廷在兴化沿海“增设平海、湄洲、南日等烽火台（瞭望哨）各一处”(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但屡禁不止，海防官兵受贿“放水”（私放走私船），海上走私成为公开的秘密。同时，兴化商人还结伙前往广东大奚山（今香港辖区）等地从事海上走私。据史书载：“近年多有兴化、漳、泉等州，逋逃之人，聚集其处，易置大船，创造兵器，船贩私盐。”(（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之一二一，第6556页)

虽然海上走私贸易造成朝廷税收的严重流失，也给市场秩序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海上走私也是对外贸易的一种补充形式，在对外经济交流中也有一定的裨益。

    三、通航的国家和地区

宋代，兴化军通商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多，主要有阿拉伯半岛、大食（统指阿拉伯地区）、阇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三佛齐（苏门答腊岛东部）、高丽（朝鲜）、日本、琉球等国家和地区。还有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中南半岛等一些国家。由于当时航海技术落后，航海设备简陋，海船只能借助海洋季风为动力，沿着大陆架缓慢行驶，航速慢，风险大。一般“以冬季往，以夏至归”，“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而“蕃诸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朱维幹：《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宋代，兴化军有国内和国外两种航线。国内航线分为三条：一是向南航线，即从兴化各港口出发，前往厦门、广东、台湾等地；二是向北航线，即从泉州港口出发，前往福州、温州、宁波、杭州、上海、江苏、山东等地港口；三是海上转内陆航线，即从兴化各港口出发，“帆船经福州至四明（今宁波），由四明北上……陆路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与陆上丝绸之路相连接(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据蔡襄的《荔枝谱》载，兴化荔枝“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走的就是这条航线。

兴化海外航线有南北两大航线。南航线为兴化—三佛齐—麻逸等东南亚各国的航线，即“商帆船先至泉州，时泉州连海外之国，有36岛。海船由境内港口经泉州南下经占城（越南南部）、罗斛（今泰国曼谷）、真腊（今柬埔寨，属国有波斯兰、真里富），航行到三佛齐国境内。三佛齐国是诸蕃水道要冲，国都巴淋冯（今苏门答腊东南部），凌牙斯加（今马来半岛的大泥）、吉兰丹、佛罗安，大都属马来半岛的范围”。兴化商船到达三佛齐之后，又分为东西两条航线。东航线，“海船由三佛齐国往东南方向航行，至阇婆（今爪哇），此国多胡椒荟萃之地。由阇婆而东北至渤泥（今文莱），由渤泥再至麻逸（今菲律宾群岛，麻逸是群岛中的民都洛岛）”(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这条航线是宋代兴化海上贸易的主要航线，其潮水、风向比较适中，“舟行迅速，无有险阻，往返不逾年，获利百倍”(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西航线，从三佛齐国向西航行，即“海船由三佛齐国西行，取道凌牙斯加进入印度洋，先至马八儿（今马拉巴尔），或先至故临（亦作俱蓝）住冬，次年再起锚，顺风60日到大食（今伊拉克），有著名海港叫作巴士拉港”(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这条航线航行时间长，须经过印度洋，风险较大，但利润丰厚，只有大商船或有经验的商人才选择这条航线。往东南亚各国的商船，去时乘南风，返回顺北风，每年可往返一趟。而前往大食国的商船必须住冬，次年才能顺风返回。

兴化向北航线为东亚各国航线，即从兴化港口出发，向北“水路东南至高丽、日本、琉球”等国家(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蔡襄的《荔枝谱》中“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说的就是这条航线。宋辽两国军事对峙期间，朝廷担心商人与辽国发生联系，禁止商人往来日本、高丽等国经商贸易。后来虽然允许海商前往东亚各国贸易，但又规定“凡往高丽者财产须达三千万贯”，当时一石米只六七百文，家财达三千万贯可谓凤毛麟角。直到元丰二年（1079年），宋廷才废止此禁令，允许民间商人与东亚各国自由贸易。

    四、进出口商品

宋代，随着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兴化军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进出口商品日渐增多。进口商品以奢侈品居多，如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翡翠、乳香、龙脑等“香犀象翠”。出口产品以丝绸、陶器、铜、铁、蔗糖、食盐、荔枝干、桂圆干等为大宗。

（一）出口产品

宋初，“兴化境内盛产蔗糖、荔枝、麻布、青靛、铁器、木材等土特产，运销外地”(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据史书载：“宋代，涵江形成集镇，出口商品种类渐多，有纺织葛布、银器、蔗糖、海盐、青瓷器、中草药材、荔枝干果，其中荔枝干果和海盐为大宗，分别出口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涵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涵江区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北宋时，“仙游境内商品出口外销，主要输出有荔枝、砂糖、青靛、麻布、瓷器、铁器、茶叶等。货物在枫亭市太平港集散，运销埃及、波斯、日本、东南亚各国”(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页)。

南宋初，兴化有“庄边窑、灵川窑生产的青瓷、青白瓷（影青）产品，销往菲律宾、日本等国家”(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19页)。

南宋中后期，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兴化出口产品种类繁多，主要有食品、药材、杂货、纺织品、陶瓷器皿、纸张、书籍等。纺织品类有锦绫、缬绢、丝帛、皂绫、假锦、五色缬绢、红吉贝、葛布等；陶瓷器皿类主要有陶盆、陶钵、青瓷、白瓷、黑瓷用具和工艺品等，以青瓷器和青白瓷器为主；金属类有铜、铁、铅、锡、金、银、钱币、铁钉、铜鼎、网坠等；药材类有川芎、朱砂、甘草、大黄、黄连、白芷、樟脑、茯苓、麝香等；食品类有糖、盐、酒等；农产品有荔枝干、桂圆干、茶叶等；杂物类有漆器、绢伞、藤笼等。出口货物“以荔枝干、瓷器、晒盐为大宗”(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7页)。

（二）进口商品

宋代，兴化进口商品种类繁杂。据载，兴化“‘游商海贾’驾船远航到东南亚一带，购运大量物资，主要有稻谷、棉花、香料、细香料（含丁沉香、肉豆蔻、龙脉之类）、胡椒、犀角、象牙、珍珠、玳瑁、耶悉茗、蕃桂、茉莉、夹竹桃等”(涵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涵江区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同时，还有乳香、没药、血竭、金颜香、笃耨香、苏合香油、安息香、栀子花、蔷薇水、笺香、檀香、丁香、降真香、麝香木、槟榔、椰心箪、苏木、芦荟、珊瑚树、猫儿睛、琉璃、腽肭脐、翠毛、龙涎香、鹦鹉、黄蜡等。另外，还输入大米、食油、棉花、丝绸、药材及文化用品。

南宋末，兴化大量“进口奢侈品，以珍珠、香料、象牙、犀角居多”，导致境内奢侈风气盛行(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6页)。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兴化引进了一些农作物新品种，对兴化农业种植结构改良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对于提高兴化粮食产量意义重大。据史书载，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占城稻传入福建试种成功后，朝廷于大中符五年“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海外花木种植技术传入境内有五（种）。斜堤，《三山志》称：“南海种，商舶传入闽中。”耶悉茗，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兴化府志》引宋旧志称：“蕃舶载至，广人易其名曰素馨。”蔡襄咏曰：“素馨出南海，万里来商舶。”俱那异，俗称夹竹桃，曾师建《闽中记》说：“皆出西域，盛传闽中。”蕃桂，本为越南国物产，《兴化府志》引宋旧志称：“莆仙到处有此花，花有香味，故又称蕃桂。民间少女喜采叶嚼碎，以染指甲成红，俗称指甲花。”茉莉，《兴化府志》引宋旧志称：“佛书谓之茉莉花。”(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9页)这些宋代引进的新品种，至今在莆田境内仍普遍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