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血脉

——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实

刘少雄

它，是一段深藏的历史。在近百年的岁月后，依然少为人知。

它，是一条秘密的战线，既刀光剑影、战火硝烟，又谍影重重、杀机四伏。

它的名字叫：中央红色交通线。

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背后，是忠诚、智慧、英勇和奉献。

寻  路

1927年，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移到上海后，上海就成了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1929年3月和5月，随着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两次入闽，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之一。

如果说党中央是心脏，那么苏区就是躯体。前者位于笼罩着白色恐怖的国民党心脏地区上海，后者则处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内陆山区腹地。

相隔数千里之遥。“大脑”远离“躯体”带来的信息不畅，足以影响到党中央对苏区革命发展做出正确研判以及正确领导。

红四军三打龙岩城胜利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信息的快速交流，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运送，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党中央迅速作出决定，开辟交通线。

“中央认为必须与闽西红军、朱毛红军共同设立一独立的交通网，这一交通网，可以解决红军与江西或广东的联系问题，可以解决你们与红军及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1929年12月22日，闽西苏区收到了一封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出的“单独的指示”。

建立从上海经香港，过汕头，再到闽西的长达3000多里的秘密交通线，构建“血脉”，把苏区这个“躯体”与党中央这个“大脑中枢”连接起来。这条联系心脏与手足的大动脉，就是当时党和红军的生命线。

党中央的决策，与中央苏区的实际做法不谋而合。

在这个历史的重要节点上，一个名为“闽西工农通讯社”的组织在龙岩城建立。

龙岩，是福建西部的一座山区城市。龙津河蜿蜒流过下井巷、河畔，橄榄岭下，有一排20世纪20年代的骑楼式建筑，闽西工农银行旧址就在这里。在它的对面，是当年“闽西工农通讯社”的所在，可惜今天它的建筑已不复存在，取代它的是绿树成荫的大道。

闽西工农通讯社，是在朱毛红军三打龙岩城后，由毛泽东亲自指导建立起来的。当时因为革命环境比较恶劣，国民党的封锁也比较严密，为了加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以及采购苏区的急需物资，同时也为了搜集周边国民党统治区的情报，闽西工农通讯社同时在各个县成立了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机要交通网。

在听取了中共闽西特委领导人关于闽西工农通讯社发挥特殊作用的汇报后，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希望建立一条通往上海的交通线，保持与中央的密切联系，让苏区紧缺物资能够采购进来，保证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1930年的一个春夜，一个身影从闽西工农通讯社悄然而出。

他叫卢肇西，是中共闽西特委的委员。他此行带着毛泽东的重要委派，到上海党中央去，请求建立一条从上海出发，经由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永定，最后到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

经历千辛万苦，卢肇西到达了上海。在党中央机关，他受到了周恩来的亲自接见。

毛泽东的想法，与党中央的决定完全一致。

“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1930年7月，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中央军委交通总站成立。11月，交通总站改组为中央交通局。周恩来指示：“集中3个月时间，从各省调集精兵强将，开拓长江线、北方线、南方三条交通站线，打通连接中央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大动脉。”

周恩来还要求南方线要尽快制定建立以闽西工农通讯社作为武装交通机构开辟秘密红色交通线的具体方案。

由此，中央交通局以闽西工农通讯社及其机要交通网为基础，正式建立了一条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直达江西瑞金的交通线，名为南方交通线，这就是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

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接送来往苏区领导，传送秘密文件，采购运送物资药品到苏区。

以“闽西工农通讯社”为名的闽西交通大站，与香港大站一起，成为了南方线上仅有的两个大站。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承担着秘密重任的闽西工农通讯社，命运竟然如此多舛——由于革命形势的恶化，闽西工农通讯社仅仅在龙岩城成立了三个多月，就被迫从半公开转入到半隐蔽状态。

距离龙岩城35公里，是永定区虎岗镇的虎西村。

“铜虎岗，铁虎岗，千军万马也难上。”

虎岗，这个被称为“红色小井冈”的地方，四面环山，地处龙岩新罗、上杭、永定三县的结合部，交通闭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兵家必争。

500年前的1519年，是明代正德乙卯年，一个名叫赖晏田的人，来到了虎岗大竹园开基创业。此后数百年，宗祠里香火绵延，传承不绝。

1930年的一个冬日，慎终追远、敬祖睦宗的宗祠里，迎来了一群陌生的人。这群人，正是转入半隐蔽状态闽西工农通讯社的交通员们。赖氏宗祠，也成为了闽西交通大站成立后的第二个站点。

1930年12月，龙岩城失守，闽西工农通讯社跟随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往永定虎岗。

随着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1931年8月，虎岗也失守了。

闽西交通大站前后迁到上杭溪口高寨坑、永定秋云楼，几经辗转，这条红色交通线也处于危机四伏之中。

汀州镇水东街人民巷。中华基督教堂。却是近九十年前中央苏区福建省的中共福建省委的所在地。

193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教堂二楼，由周恩来召集的一个小型秘密会议正决定着这条交通线的命运，他指示：

(一)把闽西交通大站搬到永定的边界去；

(二)为了完成中央决定的从白区抽调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的任务，护送工作很重要，你们要做好；

(三)要输入药品和军需物资；

(四)要从上海运大的电台到苏区。

周恩来同志还指示，闽西交通线工作对外用“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名义，以作掩护。

战争的环境越来越险恶，第三次反“围剿”之后，在刚刚建立不久的上海通往全国各苏区的三条交通线中，长江线和北方线都很快被敌人截断和破坏。硕果仅存的南方线，随时面临被剿灭的危险。

1931年，闽西交通大站迁移到了永定古木督的永昌楼。由于身处闽西苍茫大山的深处，闽西工农交通大站终于在这里落地生根。它的存在，对于南方线成为中央红色交通线，确保此后的信息畅通，以及物资和人员的安全运送，提供了坚实保障。

据闽西的党史专家介绍，其时，交通大站之所以设立在闽西，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地理位置特殊。闽西与粤西北山水相连，当年永定又属于赤白交界地区。闽西的汀江与广东的韩江相连，水运非常发达，为交通线的运行提供了交通便利。二是群众基础比较好。早在1926年，闽西就建立了党的组织。这一带的工农群众革命热情非常高，革命比较坚决，为交通线的安全运行提供了保障。

然而，革命的形势风云变幻，前进的道路艰难曲折。要保证闽西交通大站不被破坏、保证秘密交通线不被切断，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又将面临的是怎样的严峻挑战和生死考验呢？

忠  诚

在福建省上杭县稔田镇严坑村刘少豪的家中，至今还保留着爷爷刘嘉宾作为老交通员的几封书信：

“自1932年冬，你就负责保管员和采办员，直到1935年头尾4年中，保管了千万担货物。各县苏区的工作人员和武装游击队，都到你家接头，都得到你的无私支援……面对敌人千兵万马经常进村抄山，你总是把货物保藏得很好，从没有损失过一分钱物品，但你自己家的东西却一次一次的被敌人抢光……”

这些信件虽然历经数十年的时光侵蚀，但蓝色的钢笔字，清秀、端庄，依旧清晰可辨。

1930年冬，由周恩来主持负责的党中央交通局，开通了上海至中央苏区的南方线。行走在这条长达三千多公里的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行走生死之间，用忠诚、信仰和智慧，传递着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情报信息，护送着党的领导干部两地间的安全往返，运送着紧缺物资进入苏区。

这条秘密交通线，包括闽西与香港两个大站，三个交通中站以及众多交通小站。“血脉”能否安全有序运行，决定着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生命线。其中，交通员的保密和服从意识是关键。

据闽西党史专家介绍，为确保整条交通线的畅通和安全，交通站专门制订了《秘密工作条例》，其中的一条就是绝对保密和听从安排。在白区，每个省委都有两个交通员，同中央交通局联系，白区的交通员，不准泄漏任何秘密，不准谈来龙去脉，除直接口头向上、下级传达或汇报外，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保持单线联系。

聂荣臻元帅对此也记忆深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自己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的过程：

“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

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员都经过比较严格的挑选，他们大多以行商、贩运、挑夫、船工等适合于秘密交通工作的职业作为掩护。他们冲破敌人的白色恐怖和重重障碍，担负起传递文件、指示、情报，接待过往干部、人员，带送款项、物资等艰巨任务。他们忠于职守，前赴后继，不惜献身，堪称中国革命史上的无名英雄。

据闽西的老交通员回忆，他们分为日夜两班接送。日班在苏区内，夜班则来往于红白区交界处。当时广东的青溪、多宝坑是白区，只能夜间去，不能点火，也不能说话，黑夜中互相以暗号联络，摸索前行。从青溪到古木督来往一趟足足有90多里，当天晚上就得赶回古木督，但他们从来不叫苦、不懈怠。

当年在执行科工作的老交通员卓雄，他的回忆录为我们还原了更多的细节：在护送过程中,交通员们凡有村庄不能进，看到有炊烟或听闻鸡鸣狗叫都不能靠近，只能绕着村庄走。白天也不能走路，只能在山林里搭个树叶窝棚用以藏身，晚上方可悄悄同行。他们走的，都是荒无人烟的茂密山林，为了防止敌人发觉,还要注意消除脚印和其他痕迹。

由于敌人的封锁,苏区十分缺乏盐，交通员们用米背带把盐捆在身上。可是，一遇日晒雨淋，雨水汗水把盐化了，身上就难受极了,但再难受也不能解下来。运输过程中，除了敌人封锁，还有老虎拦路，毒蛇咬人。

建立交通线是一件极为秘密的工作。当时中央决定：交通局的各线、站只同所在地的党委书记一人联系，不准和别的负责人发生关系。对交通员本身的素质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对党的忠诚，是第一关键要素。

中央要求，担任红色交通工作的人员，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政治立场坚定，军事技术过硬，头脑机警灵活。其成员一般在红军侦察连战士或党的地下工作者中的优秀分子里选调，也委任了一些可靠的接头户当交通员。

党组织会对交通员加强政治训练和思想工作，每次出发和完成任务后，都要找来谈话，听取报告，帮助解决问题，给予表扬和鼓励。在有被捕的危险时，交通员必须把文件吞噬到肚子里，人可牺牲，文件不能失落。

而一旦加入党的地下交通组织，交通员们就是单线领导、独立活动。因此，地下交通员必须具备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独立处事的能力。有时还须经得起各种艰难处境的考验，耐得住寂寞、甚至是来自于自己同志或党组织的误会。

结合武装交通员要爬山、越岭、过河等特殊情况，党组织有针对性地对交通员进行强化训练。为了避免被当地巡逻的民团发觉胶鞋的脚印，要求全体交通员在完成护送任务时要赤脚奔走,面对陡峭的山路，割面的茅草，扎脚的草丛，零乱的碎石……交通员们依然能够咬牙坚持。

不能贪污经费，则是对交通员的第二点要求。

1931年6月，闽西特委书记郭滴人将500块光洋交由大埔中站站长卢伟良，让他送至上海以解决党中央的活动经费。卢伟良和交通员们将光洋一个个串起，分别在左、右两手臂上缠上250个光洋，再用布条包扎好，从闽西前往上海。当时天气炎热，光洋把手臂都磨破了，但卢伟良和交通员们仍泰然自若，闯过重重难关，顺利完成党赋予的任务。

“山高水长路多艰”。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用双脚踩出来的，用血汗连结的。英勇的交通员们，爬山涉水、日夜兼程，忍饥受寒、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闯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把一批批黄金、白银安全送达上海党中央，从未发生过贪污、遗失事件。

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是交通员们的又一卓越品质。

交通站大多建立在赤白交界地区，对敌斗争十分激烈。交通员同地下党、革命群众并肩作战，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依靠群众的掩护，交通线沿线设立的交通小站，利用炭窑、草棚等设立秘密仓库，存放物资，船工和群众常常是在夜晚冒着生命危险为交通站抢运货物，不幸被捕后还要牵连全家，许多群众英勇牺牲在交通线上。

许多交通员都是当地人，他们对当地情况，特别是对水路、陆路沿线的情况十分熟悉，知道哪里有关卡检查，哪里没有，哪里检查严，哪里检查松，这样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而有所准备，为交通线上的人员和物资安全提供了保障。

在永定金砂古木督，原本酒量很大的交通员赖德胜，后来一直没敢再喝酒，就是因为有过血的教训。一次，赖德胜和战友们从永定金砂护送一批物资，经严坑到了庐丰太古村。交接完成之后，赖德胜与10来个武装交通员返回，途径丰稔时，因为辛苦多日，正好吃完饭，大家便想喝喝酒，休息休息。不小心被特务发现。驻扎在楼岗的保安团近20人突然窜入饭店抓捕，交通员们仓促应战，在突围混战中，有两位同志献出了生命。此后，执行任务不喝酒，便成了一条铁的纪律。赖德胜从此一辈子滴酒不沾。

赖德胜是永定工农通讯社的交通员，他携带双枪，机智勇敢，一次次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把中央红军急需大量物资送到上杭、永定交界的严坑交通站，还把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安全护送了到中央苏区。

从1935年5月至1937年，赖德胜被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抓去，捆绑、吊打，灌辣椒水和煤油、坐老虎凳、用香火烧等，受尽严刑拷打，九死一生。妻子张华英也受到敌人非人的折磨而流产，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打，赖德胜凭着坚定的信念，始终没有泄露半点机密，没有出卖党组织和自己的同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了真理存，献身为革命。”

众多红色地下交通员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畏强敌，坚定革命信念，用自己的生命铭刻下共产党人的赤胆忠诚。

红色交通线凝聚着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山则评价说，交通线上的广大交通员和革命群众，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百折不挠，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置生死于度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为保守党的秘密不惜流血牺牲，他们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无名英雄。

智  慧

上杭县溪口镇的坑口村，山木葳蕤、森林茂密，从永定虎岗经上杭到汀州的传统山道经过这里。

曾经名为挹春堂的坑口村15号，走过百年时光，布满岁月的沧桑。而发生在这里的交通员们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仍然在后代们的讲述中鲜活如昨。

据挹春堂后人张亮福介绍，1930年4月，这里就设立了一个红色交通站。挹春堂主人张亨启和他的妻子李桂莲还有母亲吴七利，就以这个地方为据点，经常来往于大洋坝、坑口与三溪村之间的秘密交通线上，为红军传送情报消息。

接头的暗号，是放置围墙上种满午时花的鸡公碗，碗在，说明沿途安全，反之则是出现了情况。

1931年的一天，吴七利接到命令，说过段时间有“客人”要经过坑口。她便和儿媳李桂莲分头沿途走动，及时了解情况。但回到家里时，看见围墙下碎了一地的鸡公碗，原来是过往的牛吃了墙头的午时花。

吴七利一时找不到替换的鸡公碗，为了不让接头的交通员引起误会，她一连在家门口的路边来来回回走上了好几天，又让儿媳假装回娘家，沿着坑口通往三溪村竹坝里的古道上一路观察情况，直到客人安全通过。

中央红色交通线所经过的地方特务遍布，所经过的交通要道，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社会地痞，市井流氓到处都是。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线，闯过军警的盘查和暗探的追踪，避开反动民团的袭击，严防叛徒的出卖和破坏……所有这些，都考验着党中央、中央交通局、各交通站和全体交通员的智慧。

水千里，山万重。长达3000多公里的红色交通线水陆并存，城乡交错，犹如人体中的血脉，交错有致，调度维系着脉络的畅通。每一个站点的布设，每一个人员的安排，都紧紧维护着上海至瑞金的全线畅通和绝对安全。交通员们与敌人斗智斗勇，创造一个个神话般的奇迹。

险恶环境之下，交通线上形成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这些独特的工作方式，都是交通员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出来的。交通线成立之初，吴德峰领导的交通局，就制订了《秘密工作条例》。在交通点的安排上，党组织也是费尽心思，比如：有的点是以家庭的形式出现，而有的点则是以店铺或学校的形式出现，甚至有的点还出现在娱乐场所。

传递情报的形式多种多样，文件是用密写的药水，印在字画、手绢的后面，或线装书的反面，甚至是写在衬衫上，穿在身上。热水瓶、竹扁担，也是秘密装放文件的所在。

运送黄金和物资时，也是方法众多。有的是把黄金塞到鱼肚子里带走，有的是把金条藏在随身带的纸伞杆、甜瓜瓤中，还有的把黄金熔成金条，藏在裤带里，捆在手臂上。而遇到携带物资时，则是放在饼干盒里、罐头里，或竹制枕头里。

执行任务时，交通员一般是两人一组。两组一前一后行动。前面的交通员负责探路，查明是否有危险；后面的交通员则与首长同行，保卫安全，或是护送情报和军需物资。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前者及时发送事前约定的危险信号，后者紧急进行隐蔽保护、处理文件物资转移或销毁。

漫长的交通线上，一般相距10到40里，就会设置一个少为1至2人多则3至5人的小站，交替接龙护送传递，站点之间单线联系，交接文件物资，事前通知时间地点，绝对按时交接，凭暗号联络。

当时交通线沿线还设立了许多店铺，以合适的职业作为掩护，更便利于工作的开展。而需要护送的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根据各人的身份，有的化装成回乡的华侨，有的化装成做生意的商人，有的还化装成牧师，甚至是算命先生。

广东的大埔交通站就设在韩江岸边的一座小木楼里，一排窗户对着河面，可以看到河上的情况，从船上也可以看见窗上挂着的鱼肉等暗号。从这里乘小船逆江而上15公里，是青溪交通站。到了青溪改走旱路，先到多宝坑交通小站，然后经伯公坳到铁坑、桃坑。

桃坑是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乡村，属于赤白交界地区，敌人时常前来骚扰。交通站就设在村边，前面有房三间，后面靠山还有一间楼房，有一个后门，可以用木板与山岩搭成一个便桥，若遇情况，可以从这里冲入后山密林之中。

有了精密的布局，交通员的机智勇敢，就成为了红色交通线安全畅通的关键。

据闽西党史专家介绍，对交通员的选择无疑是整个工作的重中之重。比如：交通员除了要求要有很强的党性，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身体健壮，有一技之长，在对敌斗争中勇敢果断，机警灵活外，还要求以各种身份的社会职业作掩护。

交通员平时必须与各色人等打成一片，懂得当地“行话”，以便混入人群之中不容易被人察觉，生活要社会化、大众化，衣食住行都要起“保护色”的作用。不但外表装得像，还要懂得“行话”，对每个时期的行情要倒背如流。党组织还为每个交通员准备了一套随机应变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口供”，用于日常社会来往和一切突然发生的事件。

据老交通员生前回忆，文件书信经常藏在衣服夹层里、鞋底、热水瓶内，有时还挤进用空的牙膏盒里。如遇特殊的绝密文件还不能文字传送，交通员得事先认真背记，到了联络点口头交接或汇报。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不断派出侦探特务对交通线进行破坏。反侦探反破坏是中央交通线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央交通局负责人陈刚说过：在战场上我们伪装隐蔽，保全自己，是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地下战场也是一样，不过比地上战场更巧妙就是了，这是斗智。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充斥着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密探、巡捕，他们的爪牙更是四处横行。稍不留意,就有可能酿出不可挽回的大祸。对此，党中央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通过假借夫妻的身份租房，在敌人眼皮下建立机关联络点。

一天，交通员谭忠余与周惠年正清点款项。一个小时后，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就将前来取款。然而就在这时，三个搜街的国民党便衣敲响了大门。

在狡诈而阴险的敌人面前，谭忠余与周惠年这对假夫妻，此时却临阵不乱，他们急中生智地出演了一出“谭忠余好赌败家、周惠年撒泼打骂丈夫”的“闹剧”，让便衣特务感觉索然无趣，只好离去。

一个小时后，“客人”如约而至，任务顺利完成。

崎岖山路上，交通员邓仕诚带着两位党的代表行走，另外一名交通员赖石春，则撑着一条小船跟着他们。遇到敌人设有岗哨的地方，他们提前上船、适时下船。就这样，一路晓行夜宿，水陆并进，来到上杭县金山渡口。

而这里却是敌人戒备森严的地方，过往行人都要搜身检查，稍有可疑即加逮捕。

代表身上藏有秘密文件，若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

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樵夫悄悄地走上前来，趁着敌人不注意，双方对上了暗号。这名樵夫其实是上杭县秘密交通站派来接应的，他们迅速将文件藏在柴火里，大摇大摆地挑着柴火登船过渡。

这一边，敌人的岗哨只顾搜身，却对每日砍柴过渡的樵夫未加注意。就这样，他们顺利地通过了金山渡口，而两位代表也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一站接一站，安全离开苏区到达上海。

长汀有座民国年间的建筑，叫毛铭新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是一位叫毛焕章的长汀人于1921年创建的。它是闽西客家山区第一所采用现代五彩石印、铅印技术的印刷所，也是中央苏区最早的红色印刷所，不仅为闽西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而且，秘密和公开印制了大量的文件、报刊、宣传品，如《中共六大决议案》等中国共产党六大文件、《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红四军《浪花》报、少共（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杂志等印刷品等。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毛铭新印刷所曾经是长汀县城里红色交通线的秘密据点，通过以店铺及石印工场为主的“铭新店”、以住房为主的县前街“毛屋”，和以铅印工场为主的“丁公祠”，构成了极具隐蔽性的场所。

由于毛家兄弟和父亲毛鹤书为人正直善良，威望高，人缘好，交通员在进行情报传递、物资和人员护送工作时，常常以亲戚、好友关系为借口，进出毛铭新印刷所。他们以毛铭新印刷所作为秘密联络站，采用单线联系，与敌斗智斗勇，构筑起红色秘密堡垒。

他们利用汀江便利的交通水道，开辟长汀到汕头的航运秘密交通线，在搜集、输送敌占区情报的同时，安全护送党和红军领导干部的往返，把紧缺物资运回苏区。他们还巧妙地利用邮包传递情报，从未出现失误。

六千里风雨兼程，一路上斗智斗勇。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用智慧和生命书写了一个个英雄传奇。

英  勇

在永定茫茫大山的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坳口，当地人叫它伯公凹。

伯公凹一脚踏二省，山坳的这一面，是福建永定城郊的桃坑村；山坳的另一面，是广东大埔茶阳的党坪村；而伯公凹自身，则分为了上凹和下凹两个自然村，上凹姓曾，下凹姓邹，两村相距不过数百米。

伯公凹的坳口处，立着一座小小的庙——伯公庙。

庙前这盏常年不灭的油灯，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希望之灯、信仰之灯。

小小的伯公凹，为中国革命史写下的，却是极其壮烈的一页。

地理位置特殊的它，是由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也是国统区进入苏区的第一站，更是数千里红色交通线水路进入陆路的第一站。

九十年前,这里的一个又一个的家庭，跟随中国共产党，投身于秘密交通线的工作，他们护送干部、传递情报、采购和运送物资。而全员参与的态势，则把这里建成了一个坚固的红色堡垒。

上凹，主要作为存放物资和交通线武装护送队的驻扎地；下凹则是作为护送领导干部的住宿地。

无数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每当一路劳顿从上海前往苏区的党政要员感到疲惫不堪的时候，护送他们的交通员总会送上这样的安慰和鼓励。

到了伯公凹，就到家了！可到底哪里才是伯公凹啊？党政干部们顺着交通员的手往前看时，眼前是一座又一座的苍茫大山，心中闪耀的，是那一盏明灯。

当我们看到有一盏油灯在那里亮着时，我们就安全到家了！

1932年5月，邓颖超和项英的亲属，从上海出发到达汕头，在闽西交通大站站长李沛群和汕头交通站长陈彭年的护送下，前往中央苏区。

他们一行经过乔装打扮由汕头乘火车到潮州，再乘电船到大埔茶阳、青溪，由青溪交通站派出赤卫队员，护送他们从铁坑进入永定。

邓颖超在崎岖的山路上跟着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赶了20余里路，终于来到了上伯公凹。

当他们到达时，一位叫邹清仁的交通员早已在黑夜中等了十几个小时。邓颖超一行人谁也没想到，就在前不久，眼前这位热情可掬的邹清仁的多位家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夜色迷蒙、山路崎岖、饥寒交迫，在邹清仁的引导下，邓颖超一行沿着陡峭的山崖，来到了伯公凹。

伯公庙里的油灯闪耀在他们眼前，他们的心情无比激动：啊，终于安全到家了！

伯公灯，是交通线上的一盏指路明灯，它给人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伯公凹，也是交通线上重要的信号灯。当交通员们发现油灯不亮的时候，就意味着危险的潜伏。交通员们会让领导干部退回山上隐藏起来，自己则进村探明情况，确定没有危险后，把灯重新点亮，然后返回去接人进村。

伯公凹的这一盏灯，既照亮了客家人南迁的路，也照亮了红色交通线前进的路，更是照亮了一位位革命烈士回家的路！

邹春英的父亲是伯公凹一位杰出交通员——邹端仁。

为了给中央苏区送去食盐，他让嫁到广东的六个妹妹及其亲属们，分头一点一点地购买盐巴，躲开敌人的视线后，将盐巴汇集起来，悄悄送往瑞金。

不幸的是，1934年7月的一天，由于被人告发，国民党抓住了邹端仁。

敌人用尽酷刑折磨邹端仁，想让他供出党的秘密，然而坚强的邹端仁视死如归，毫无畏色。束手无策的敌人把邹端仁当成活靶子，让一排士兵每人都朝他身上开枪，邹端仁被打成了血筛子，当场壮烈牺牲。

丧心病狂的敌人还不善罢甘休，将尸体淋上煤油点火焚尸。

八十多个春秋过去，耄耋之年的邹春英依然不愿回忆起父亲牺牲时的惨状，这一生，她再也没有吃过咸鱼。

据当时邹端仁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个邹桂英，一个邹春英，他们两姐妹回忆说，看到父亲的尸体啊，像被烧成了咸鱼干一样，以至于两姐妹看到父亲牺牲的惨状后，一辈子都不敢去触摸咸鱼，更不敢去吃那个咸鱼干。

邹昌仁更是被国民党掏出尖刀，从后背剖开他的胸膛，活挖他的心脏而死。

邹佛仁，年仅二十岁的邹佛仁，被国民党砍下头颅。国民党为了杀一儆百，把邹佛仁的头颅是轮番的挂在党屏的每家每户去示众。

邹春仁，当时为了掩护其他同事们安全转移那珍贵的电台，在桃坑交通站后山也被国民党乱枪打死，肚子也被打穿了，肠子流了一地。

这个邹晋（振）发在上伯公凹，他是护卫队的，被国民党开冷枪，后面伤重不治而亡。

邹启龙在解放战争1949年6月份，在解放我们永定的西南战斗中，也不幸为国捐躯。

为了红色交通线的安全畅通，当年在这个伯公凹小村庄，邹氏家族有将近三十位成员，家庭式参加了交通线的守护，有十三位亲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家园被烧毁、亲人遭杀害，但是，敌人的凶残并没有恐吓住伯公凹的群众，他们仍然坚持心中的那份革命信仰！

伯公凹交通站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而交通员更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铺就了共产党人的生命线、保障线。

在敌人“不给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严密封锁之下，红色交通线上的地下交通员们经常在码头、车站遭到虎视眈眈的军警、特务的突袭，在旅店、餐馆突遇真枪实弹的“不速之客”的盘查。漫漫征途，面对一道道明卡暗哨的堵截，其中的艰难险阻超乎常人想象。

1932年冬，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中央苏区的联系极为不便，为打破这个困境，时任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派专职交通员熊志华从上海运送电台配件到中央苏区。

在当地党组织和交通员的保护下，不断打退敌人袭击。当电台安全送达中央苏区，熊志华已转回上海的半个月后，才获悉由于叛徒告密，原安排与他接头的两位地下党同志被捕牺牲。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秘密，确保了熊志华、电台配件和绝密交通线的安全。

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的同志们，是一支在无形战线上同敌人进行英勇搏斗的无名英雄队伍，为保持党的“血脉”畅通，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光辉业迹将铭刻史册，并永远为广大人民所传颂——

郑启彬，交通员，1935年12月被杀害，27岁；

李寿科，交通员，1935年冬，为掩护战友而牺牲；

龚增祥，“交通战线的勇士”，1931年7牺牲，24岁；

孙世阶，交通员，1933年、1935年两次被捕。1936年2月被杀害；

江强英，多宝坑交通员邹日祥母亲，1931年8月牺牲；

冯华，交通员，运送电台到苏区途中被捕牺牲；

谢金顺，交通员，1933年在汕头被捕牺牲；

张姆，交通员，1934年1月祖孙三代被捕牺牲；

陈惠丰，交通员，双目失明。以卜卦为掩护，1933年4月牺牲；

黄秋富，女交通员，牺牲时年仅16岁；

为有牺牲多壮志。许多的交通员，甚至没有名字，只有代号；在险恶的斗争中，他们没有语言，只有行动；在面对死神降临的时候，他们没有悲伤，只有英勇。

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功臣，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奉  献

山水千万重云谲波诡，秘道六千里直通苏区。

从上海到闽西赣南，秘密交通员们用一路洒下的汗水和鲜血，留下了一个个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忠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在闽西这片红土地上，我们就再来看一看，当年，他们曾经走过的路——

与广东大埔交界的永定，曾经也是赤白交界的地区，它是上海入苏区的咽喉要道，也是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激烈之处。

在革命战争年代被誉为“红色小井冈”的虎岗，就在这里。

1930年12月，随着闽西革命根据地首府龙岩城的失守，人烟稀少的虎岗开始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心，并在随后被称为“闽西临时首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原隶属于闽西特委的闽西交通大站升格为中央直管。

据党史专家介绍，当时的虎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站的所在地，很多重要的中共领导人，包括叶剑英、肖劲光、伍修权，他们都是从这个虎岗进入这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根据地所急需的很多的物资，包括印钞机、药品、还有无线电器材，也是通过这条重要的交通线送到根据地的。

伯公凹，地处永定县西南。《方舆纪要》记述称“径路窄狭，道出潮州。”这里是中央红色交通线广东入闽第一站，留下许多血火交织的传奇故事。

古木督，是福建著名的革命基点村，也是闽西暴动的重要策源地，留下众多革命史迹，诞生了众多英雄人物。藏在大山深处的永昌楼，作为中央红色交通线上存在时间最长的闽西交通大站而永载史册。

始建于16世纪中叶的孟良公祠，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红色交通线上联结永定和上杭的关键一环。作为交通中站，他还深藏着一段与周恩来有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1年12月中旬，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前往江西瑞金。

他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先通过海路轮船到达汕头，而后通过水路到达闽粤分界大埔县青溪码头，然后翻山越岭走山路进入永定县乌石村。

周恩来在永定城区北门外秋云楼短暂住了两晚，听取了永定县委的工作汇报。第3天一早，在武装护送工作队队员的护送下，经西溪、半山、天丰，到达合溪，入住交通中站——孟良公祠。

周恩来行进到永定合溪时，适逢共青团永定县代表大会在孟良公祠召开，他应邀向与会代表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当晚还与团员青年代表一起参加联欢晚会，第二天离开合溪到达上杭县，并于12月22日抵达长汀县城，月底安全到达瑞金。

1932年夏，在长汀召开的一次祝捷大会上，周恩来还特别表扬了这条交通线上的同志工作做得很出色。

在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上，横穿上杭县境的这一段非常重要。它上接永定、下连长汀，无疑是保证党中央顺利转移中央领导和重要干部、搬运重要物资、器材、药品等的重要一环。

太拔院田的爱吾庐，曾经是苏区时期乡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它承担着苏区基层政权组织办公和红色交通站的重任。这里留存的数十条苏区时期的标识及红军标语，经历漫长时光后，在这里仍然依稀可见当年那壮志朝天的一幕幕。

在当年上杭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白砂，有座丁正昌号商铺，是碧沙红色交通站的旧址。从稔田、蓝溪、茶地、白砂、到长汀的红军，均从这里经过。为了保护这个交通站，地下交通员、丁正昌号商铺主人丁昌双，1935年遭到敌人杀害。

旧县河畔有一座古建筑叫敦和堂，是旧县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开国领袖人物曾居住在这里。

当年的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才溪，也是中央红色交通线上极其重要的一站。在交通员们的回忆中，李维汉，任弼时、林伯渠、陈云、博古等中共要人就曾在才溪区苏维埃政府落脚。

1931年夏秋之交，第三次反“围剿”打响后，英勇的红军在9月攻下了汀州，终于将赣南苏区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长汀的涂坊，是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由上杭进入长汀的第一站。山道崎岖，这里的春生公祠曾接待了周恩来等从上海党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大批党的高级干部。

为革命者留下了珍贵回忆的，还有河田镇上街的祯祥别墅。

祯祥别墅又叫上官宅。1931年秋，邓小平夫妇住在这座清代的别墅里，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五十四年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问陈教授是哪里人，陈教授说是福建长汀河田人。邓小平听后非常亲切地说：“长汀河田我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当时那里的水运交通很方便，经济很繁荣……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作为涂坊去四都的必经渡口，水口是红军部队辗转作战的交通枢纽，在承接人员、物资的传输和转运方面也发挥过重要作用，

是中央红色交通线一个重要的水陆交通中转站。

长汀，是福建省委、省苏维埃的所在地，在当时起着轴心作用，也是中央红色交通线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周恩来曾经称赞道：汀州的繁盛，简直是苏区之冠。在整个交通线上，长汀作为非常重要的门户和枢纽，为整个交通线的血脉畅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汀州镇五通街113号，是福建省邮务管理局旧址。通过三条邮路，基本形成了以汀州为中心的红色邮路网。红军总部还开设了无线电学校，为军队和地方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它除了解决苏区信函往来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邮局这一公开的渠道作掩护，进行大量的秘密活动，先后有50多位通信战士为革命付出自己的生命。

地处闽赣边陲要冲的汀州古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特殊的历史地理，造就了古城成为红色秘密交通线上，上海与中央苏区往返的必经之地。

在古城镇老中街，整条街的店房，都有一个方形的门洞，作为晚间购物的窗口。但37号“永源祥”店门上的门洞造型，却非常奇特。据房屋主人余必胜回忆，当年，他爷爷对家人夜间开门有严格规定：如果来人先摸门板上的门洞，发出有规律的声音，再敲门三下，即可开门，否则，决不能随便开门。他奶奶对爷爷余景年常在深夜接待来访，并有东西进出，特别是拿柜台里的东西无偿交给来人很不理解。有时，她忍不住会发问，发发牢骚，这时，他爷爷就会很不客气把妻子训斥一番。

其实，“永源祥”杂货店就是众多中央苏区交通线秘密接头点的一个。这个房内有六扇出入门，遇有特殊情况，疏散方便。

位于闽赣交界的古城井头村大隘岭，是历史上闽赣两省往来的必经之道，也是红色交通线上省际地下交通的重要接点。当年，瑞金与汀州党组织、工农组织的联系，包括文书、人员、物资等的所有交接，都是在这里秘密进行。

青山巍巍水弯弯，山山水水紧相连；

党是青山民是水，青山恋水水润山。

山重水复路艰险，红色秘道一线穿；

先辈创业多险阻，后生饮水要思源。

刀光剑影早已远去，战火硝烟早已飘散，血火交织的时光早已模糊成为记忆。但是，这条红色交通线和战斗在这里的交通员们，为革命做出的卓著功绩，至今仍在韩江、汀江两岸群众中传颂着。

上海通往闽西、赣南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做到摧不垮、打不掉，安全畅通达五年之久，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这是毛泽东对红色交通线的高度评价。通过这条交通路线，安全护送了200多位中央和地方以及军队的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最难能可贵的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领导人被俘或牺牲的情况。

从1930年10月初建开始到1935年10月结束，前后5年时间里，中央红色交通线履行了中共中央赋与它的责任、实现了它的使命、完成了它的任务、符合党中央的“初心”，所以从这条秘密交通线走过来的曾三称它是“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在红色交通线上，这么多繁重的任务，在一个秘密情景之下完成得如此成功和圆满，堪称革命的典范之作。这是无数前辈听党话、跟党走，不辱使命、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结果。是无数先辈用忠诚和使命铸就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这条秘密的交通路线，交替着如烟的往事和深情的追忆；

这个隐蔽的地下战场，交织着昨天的传奇和今天的感悟。

在战斗中诞生、在战斗中发展、在战斗中巩固、在战斗中胜利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被史学界称为“中华苏维埃的血脉”。它的巨大历史贡献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运送物资。即从敌占区向根据地输送经费和各种物资，包括军火、医药、粮食、生活用品、文化用品，甚至还有白区出版的各种报纸、杂志及书籍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红色地下交通线是中央苏区重要物资补给的“生命线”。

二是护送人员。这一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为突出。1930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安全畅通达五年之久，到长征前，这条交通线安全护送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董必武、刘伯承、聂荣臻、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瞿秋白、杨尚昆、陆定一、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200多名中央和地方以及军队领导进入中央苏区，而没有发生一起领导人被捕或者牺牲的情况。

三是传递重要信件、情报。中央交通线沟通了上海和苏区的联系，保证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送。

血脉永恒，精神永恒！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建立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及其交通站，不仅在中央苏区奠基开创、正式形成、发展鼎盛、浴血坚持等4个阶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于后来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有着重要影响和历史意义。

交通站同地下党、革命群众休戚相关，并肩作战，开展了流血和不流血的艰苦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不少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群众，为确保地下交通线、交通站等运行通畅和可靠安全，不畏艰险，不怕杀头，前赴后继，在敌人营垒底下的恐怖阴霾中，与之斗智斗勇，明里暗里展开较量。他们，是苏区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用鲜血与生命铸就的伟业，永载史册。

原文刊载《印迹-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金城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简介：刘少雄，《闽西日报》副刊部主任，龙岩市文联副主席，龙岩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