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一条红军街 古今皆风流

方友德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泰宁是闽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一方面军第三、四、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之一，是红军东方军的战略指挥中心、粮草武器补给地和向东方挺进的门户，是瑞金中央苏区所辖的 21 个县之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等都曾在这块红色土地上运筹帷幄、指挥作战。共和国 10 位开国元帅有 8 位曾经在泰宁苏区战斗过。1932至1934年，泰宁全县先后有近 3000 名优秀儿女参加红军，他们绝大多数牺牲在反“围剿”战场上。泰宁苏区人民以巨大的牺牲和无私的奉献，在建立和巩固中央苏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让真实的历史告诉未来……

红军三进三出泰宁

让时光倒流到1931年5月31日。

朱德、毛泽东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取得富田、白沙、中村、广昌战斗的胜利后，又攻克了建宁县城，歼灭了国民党守军刘和鼎部的五十六师 3 个团，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的伟大胜利。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兴奋地写下这光辉的诗句。

当天晚上，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经大田新桥、上青、朱口推进到泰宁县城，另一路从弋口、梅口直插泰宁。与此同时，泰宁守敌五十六师工兵营营长丁正求、县长李承岳获悉五十六师已从建宁败逃南平，慌忙率众弃城逃亡将乐。6月4日，红六师在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率领下，顺利地进占了泰宁，泰宁人民首次获得解放。

红军入城时，城区群众数百人自觉上街欢迎，有的还替红军做向导，带领红军打开官仓，砸开监狱放“犯人”。当天，红军就派出宣传队到街头巷尾刷写标语，发表演讲，大张旗鼓地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红军政策，同时派出一支队伍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第二天，红六师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彭雪枫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将没收土豪的粮食、猪肉、衣服、农具等分发给到会的群众。晚上，彭雪枫等六师领导人还在师部杉阳书院设便宴款待地方各界群众代表，进一步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号召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参加红军、建立红色政权。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主席这首词就是当时写的。

正当建黎地区的土地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溃退到将乐、延平一带的刘和鼎也正在重新集结兵力伺机反扑。泰宁解放第二天，敌人就派出飞机来城区轰炸。此外，县境内大小十余股土匪，如罗洪标、张矮子等也乘机大肆抢掠，危害人民。为了保卫新创建的泰宁苏区，红六师一部乘胜追击刘和鼎残部，解放了将乐县城。7月2日，红六师八团某连在泰宁游击队的配合下，赴将乐光明乡清剿冒充红军洗劫邵武县城的罗洪标股匪，俘其手下匪徒100 余人，缴获机枪、战马等武器及黄金、银元等财物一批，还从土匪山寨里救出惨遭罗匪蹂躏的 100 多名女学生，发给路费让她们回家。第二天，红八团接受当地群众的强烈要求，将匪首罗洪标交由群众处死。

1931年11月7日到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在泰宁坚持斗争的游击队派两代表出席会议。

1932年10月，为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代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签发了《建黎泰战役计划》。10月16日，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从广昌分5路向建宁、黎川、泰宁挺进，红军第二次解放泰宁县城。

1933年2月，红军进入第四次反“围剿”的第二阶段。建黎泰地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奉命西移，强攻南丰，只留下部分地方武装在泰宁坚持斗争。2月23日，反动势力再次抢占县城，中共泰宁县委、县革命委员会转移到大田坚持斗争。

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建黎泰三县及邻近地域的军事压力有所缓解，苏区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7月，闽赣军区独立第一师和闽北独立师一部在泰宁游击队的配合下，第三次解放泰宁。泰宁县革命委员会从大田迁回城区，红一方面军指挥部也经建宁抵达泰宁，总部机关设在县城岭上街梨树下的陈家大院里。

陈家大院的红军总部

韶光飞逝，2012年5月下旬，我们采风团走进泰宁县。县党史办 78 岁的老主任邵康芝和副主任张辉怡陪同笔者走访了位于红军街上的红军总部。我们来到岭上街12号，陈家大院门额上镶着一块固定的水泥制板，凸刻着“朱德、周恩来同志故居”。右墙上挂着一块“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旧址”木牌。陈家大院是一座三进式古厝，屋龄看来已近百年，墙砖和天井石块斑驳残损，留下饱经风霜的痕迹。

邵老主任介绍说，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就要开始了，当时红军总部已迁到泰宁。红军总部和一方面军司令部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周恩来担任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当时整个总部的人都住在这个大院里。政治保卫局和机要科设在进门两厢的第一间房，再上去是周总政委住室、办公室和参谋科的宿舍。后面右间是朱总司令和康克清的居室，最后一进两厢有杨尚昆居室和叶剑英居室。此外几位首长的警卫员也都住在里面。

李克农曾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时任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他也在这里住过，进行苏区各种案件的侦查、预审和起诉工作。机要科隶属红军总部和一方面军司令部领导。科内配有无线电台一部，9个机要员，主要负责总部电报收发和翻译工作。周总政委在泰宁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硝石战役中，还有一段有惊无险的故事。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纠集了50万兵力，开始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其北路军于9月28日占领了黎川。10月初，为了收复黎川、保住“国门”，博古、李德再次向泰宁发出急电，要周恩来、朱德率领东方军马上回师江西，去进攻位于白区又有敌人重兵把守的硝石。周恩来与朱德根据敌情草拟一份电报交给值班参谋，立即送机要科发出，电文内容是命令红一军团原地待命。10月6日，当东方军刚进入江西的土地，在向飞鸢前进的路上，突然与敌人北路军六师18旅葛钟山部遭遇，红军首先开火，抢占了有利位置，打得敌人仓皇败退。想不到，敌情突变，周总政委重新起草了一份电报，内容是命令红一军团拂晓前赶到黎川，配合三、五军团歼灭进犯之敌。电报交给值班参谋时，周总政委还再三强调，先发这份电报，第一份不要发了。谁知道译电员却搞错了，结果只发了第一份电文。

偏偏这天晚上，周总政委发高烧，没能及时了解电报的发出情况。第二天子夜一点多，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值班参谋第二份电报有没有发出去，当他知道这份电报还没有发出时，不禁急得坐卧不安。因为红一军团驻地距黎川足有30多千米，而离拂晓只剩下3个小时了，他们怎么能够按时赶到黎川呢？周总政委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值班参谋，并坐镇机要科要求立即将这份电报发出去。译电员把电文译成密码，迅速发出救急信号，电报顺利地发出去，但心力交瘁的周总政委还放心不下。他一直守在机要科，等候一军团回电。直到下午 4 点钟，前方终于回电，译电员兴高采烈地报告周总政委：此次洵口之役，歼敌一个旅，生俘旅长葛钟山。周总政委听到这胜利的喜讯，深有感触地说：“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歼敌一个旅，生俘一个旅长；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又歼敌一个旅，生俘一个旅长。这真是历史巧合！”

我们在院内墙上看到一幅1933年11月，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刘伯坚、张纯清、袁国平、滕代远等指挥员在前线的合影，周恩来略显清癯，蓄着长须，紧锁浓眉，左手叉腰，这是在戎马倥偬中拍摄的。

邵老主任又介绍说：住在总部大机关里的领导和干部生活还不如前方战士，战士打了土豪还有点好吃的，一个月还能分两角钱津贴。而总部干部只有一天 5 分钱的伙食费，天天吃豆芽，放几颗盐巴，一大锅菜放不了几滴油。当时，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和大家同吃一锅饭，丝毫没有特殊，经常几个月闻不到肉味。周总政委不吃辣椒，朱总司令却喜欢。在泰宁时，彭德怀率东方军打下洋口后，弄来点“海味”送给他们改善一下生活，但他们都分给机要科和参谋科，让大家分享。

1934年春节前夕，朱德总司令又一次来到泰宁城，住在县委机关内（陈家大院）。他每次来泰宁都十分关心地方工作和群众疾苦，特别是红军军烈属的柴米油盐问题。他走家串户嘘寒问暖，桩桩件件记在心间。

县城的居民们正忙着准备过一个欢快的春节。工人赤卫队想到，红军战士自去年7月1日出师广昌后，辗转闽西、闽北和江西各地，连续苦战 7 个多月，春节将至，应当很好地慰劳他们。于是，赤卫队敲锣打鼓给红军送来了六头大猪，红七军团部按市价付款，赤卫队硬是不收，经军团领导耐心讲解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才含着热泪收下。

夜幕降临，军团司令部驻处的大厅上下摆满了从群众中借来的桌凳。在这里指战员将举行改善生活的宴席。虽说是宴席，其实只有一盆菜—猪肉煮萝卜和白米饭。即使这样，对好久未开荤的红军来说，也一已是十分难得的了。

开宴时，红军首长们有说有笑地来到大厅，朱总司令和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还有参谋、秘书等 8 人凑了一桌。总司令环视了一下大厅，见大家都已入席，这才就座，当他发现自己桌上除了有一盆猪肉萝卜外，还有一大碗炒猪肝，不禁浓眉一皱，很认真地发问：“为什么其他桌上只有一个菜，而我们桌上却多了一个菜呢？”这一问，在座的人面面相觑，无以答对。朱总司令接着说：“我们的军队从上到下，按规定每人每月的伙食费都是两块五角钱，如果我们吃的比战士们好一些，你们想想这样对不对？”说罢，他端起那碗猪肝，挨桌分拨，最后剩下一点倒进自己席上猪肉煮萝卜盆里。

走出陈家大院，我们抬头看见对面民居墙上，还残留着几条当年红军用白灰刷的大标语，如“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拥护苏联”等等。张辉怡副主任告诉我，往前10 米左右，有一面墙上，留着红军当年书写的巨幅《文告》，这在全国红军标语中最为鲜见。

该《文告》为1933年8月中旬，红军总部自江西东移至泰宁后，时任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宣传人员书写的。题目为《告刘和鼎部下士兵及下级长官书》。该文告高 2.6 米、宽4.2 米，竖写楷书黑色繁体字 28 行，全文计 665 字。红军离泰后，国民党政府曾派人用浓石灰水涂刷覆盖。新中国成立后，石灰层被风雨剥蚀，逐渐淡化，黑字显现。但在“大跃进”年代，该处为了书写标语又被人用石灰水覆盖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县文管会意见，当时在县文化馆负责党的文物保护工作的邵康芝和林恩生等对红军文告进行了抢救，他们精心洗掉覆盖在文告标语上的石灰层，使原书黑字重现。然而，由于墙顶瓦檐古旧，经年风雨侵蚀，有些黑字已模糊不清或缺损难辨。正在束手无策之际，居住在墙后院的退休干部陈祖蔚，忽然忆起家父陈昭堂先生早年留心抄录下来的文告遗件，于是回家翻箱倒柜，终于把它找了出来。邵康芝等人如获至宝，喜出望外，遂将文告中缺损和难辨之处逐一补上，使之复原如初。此外，又在周围钉上个红漆木框，不久红军标语墙被泰宁县人民政府列为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予以立碑晓谕。

为了使后人能清晰读出完整的《文告》，后来，他们用简体字把全文刻在一块小石碑上，嵌在原《文告》的下部。

我对党史办老主任邵康芝他们恪尽职守，抢救文物的精神，不禁肃然起敬，由衷夸奖了几句。他只淡淡地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然对不起先烈，也对不起后代。”

张副主任悄悄告诉我，老邵患有胃癌，现正在家中疗养，听说采风团来了，他一接到电话，立即赶来向我们介绍红军街的历史。他长期研究泰宁党史，和原党史办的马凤元（不久前去世）十多次上京采访过当年曾在泰宁苏区战斗过的刘伯坚、何长工、萧克、谭震林、朱德女儿朱敏、杜明等许多老红军战士、老革命家及其后代，为抢救这些光辉史绩，为下一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辞劳累，四处奔波。

长征开始时，红军离开泰宁，也离开了陈家大院。但那些不平凡的历史，却永远留在这座大院里。

一条红军街 古今皆风流

四序轮转，我们又回到2008年8月27日。

泰宁红军街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县委、县政府在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旧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挥战斗和生活过的红军街，隆重举行苏区泰宁《红军赋》铜铸群雕的揭幕仪式。

应邀参加揭幕仪式的开国元勋后代有：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丁、儿媳艾心琪，朱德元帅的外孙刘康，彭德怀元帅的侄女彭钢将军，陈毅元帅的儿子陈丹淮将军，邓子恢副总理的儿子邓淮生、儿媳展林晓、孙女邓小燕，徐光友将军的儿子徐抗。

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和泰宁县城的群众—许多人是当年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员的后代，他们走到一起，共同缅怀和纪念先人英勇抗争和壮烈献身的赤诚。

《红军赋》群雕是我国著名雕塑家张立棋先生设计的巨献，在大连用黑铜铸造后运回泰宁安装。群雕正面有个平台，人物造型是这样的：中间是周恩来站在一张祠堂供案后，桌上放着一盏马灯，一个老式手摇电话机和一只茶壶、两只碗；朱德打着绑腿坐在左边竹凳上，手上端着一碗水；彭德怀手里拿着望远镜站在右边。他们正在共同谋划部署大洋嶂战役。他们表情严肃，神情坚定，可以看出形势艰险但指挥若定。背后一道斜坡，两侧有五六十名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有推着炮车的，有四人合扛一台重机枪的，有驾马驮着弹药粮草送往前线的，有持大刀长铳站岗的，也有头戴斗笠、腰扎手雷的，有持卜壳枪喊着“冲啊”的，有吹响进军号的……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神形兼备，气势逼人。群雕使人仿佛置身于当年浴血奋战的场景中。

泰宁县在1931至1934年，有3000儿女参加红军，跟随共产党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还活着的，只有杜明、谢宝铜和冯旺南三人。这是一种怎样无私的奉献呀！为着人类最壮丽的解放事业，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87年，县党史办副主任马凤元曾晋京多次去拜访杜明。

杜明，泰宁城关人，1911年6月出生。1931年6月，红军第一次解放泰宁，他在县城参加红军，7月随主力回师江西兴国，参加出击莲塘、血战高兴墟的战斗，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提升为班长。接着又参加了攻克会昌、包围赣州，进军湘南，回师南雄的斗争。1935年1月，随长征队伍进入贵州后，调中央警卫营任特派员，负责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保卫工作。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杜明和毛泽东、徐特立、项英等红军领导同住在瑞金叶坪的一处祠堂里。1933年2月，林伯渠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是杜明与另外两位红军战士去瑞金将林伯渠安全接到叶坪的。红军长征中，杜明曾负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安全，并参加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的保卫工作。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由于受错误思想影响，党内“肃反”运动狂热，陕北红军主要创始人刘志丹被关在狱中。1935年10月21日，杜明受派前往营救刘志丹、高岗等人。

1938年3月下旬，杜明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被派往敌后山东纵队政治保卫部参加抗战，先后担任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长。

1949年1月，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被生擒，杜明时任华东野战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第一个正式审问杜聿明，并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

新中国成立后，杜明历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农机局副局长等职。杜明自参加红军后，经历 20 余个重大战役，负伤 2次，1955年被授予国家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1951年，杜明因不实之词，受到错误的降级处分。沉冤40余年才获彻底平反。1979年从贵州机械厅离休，后来安家在北京，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样一位对共和国有卓越贡献的功臣，县党史办马凤元去采访他时却大为惊讶。

马凤元在访问记里写道：我第一次到他家之前，原以为他这样的大官，住宅一定十分豪华，可到了一看，只不过是一套普通旧式红砖“小三居”，比我们县里干部还不如。杜老从贵州到北京之初，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平房内。在这里，一间是杜老的卧室兼办公室、会客室；对面间是由他侄女照顾他夫人因瘫症设的家庭病房，放着一辆轮椅；另一间则住着他的小女京云一家三口。杜老房间里的床铺、橱子和办公桌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解放牌”，这不足 12 平方米的小天地里，再摆上 3 把椅子，我们在这里访问记录，那才叫“促膝谈心”哩！

贵州单位来人说：“杜厅长，单位打算给您在北京买个四居室。”“不行，哪能用公家的钱给我个人买房住？”人事处长又来了：“杜厅长，咱们再商量商量。”“不行，就是不行。”没办法！最后算是组织决定，买了个“小三居”来。后来北京市有了一批住房，分房的同志找到杜老让他挑选。“我挺好，我够住。”不管怎么动员，他总是那句话。直到临终，杜老一家三代仍然住在这个“小三居”里。

杜老离休后，公家要给他配小车，他不要。每到区委开会或学习，他都是去挤公共汽车或干脆走路。单位组织老干部到承德疗养，早上7 点30分的火车，他夜里4点钟便出门步行到火车站；杜老80岁后，参加区里的学习和活动，都是机关派车，顺路接 3 位老同志，可杜老为了减轻司机开车进胡同的麻烦，每次总是早早地步行数百米到二环路上等车。

马凤元的文章还写出许多杜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细节，感人至深。杜老一生对党赤胆忠心，苍天可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跃然纸上。这就是泰宁人民的儿子！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2011年6月，杜明的儿子杜永生回家乡参加纪念父亲百年诞辰，并被授予泰宁市荣誉市民称号。

泰宁，一个人口只有 14 万的福建边陲小县，居然拥有 8 个国家级和两个世界级的旅游品牌：大金湖、上清溪、尚书第、丹霞世遗……而使这个山城添色增辉的，无疑还有革命年代红军在这里留下的一串串永恒的脚印。小小红军街，2005年3月，被国家发改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时间雕刻着记忆，怀旧沉淀着经典，这是永远的经典啊！

来这游览、瞻仰、观摩、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梦回狼烟，重温经典，岁月悠悠，英魂不朽。一条红军街，古今皆风流！

（本文原载于《烽火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