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回望鹭岛红色足迹

林思翔

厦门，拥山临水，绿树掩映，有着“海上花园”之美称；厦门，面对台海，港口优良，被称之“东海明珠”。

因白鹭栖息而称“鹭岛”的这座海岛城市，如今的思明区是其核心区域，它见证了这座岛城的发展变化和烽火岁月的历程。最近，在思明区采风期间，通过与有关同志座谈和查阅党史资料，回望厦门近代以来时空留下的红色足迹，虽然只是其中的几个节点，已令我们深深感到，厦门不仅是座美丽的城市，而且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囊萤楼点燃革命火种

自然风光秀丽和地理位置特殊的厦门早为帝国列强所觊觎。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而后英国侵略者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厦门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后各国殖民主义势力纷纷进入厦门，厦门沦为我国最早的半殖民地城市之一。

厦门在历史上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从厦门跨海东征，于次年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我国领土台湾（当时为表示抗清复明，还把厦门改称“思明州”），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鸦片战争期间，以及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时期，厦门民众都积极响应，冲锋陷阵，打击反动势力，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厦门人民首先是青年学生积极响应，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鹭岛进一步传播开来。1924年9月，厦门大学学生施乃铸（1922年在上海由李达、邵力子介绍入党，是目前所知在厦活动的最早中共党员）在校内组织了一个共青团支部。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厦门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厦门大学学生会召开总委员会会议，通电全国文化团体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并成立厦门大学学生外交后援会，领导学生运动，反帝爱国斗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随着反帝爱国斗争的日益发展，共青团组织作用的显现，马克思主义也日益为厦门进步青年所接受。1926年2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批准，罗扬才、李觉民、李秋天三人在厦门大学囊萤楼正式成立了厦门地区（也是福建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厦大支部。罗扬才为支部书记。囊萤楼，这座红瓦石墙南洋风格的建筑物，成了福建的“南湖小船”，如今依然屹立厦大校园，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基地。

支部建立不久，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中共厦门特别支部。特别支部从左派分子和进步青年中选送了九名学生进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们是：平和县的朱积垒，龙岩县的郭滴人和陈庆隆（陈子彬）、朱文昭、李联星，永安县胡永东，诏安县黄昭明，上杭县温加福和王奎福。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闽西南地区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此后，厦门地区乃至闽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及各阶层人民的反帝斗争互相配合，互相推动，不断向前发展。厦大囊萤楼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然成了燎原之势。

土堆巷升起工运红旗

厦门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工人组织的发展。到1926年4月，厦门建立了四个工友联欢会，人数达三百多人。共产党员罗扬才亲自组织创建了厦门电器工会电灯厂分会。党领导的加薪运动就是从电灯厂开始的。斗争的胜利，给厦门工人阶级树立了榜样，鼓舞了各行各业工人群众的斗志。到了1926年底，厦门基层工会已经发展到十五六个。

蓬勃发展的厦门工人运动，为成立全市性工会创造了条件。中共厦门市委正式成立后，即研究厦门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事宜。1927年1月24日晩，厦门总工会（筹备会，实则总工会）在市区大同路土堆巷红砖大楼宣告成立。

如今走进土堆巷，粉刷一新的这座三层大楼，在阳光下闪着金辉。门前立着一块厦门市文保单位的石碑，室内展览着当年工运斗争史实照片和文字资料。从展览中，我们了解到，当年的成立大会会场设在二楼中厅。那天楼内楼外人山人海，工友们喜气洋洋相互祝贺。所属基层工会共派出两百多名代表与会。大会由吴世华主持，罗扬才、杨世宁先后讲了话。

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总工会章程，选出了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副委员长杨世宁、秘书长吴世华、组织部长粘文华、宣传部长柯子鸿、财政部长陈维椿和颜泗等三十余名委员，共有23个基层工会，会员达一万余人，其中共产党员九十多人。到同年4月初，基层工会增至三十多个工会，人员增至两万余人，还建立了一支300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

此后，在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的厦门总工会的坚强领导下，被工人们称为“罢山罢海”的加薪运动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绝大多数罢工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正当革命斗争如火如荼迅猛进展时，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镇压革命运动。在福建，国民党右派还提前下手，逮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及工农会领导人。1927年4月9日上午，厦门反动势力包围土堆巷厦门总工会，逮捕了委员长罗扬才、副委员长杨世宁和厦门学联负责人黄埔树，还逮捕了几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从而爆发了要求释放的请愿游行，人数多达三千多人。

罗扬才、杨世宁被捕后，坚贞不屈。1927年6月2日凌晨，在福州鸡角弄刑场英勇就义。罗扬才就义前，在狱中写信给党组织和战友，其中写道：“为革命而死，我觉得很快乐”“各位不要为我悲伤，应该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年仅23岁的罗扬才，这位把壮丽青春和满腔热血献给党和人民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景仰！

鼓浪屿鼓涌斗争浪潮

厦门“四九”反革命事变后，国民党右派把白色恐怖统治推向全省，大规模围剿共产党，在厦门开展的“清党”运动，使厦门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爱国者惨遭屠杀。

1930年2月15日至20日，中共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在中共中央特派员恽代英的指导下，于厦门鼓浪屿内厝沃449号曾家园召开。中共六大代表、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在会上传达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精神，总结了过去工作，分析了当时形势，确定了福建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会议指出，当前福建党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地领导群众斗争，准备全省总暴动”。蔡协民和曾志夫妇就是在这时从闽西来到厦门省委机关工作的。

省委机关设在鼓浪屿虎巷8号。曾志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房子是由蔡协民以西药店老板的名义租下的，作为省委的机关驻地。我们称罗明为堂兄，称省委秘书处处长黄剑津为弟弟。除我和蔡协民是正式夫妻之外，组织上分别从漳州石码一带调了个叫谢小梅的女同志，从闽西调了个小学女教师郭香玉，安排给罗明和黄剑津同志作假夫妻。她们就住在机关里，谢小梅负责刻蜡版、油印材料。郭香玉负责抄抄写写。我们还在当地请了一个五十多岁立志终身不嫁的‘自梳女’，帮助料理家务。我在机关里的任务是抄写密件，与交通站联系，接送文件，与外界联络，同一些地下党员保持单线联系，其中有厦门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等。”

随着厦门白区革命工作的恢复，到1930年6月底，厦门城区党组织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厦门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也掀起了新高潮。3月18日厦门学生2000人举行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并通过了“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国民党捕人”“拥护自由运动大同盟”等决议。4月9日，厦门工代会组织工人、学生三百多人，召开“四九”纪念大会，会场悬挂红旗和罗扬才遗像，散发传单四万多份。

思明狱爆出惊雷巨响

这期间，厦门发生的破狱斗争，震动全国，成了中外革命史上绝无仅有的光辉杰作。华侨作家高云览以厦门破狱为题材，撰写的《小城春秋》长篇小说，畅销海内外。

当年破狱的地点发生在思明南路453号的思明监狱。这座始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监狱，紧挨当年县政府，主体建筑为清末民国时期陆续所建。监狱依山就势，梯度建筑，自南向北分为三区，每区各建牢房一幢，以高墙分隔，共有大小不一牢房24间，建筑布列有序，结构严谨。监狱旧址如今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思明监狱的破狱斗争轰动全国，举世闻名。不妨多花些笔墨披露其惊心动魄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行动细节。

1930年春天，正当厦门革命浪潮逐浪高涨之时，反动当局进行了疯狂反扑。3月18日，国民党驻厦门海军司令部派部队包围了厦门民众“三一八”惨案纪念大会现场，逮捕了大会主席张耕陶（厦大学生，争取自由大同盟代表）和陈汉宗（厦大学生）等四人。张耕陶、张汉宗被关押在思明监狱。在此前后，一批党组织领导骨干和在武装斗争中被捕后押解到厦门的红军和游击队骨干等计四十余人，也被关在思明监狱。

中共福建省委和厦门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之后，决定武装破狱，营救被关押在思明监狱中的同志。为此，省委成立了破狱委员会（又称“特别委员会”），由罗明（时任省委书记）、王德（时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王海萍（时任省委执委兼军委书记）、谢景德（时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陶铸（时任省委军委秘书）组成。互济会主任黄剑津任秘书长。并组织特别队和接应队。特别队由陶铸负责，共13人，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军事和纪律训练；接应队由谢景德负责，有十来人，大多是进步学生难友和家属亲朋，任务是引导出狱难友到指定地点，以防散失。

在做好狱外准备的同时，破狱委员会还通过与狱中同志接触，进行商讨，狱中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负责做好被捕人员的思想准备与行动准备。

为了确保破狱成功，破狱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五位领导成员都分别深入“虎穴”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还搞到了一张厦门敌人兵力和看守所布防图，并进一步了解到敌人布防的详情。破狱委员会对掌握的情况作具体分析后，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破狱时间原定于5月1日，后因准备不充分推迟至5月25日上午。这天是星期天，国民党军警和看守人员比较松懈。这一天是农历四月二十七日，上午潮汛是退潮时间，船只可以顺潮比较快驶出厦门岛。5月24日晚上，破狱委员会五位成员又在厦门罗克咖啡厅对破狱准备工作作最后一次检查，在听取各方面汇报后，罗明宣布：“一切准备就绪，明天按计划进行！”

破狱队伍兵分三路，均按事先布置各就各位：第一路由王德带领十位同志扮作游客，活动于监狱附近街巷间，任务是见机行事，监视敌人行动。一旦发现敌人军警增援监狱，即制造交通事故，堵塞道路，为冲出牢房的战友赢得疏散时间。

第二路，由谢景德带领十几位接应队队员，他们扮作品茶游客、购货市民等在各自方位“品茶”“选货”。破狱行动打响后，即与冲出牢房的“犯人”联系上，并以闪电般动作，按既定疏散路线和潜遁方式将战友带离险区登上接应船。

第三路由陶铸带领十几位特务队队员，携带手枪，分成外队（五人）和内队（六人）有程序地进入战斗岗位。内队负责潜入监牢，剪断铁锁，打开牢门；外队则在县衙外佯装买卖杨梅，配合行动。

一切按计划布置停当，正欲行动时，事出意外：敌副看守长卢永忠对以探监为名进入牢内第二道门岗名叫古客的队员产生怀疑，准备动手对其搜身，在这情况突变的危急时刻，配合古客的那个队员当机立断，迅即拔出手枪，一发子弹撂倒副看守长卢永忠，与卢一起的那个看守妄图抵抗，也被一枪击毙。听到牢内两声枪响，在大门外卖杨梅的队员迅速拔出手枪，只两颗子弹就结束了那两个岗警的性命。

几乎是同时，陶铸和王占春率领的外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大门，以台阶为掩蔽体，镇住正在餐厅吃饭的警卫队。警卫队长吴广成还没反应过来，就连同另一个警卫队员一起被陶铸一梭子弹所撂倒。其余的警备队员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天兵天将”吓得魂不附体，抱头鼠窜，他们有的往餐桌下爬，有的往灶台间钻，各自逃命。

内队的六位同志各负其责，争分夺秒，剪铁锁，砸牢门，指挥牢中战友冲出去，仅仅十分钟时间，四十多位“政治犯”全部冲出牢笼，而十几位破狱英雄却毫发无损。

冲出牢门的战友，出了县政府大门，就被在此等候的接应队接走，送到打石字码头，乘坐事先停泊这里的两艘同安壳灰船，穿过高峻、集美海峡，开往同安珩厝和彭厝村隐蔽、休整，而后分批送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思明监狱“五二五”破狱斗争的胜利，如惊雷巨响，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和反动气焰，解救了一批党的骨干，极大地鼓舞了革命者和革命群众的斗志。

武当巷再燃革命烽火

厦门城市工人运动的复兴，特别是震惊中外的思明“五二五”破狱成功，使福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惊慌失措，狗急跳墙。白色恐怖与敌人进攻日益加剧，省委机关亦遭破坏。有鉴于此，1931年7月27日，在中共中央指派的巡视员姚仲云指导下，在厦门武当巷（草仔巷）21号，成立厦门中心市委，并在碧山路设联络站。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王海萍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兼军事部长、罗春雪任组织部长、许依华任宣传部长、曾志任秘书长，1932年初增补董云阁为常委。市委委员还有陶铸、李金发、王永治、吕金泉、邓子恢等。

这时期，厦门党组织曾遭到三次大的破坏，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王海萍和董云阁先后被捕，英勇牺牲。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厦门中心市委带领闽南各地党组织，坚持艰苦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厦门中心市委（后改中共厦门工作委员会）不失时机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创办了不少宣传刊物和开展“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活动。这期间，厦大师生的抗日救亡斗争成了厦门乃至闽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在地下党领导下，以厦大进步学生为主体的厦门“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国民党在厦门制造的白色恐怖，把厦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

1937年10月26日凌晨，日军攻占金门县城。“金门失陷，开始了华南的卢沟桥事变。”唇亡齿寒，厦门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1938年5月10日凌晨3时左右，日军发动侵略厦门战役。日第十四舰队12艘军舰在海军少将宫田指挥下，从金门向厦门进发，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18架飞机向中国军队的阵地狂轰滥炸，掩护着日本海军陆战队向厦门海岸进逼。中国守军奋起反击，伤亡甚重。12日中午，厦门市区沦于敌手，日军一千五百余众相继占领全市，并以27艘军舰载兵继续向厦门增援。13日全岛宣告陷落。

厦门保卫战持续几个昼夜，我军民浴血奋战，日军死伤五百人左右，厦门军民也付出重大牺牲。守军445团团长负伤，三位营长或阵亡或负伤，副营长以下军官非死即伤，全团原有1500人阵亡八百余人。厦门民众在战火中死伤亦多达三四千人。

日寇横行，鹭岛成了人间地狱。日本侵略军进行“三光”洗劫，遍地尸体，惨不忍睹，据统计，厦门沦陷当天，仅壮丁无辜被杀者就达7000人，无数厦门人在刹那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日本侵略者的恶劣罪行，激起了厦门人民的强烈反抗。在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下，厦门人民纷纷组织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厦门群众抗日团体还与周围游击队联合行动，“不时予敌以重大袭击”。

从1938年厦门沦陷到1945年10月厦门光复，在长达七年的日伪法西斯统治时期，厦门人民不甘受辱，奋起反抗，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他们的反抗，打击了日伪的气焰，动摇了日本侵略者在厦门推行殖民统治的基础。厦门民众抗日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侵略华中、华南及太平洋地区的力量，意义十分重大。

妙法林激荡鹭岛风云

抗战胜利后，中共福建省委下属的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中共闽江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闽粤边区委员会下辖的中共闽南地委先后向厦门派出党员，建立了三个地下党组织。

泉州中心县委组织的一支挺进队于1945年9月从海澄率先进入厦门，这是自1938年5月厦门沦陷、中共党组织被迫撤出孤岛之后最早进入厦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1946年4月，经中共闽中地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厦门工委，挺进队队长许集美任工委书记，队员郑种植、施能鹤等任工委委员。工委机关就设在厦门励志路1号妙法林斋堂，从此这座平日里菜姑们念经礼佛的僻静之地就成了厦门共产党活动的秘密据点。

暮春的一天，我慕名来到妙法林。这座建在市区闹中取静地段的小庵堂，如今作为市级文保单位已修葺一新。斋堂主持释法净女士热情地领我们参观了斋堂的里里外外。这座始建于1933年的斋堂为一座二层石砌小楼，楼下为佛堂，楼上为卧室。整座面积仅280平方米，佛堂后厅有几个小间。据法净介绍，当年地下党议事和住宿都在后厅。那时的妙法林，斋堂上晨钟暮鼓，油灯长明，时有悦耳念经之声；斋堂后的卧室里，地下党活动繁忙，常有“善男信女”来此开会或汇报工作。苏碧芬、胡水仙等菜姑，就在斋堂内外放哨观风，保护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菜姑们省吃俭用，锄地种菜，供应地下党同志食宿，甚至不惜卖棉被与家具，维持革命同志的生活。“性静不嫌茅屋小，心清自觉菜根香。”这小小的斋堂激荡着鹭岛风云变幻。可以说，厦门工委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都同妙法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法净说，当年工委和地下党同志在这里忘我工作、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菜姑、清姑的心，使她们由同情拥护革命，到不避风险支持革命。正是有了她们的支持，厦门工委机关才能在这里立足三年多。这期间工委先后建立了厦大、集美、侨师、小学等四个总支，并在一些单位和农村建立党支部。还在这里举办短训班，发展了三百名左右党员。坚贞不屈的刘惜芬烈士就是这时发展入党的。林云涛、林松龄、洪雪立、谢怀丹、吴学诚、刘双恩、郑秀宝等都在妙法林参与革命活动，为抗日救亡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1949年10月17日，妙法林的菜姑们满怀胜利喜悦，迎接厦门解放，欢庆厦门新生。这座寂静的斋堂作为一个可靠的地下革命据点也载入史册，千秋留芳！

在思明区采风的最后半天，我走进虎园路1号厦门烈士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前“光辉永驻”的浮雕长廊里，镌刻着众多近代革命英雄人物，可谓群星璀璨，光耀人间；“永志铭心”群雕中，以多组的雕塑展现了在解放厦门岛的战役中我28军、29军和31军指战员与厦门人民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情景。浮雕和雕塑让我们回望了这座英雄城市的光辉足迹。“先烈雄风永镇海疆，英雄伟绩永志铭心。”英雄气激荡正能量，鼓舞着人们，踏着先烈足迹，不畏艰难，砥砺前行！

（本文原载于《烽火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