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屏南新四军发源地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地位
——兼论叶飞对屏南游击根据地的贡献
刘云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全国抗战爆发。南方八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十五块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战前线。这十五块游击区，是新四军的主要来源地，其中福建占三分之一，有六块：闽西、闽北、闽东、闽粤边、闽赣边、闽中。
屏南游击根据地是福建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福建党史和新四军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屏南县，位于闽东、闽北两大游击根据地之间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闽东红军独立师、闽北红军独立师的战斗区域。在闽东红军独立师整编为新四军前，中共闽东特委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谈判，将屏南县全县划定为闽东红军和游击队的驻扎地。在福建新四军组建过程中，龙岩白土和屏南棠口被确定为福建红军和游击队两大整编出发地，具有重要意义。1938年2月，闽东红军独立师在棠口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共1300多人，奔赴华中抗战前线。
屏南新四军发源地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屏南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是闽东、闽北的交会地带，与宁德、古田、周宁、政和、建瓯五县交界，南抵福州，西接闽北，北邻浙西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境内山高岭峻，东西横亘，森林密布，溪流交错，交通闭塞，利于隐蔽、防守，是得天独厚的游击战场。
开国上将叶飞指出，要从源头上研究新四军。研究新四军历史，不能不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他强调，三年游击战争闽东各游击区有党的组织，有红军，有苏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有独立自主的斗争，有游击战的基本斗争形式[1]，有“白皮红心”的政策[2]，有多块游击根据地等[3]。这既是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长处，也是新四军组建的源头。叶飞提出闽东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七个有”，是新四军发源地形成的重要标准，也是基本特点。屏南游击根据地是闽东闽北两大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了叶飞提出的游击根据地和新四军发源地的“七个有”的标准。同时，屏南新四军发源地也有自己独特的长处和特点。
一、重建和发展党组织，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叶飞指出：“1934年春，福建党遭到大破坏，闽东党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本地区的问题，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4]1935年是闽东革命极其艰难的年头。在国民党军残酷的“清剿”下，闽东党组织损失了70%以上，闽东红军主力剩下不足300人。闽东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考验。[5]“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叶飞同志起了主心骨的作用。”[6]
在闽东苏区中心福安被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危急关头，中共闽东特委在洋面山召开紧急会议，由叶飞主持。他力排众议，批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跟苏区共存亡、决一死战”的错误观点，提出“把苏区变为游击区，独立师应当转入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7]他还指出，闽东游击根据地“不同于主力红军开辟的苏区，主要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是土生土长的”。在敌人重兵的残酷“围剿”下，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独立师遭到重大损失，许多领导人英勇牺牲。1935年5月，中共闽东特委重建，叶飞任书记，从此闽东游击战争有了“掌舵人”。[8]
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严峻关头，叶飞决定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战略调整，统一领导各个地区的革命斗争，设立四个地委级办事处，其中宁（德）屏（南）古（田）办事处为四大办事处之首，同时决定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二纵队由阮英平率领在宁屏古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阮英平、陈挺的率领下，闽东红军独立师主力粉碎敌人的“清剿”，奔袭棠口等地，横扫反动民团和大刀会，拉开了创建屏南游击根据地的序幕。在创建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屏南县各地先后“组建了中共宁屏古县委、宁屏古苏维埃政府，中共闽东北特委、闽东北军分区，周政屏革命委员会，中共政屏县委、政屏县革命委员会，中共周政屏县委，中共屏古瓯中心县委，中共屏南县工委等，成立了42个党支部和12支游击武装”[9]。成为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
原棠口基督教圣公会建筑群
时任中共闽东特委领导人之一的范式人指出：“特委的核心人物是叶飞同志，大家都能团结在他的周围。下级党委又都能团结在特委周围进行革命斗争，就能保证斗争的胜利。”[10]
二、实现战略转变，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叶飞指出：闽东各地区要原地坚持，上山打游击，把苏区变为游击区，波浪式地发展新区。
一是中共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独立师开辟了宁屏古游击区，屏南游击根据地居于重要地位。1936年1月，闽东红军独立师袭击屏南县城，控制了周围的大片地区，成立了中共政屏中心区委和游击队，开辟了政屏游击根据地，为打通闽北游击区的联系创造了条件。[11]在中共闽东特委的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到1936年初，闽东形成比较稳定的四块游击根据地：以宁德为中心的宁屏古地区，以寿宁为中心的福（安）寿（宁）地区，以霞浦为中心的霞（浦）鼎（福鼎）地区，以福鼎为中心的鼎（福鼎）平（阳）地区。每块游击区都有一个红军独立团坚持原地斗争。[12]在闽东宁屏古游击区，屏南游击根据地发展得最快最好。
新四军第六团出征前部分指战员合影
二是中共闽北分区委、闽赣省委和闽北红军独立师开辟了闽东北游击区，屏南游击根据地也居于重要地位。1935年2月，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决定重建闽北红军独立师，同时决定成立闽东北军分区，以建松政根据地为依托，把开辟闽东北游击区作为主要战略方向。为了打通闽北、闽东两大游击区的联系，闽北红军独立师师长黄立贵、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曾镜冰率主力部队挺进闽东北地区，多次入屏作战，连续取得上楼战斗、岩溪坑战斗等胜利。[13]同时，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二团、第三团主力在饶守坤、王助的率领下，挺进松溪、建瓯、古田、屏南、政和等地，开辟新游击区，创立了以屏南九仙山为中心的边区游击根据地。
1935年11月16日，黄立贵率领闽北独立师主力与闽东红军独立师陈挺部在屏南的柯坑村会师，为“洞宫会师”创造了条件。1936年2月，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叶飞率闽东红军主力在政和洞宫山地区的禾坪与闽北红军独立师主力胜利会师。4月，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等到达洞宫山仰头村与叶飞会合，召开联席会议，实现了两大游击区的联系和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师，对巩固和发展闽东闽北游击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洞宫山仰头村联席会议精神，中共闽赣省委于6月宣布成立，并决定将闽北地区划为四个分区，其中闽东北分区为第四分区，区委书记王助，军分区司令员饶守坤，政治部主任左丰美。[14]中共闽东北特委、闽东北军分区机关驻屏南县九仙山地区，管辖建（瓯）、松（溪）、政（和）、屏（南）、寿（宁）、周（墩）等地区的游击队。[15]这一时期，是屏南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和扩大阶段。
三是以屏南县为中心的五县交界游击根据地，成为全省独树一帜的游击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屏南县各级党政组织先后开辟了宁屏古、政屏边、屏瓯边、宁屏边、下马溪等五块游击根据地，连续取得甲藤坪战斗、风林战斗、甘棠战斗、南源岭战斗、漈下战斗、冬瓜洋战斗等反“清剿”斗争的胜利，红色区域和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闽东闽北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依靠当地革命群众，公开武装斗争与秘密开辟新区相结合
屏南游击根据地的游击队多为当地农民群众，他们采取公开武装斗争与秘密开辟新区相结合形式，能在敌我力量悬殊时保存实力，有利于争取群众，加大武装队伍。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自始至终都是依靠群众的”，“受外来的错误做法的影响也比较小”。[16]
为了不使红军游击队挨饿缺盐，群众把自己少得可怜的粮食和食盐送给红军游击队。群众冒着杀头和株连九族的危险，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红军。屏南人民群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棠口潘美固医院新四军第六团野战医院旧址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屏南人民为革命斗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到1949年解放前，全县人口6900多人，18300多户。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被毁灭的村庄73个，民房15174间，被杀害618人，被抓走4051人，被灭绝户达1124户，造成荒芜耕地31415亩，耕牛被枪杀560多头，[17]有名字记载的革命烈士有200多名。
四、以游击战作为基本斗争形式，实行“狡兔三窟”的战术
屏南游击根据地主要采取了“狡兔三窟”“避实击虚”“蘑菇战”等游击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闽东红军和游击队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作战原则：“避强击弱，有把握就打，没把握就走；不主动攻击敌正规军据点，集中力量打击敌乡公所、联保处和较为弱小的民团；瞄准机会狠狠打击下乡骚扰群众、派款抓夫的敌小股正规军；同时打土豪筹款，利用各种时机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18]
五、实行“白皮红心”的政策，保护商人利益，开展“五抗”斗争
叶飞指出：“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两面派斗争策略，对付敌人的保甲政策。”[19]“利用敌人的保甲政策来掩护革命工作，我们把这叫作‘白皮红心’的政策。”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屏南各游击区认真贯彻执行“白皮红心”政策，允许保甲长、联保主任和群众做“两面派”，表面上应付敌人的保甲制度，暗中帮助红军游击队。对反动的保甲长、联保主任，进行镇压，对大多数保甲长进行积极争取，使他们主动为红军购买弹药和医用药品，安置伤病员，提供情报。有许多游击区还指派秘密共产党员充当保甲长、联保主任，公开应付敌人，暗地进行革命活动。
屏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不改变土地所有关系，领导群众开展“五抗斗争”，还实行减租、免租，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不对地方的政治变革造成大的波动影响；与白区照样通邮通商，买卖公平，保护白区来的商人利益，使他们为红军游击队提供许多物资，并能及时获得敌情信息。
“对地主、土豪筹款的政策灵活了，就能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财政开支；有了正确的商业政策，我们就可以买到东西；有了‘白皮红心’政策，我们团结了许多可以团结的人，甚至民团也被我们争取过来，这就便于我们有力地打击敌人，开展游击战争。”[20]
六、创建红军和游击队整编出发地，谱写屏南新四军发源地新篇章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屏南县具备了各级党组织、红军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的坚实基础。12月初，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新四军军部少校参谋顾玉良赴福州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会谈，转交新四军军长叶挺的信函，专程到屏南棠口、宁德桃花溪寻找叶飞，传达新四军军部指示。12月中旬，叶飞赴南昌新四军军部之前，在福州与陈仪谈判，达成闽东地区国共合作协议，“划屏南县委闽东红军驻区，一百里内国民党不得驻兵”。至此，屏南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也正式形成。
1938年1月底，叶飞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受命令后，与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来到屏南棠口，召开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独立师领导人扩大会议，由李子芳传达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闽东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范式人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王助任闽东特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并以新四军参议的名义任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等。2月14日，叶飞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1300多名指战员从棠口、双溪出发，北上抗日。屏南县子弟兵有300多人参加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第五团，其中第六团有屏南子弟兵160多人。他们浴血奋战大江南北，为夺取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
双溪陆氏宗祠新四军第六团团部旧址
在新四军整编过程中，屏南人民踊跃拥军支前，共为新四军第六团1300多人供应大米5.6万斤，木炭2万斤，制作军服600套，草苫700床。此外，还帮助部队搭盖营房，加工大米，提供各种物资，用工达3000多人次。国民党屏南县政府也为新四军第六团筹集军饷3万多银元，商界富户捐献3万多银元，为支援新四军第六团北上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屏南新四军整编过程中，保存了一大批革命遗址，如棠口淑华女子学校、潘美顾医院、姑娘厝、下教堂、后宅垅民居；双溪圣人庙、陆氏宗祠、新四军第六团留守处等。这些革命遗址，都是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历史见证，是组建新四军的历史见证，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我们一定加强保护利用，做好革命遗址保护和红色旅游规划，推动新四军第六团纪念馆、屏南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的建设，努力打造全国顶级红色旅游品牌，建成大历史格局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4年第6期，作者为《福建党史月刊》原主编，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
注：
[1][2][3][4][7][12][16][19]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3月第2版，第74页、第57页、第60页、第74页、第52页、第60页、第74页、第56页。
[5][6][18]陈挺：《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亲历记》，载《福建三年游击战争与新四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30页、第531页，第537页、第538页。
[8][10][20]范式人：《回忆闽东三年游击战争》，载《福建三年游击战争与新四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16页、第522页、第524页。
[9][17]《中国共产党屏南历史》第一卷（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第2页。
[11][13][14]《中共福建地方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43页、第742页、第746页。
[15]《福建省志·军事志》，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