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策反苏中伪军纪略

陈鲁生

2024年是新四军策反苏中伪军取得重大胜利80周年、苏中对日军发起车桥战役取得重大胜利80周年。

党中央曾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意义。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944年3月4日在头版刊登《苏中伪军大批反正，近来络绎投顺新四军者有十六起》，报道苏中伪军投顺新四军抗日的胜利消息；于3月6日刊登《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向全国人民报捷，赞扬苏中新四军1师对车桥日军发起进攻，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叶飞说：“这是来自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鼓舞了所有参战部队和全军区的军民。”这两场斗争的胜利，推动了华中抗日敌后斗争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走向局部战略反攻段阶，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本文侧重阐述粟裕、叶飞在新四军军部首长陈毅、饶漱石部署下领导苏中区党政军开展的反伪政治斗争。

    一、对敌伪政策的应用与执行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

1、打击伪军是坚持敌后战场打击日寇以外的艰巨任务。

日军侵华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战略，扶持利用伪军控制中国。伪军是汪精卫伪政权豢养的部队，其绝大部分是由国民党部队投敌而来。伪军夹在敌我之间配合日军侵华，起着地头蛇的作用，老百姓最痛恨他们，称其为“二狗子”。伪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部署以日军据点为核心，形成网格状的分布，阻断新四军各个分区联系。伪军对新四军1师所在地苏中地区重点防范，数量有35000余人，居华中各战略区之首，打击伪军便成为坚持敌后战场打击日寇以外的艰巨任务。

新四军军长陈毅指出：苏中伪军最多，要坚持苏中抗战，应将伪军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军事上制服伪军、政治上控制伪军就等于粉碎敌人的“清剿”“扫荡”。

2、伪军具有亲日性和动摇性两面性特征。

军事上制服伪军和政治上控制伪军，即对伪军又打又拉，是我军分化瓦解敌人的重要战略手段。抗战一开始，毛主席便深刻地指出伪军具有亲日性和动摇性两面性特征，我军相应政策“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毛主席还指出伪军并非铁板一块，要区分对待，“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区别”。根据中央指示，1938年我军政治部成立敌军工作部（简称“敌工部”），专做敌伪军工作，开辟了没有硝烟的战场。

3、联合中间力量的斗争策略深得人心。

敌伪军工作围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1939年底，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叶飞率挺进纵队过长江挺进苏北，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鼓动地方武装李明扬、李长江驱我“挺纵”，那时李长江尚未投敌汪精卫。陈毅向中央建议新四军在苏北以抗日大局为重，实行“击敌、联李、孤韩”的斗争策略。事实证明联合抗日深得人心，团结了苏北李明扬、李长江部的张公任、颜秀五等关键人物，就拉住了中间派地方武装。韩德勤未善罢甘休，1940年6月再挑动李长江以数倍兵力进攻新四军驻地郭村，企图消灭挺进纵队。挺纵被迫自卫，危急之际，颜秀五部政训处政训员郑少仪连夜送来李长江要袭击挺纵的情报，为我军进入防御阵地赢得了好几个钟头的宝贵时间。在战斗关键时刻，又赢得了李明扬、李长江队伍中的共产党员陈玉生率部起义以及王澄、姚力率部港口“暴动”直插郭村，击溃了国民党顽固派围剿挺纵的阴谋。钟期光主任说，我们始终以自卫斗争为原则，以达到团结抗战为目的，粉碎了敌奸破坏者的阴谋，使我军在苏北争取到民心，扩大了抗日力量。

在叶飞的回忆中，敌军工作干部朱克靖争取国民党队伍李明扬的工作相当成功。黄桥战役前夕，他作为陈毅同志的代表赴泰州争取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与新四军合作。1940年10月，韩德勤再次挑起黄桥战役，欲与新四军决一死战，战斗当夜出现戏剧性一幕，朱克靖坐镇李明扬办公室，两人都守在电话机旁，朱克靖不但接听李部下报告战况，还转告其陈毅同志的有关指示。李长江、李明扬恪守中立，为黄桥战役取得胜利起到关键作用，新四军在苏北站住了脚。

4、军事上制服伪军，政治上控制伪军。

因为汪精卫抛出的“曲线救国”汉奸理论，1941年2月，李长江与李明扬分道扬镳，率一万多人公开投靠汪精卫成为伪军。李长江、杨仲华率部投敌后，分别蹿升为伪第一、第二集团军司令驻苏中。国民党江苏省区级特务总队施亚夫紧随其后投敌，一跃成为第二集团军伪7师中将师长。华中地区出现国民党部队投敌的逆流，降将如毛、降官如潮，伪军数量激增，反共气焰嚣张。

我军决心在军事上制服伪军。陈毅军长、刘少奇政委即发布《讨伐李逆长江命令》，任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委。此役大胜，俘获叛军人枪四千，并争取李长江两个支队战场反正，1师1旅敌工科收容十几名伪营、团长，扬我抗日军威。

为进一步从政治上拉拢控制伪军，中央电报指示，“对李长江部队的俘虏应多进行工作，并从中争取一批去瓦解分化李之内部”。其中最经典的是对李长江的副手伪第1集团军副司令颜秀五的敌军工作。叶飞注意到伪军中颜秀五仍有心跟新四军联络。经刘少奇、陈毅批准，苏北特委书记惠浴宇带1师敌工干部盛华、陈超寰、谢镇军、李正志秘密进入颜秀五部内部，坚持对颜秀五做争取控制工作，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为了拉住颜秀五，苏中1分区敌工科长谢镇军于1942年把敌工科干部彭炼（化名郑英）同志安插在颜秀五身边，公开身份是颜秀五伪五军部副官，既保持联络又保护颜秀五。颜秀五早年曾参加过共产党，后脱党。陈毅率部挺进苏北后与他联系，他一再要求恢复其党籍，陈毅采用特殊政策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并让他与惠浴宇单线联系。叶飞说，颜秀五在我争取下，暗地里一直和我们保持着接触。1943年，日军对苏中1分区大“扫荡”。为了保护我军兵工厂不被破坏，敌工科长谢镇军精心策划将我军兵工厂手榴弹、生产设备秘密转移到与我军有联系的伪军颜秀五地盘内，当时所有人都为谢镇军捏一把汗。彭炼同志凭借颜秀五军部副官的公开身份机智沉着应对，使得颜秀五关键时刻掩护我军兵工厂取得了反“扫荡”胜利。敌工科干事崔岩说：“这胜利是谢镇军他们用脑袋作‘赌注’，以披肝沥胆的精神换来的。”

新四军第一次江南政工会议留影

在苏中，对伪军的方针是又打又拉，有时以打为主，以拉为辅，有时以拉为主，以打为辅。对顽固的则打，对动摇的则拉。敌军工作成功不仅让新四军在日伪严酷的分割包围和“扫荡”下生存下来，而且还在老百姓支持下发展壮大。

1942年10月，时任新四军1师敌工部长的陈超凡写下了《试述对敌伪斗争五年》，发表在军部《抗敌》刊物上。文章从敌军工作角度指出：“五年前对日战争的神圣的历史任务，负担在本军全体指战员的两肩，我军的一切策略和行动，对这战争的成败都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在对敌伪政策的应用与执行上，对战争是具有决定的意义，所以从本军成立的那一天开始，本军便以下列的基本方针教育我们自己：（一）认识敌伪军工作的重要性；（二）瓦解及削弱敌军的战斗力，争取伪军反正，优待一切俘虏官兵；（三）对敌伪展开宣传战，并防御敌伪的政治进攻；（四）教育民众进行敌伪政治工作。五年来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进行各种各样的教育，今天我们回顾眺望我们全体，不但认识了工作的重要性，而且是实际参加者或领导者，学会了向敌伪斗争的方法，战士领会了教育俘虏，团结俘来的同志，学会了火线上的喊话，学会了火线上争取瓦解敌人，学会了对敌伪宣传工作与防御敌人的政治攻势。”“五年来争取与瓦解敌伪军，获得了敌伪军工作中最光辉的一页，伪军反正的次数五十次以上，反正的人数一万五千以上，争取参加部队的七千人左右。”

文章指出，在钟期光主任领导下，1940年以前，“主要是组织伪军反正，不分地区环境，不分人数多寡”，之后便采取一部分留下，一部分释放的方针，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1940年以来，“便转入长期埋伏”，即派新四军敌工干部跑伪军据点做拉拢争取工作，让民族意识觉醒的伪军官兵身在敌营为我军服务。

5、敌工干部为争取拉拢伪军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敌工干部身临敌伪据点，出入敌伪巢穴中，他们一开始都是伪装身份一步步与伪军接近，在取得信任后再做工作，在极危险的环境下工作，可谓九死一生。

在抗日战争与伪军斗争中，敌军工作干部牺牲了不少同志。1师1旅敌工干部方征说，仅他们敌工科就牺牲了王寿康、朱荣、薛渭阳等好几位非常优秀的敌工干部，他自己也险些丧命。他还说，连他们科长陈超凡也不例外，陈多是做伪军上层人士争取工作，伪装各种身份进入敌人据点，屡屡成功。但有一次他携敌工科石坚干事进伪军蔡鑫元据点做工作时，晚宴上忽然遇到曾经被他释放的一个妓女而暴露了身份，他立即找了个借口撤出来，不料在路上又遇到另一支伪军孙国政埋伏的特务，若不是机智勇敢，差点搭上性命。方征非常感叹敌工战友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特引用“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的名句。

敌工干部遵循毛主席关于对伪军两面性分析，拉拢争取终有成效。陈超凡在《试述对敌伪斗争五年》中写道，敌军工作逐步地“使许多伪军由对我们敌对行动，转为接近，由接近变成朋友，由畏惧我们变成亲近我们，由积极帮助敌人变为孤立敌人，由封锁我变为协助我，这一化敌为友的工作，今天在巩固根据地的意义上是有很重要的作用”。“五年来和我往来的据点大小五百以上，和我来往的伪负责人数千名，获得过比较有价值的战略战术的情报，配合了我军的战斗打击。利用着据点内部的矛盾，打击了坚决当汉奸的坏分子，利用着工作关系找到了我们的行政，利用着工作关系孤立了敌伪军，利用着工作关系进行了高级谍报工作，利用着工作关系广泛地开展了敌伪工作”。

    二、1940年苏中区伪军工作转入新阶段

1、把中上层伪军军官作为争取拉拢对象。

在政治部钟期光主任领导下，自1940年开始，敌军工作转为以争取拉拢伪军中上层军官为主。粟裕说过，“与伪军斗争的目的是在敌人的阵营中争取可能争取的伪军”，但“真正能争取的伪军只是少数”。“伪军工作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或外围军的工作。伪军是日寇的帮凶、爪牙，是民族敌人。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伪军工作，是为了在民族敌人的阵营中，从政治上、军事上争取其有民族意识和暂时可以利用的一部分，瓦解他们中最坏的毫无民族意识的不能利用不能争取的一部分，孤立日军与最坏的伪军，以达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目的”。

按照粟裕指示，1942年初，苏中区党委经过充分敌情研究，选择了苏中杨仲华伪第二集团军和其34师副师长施亚夫作为拉拢争取对象。争取的有利条件，一是伪第二集团军司令杨仲华在抗战初为友军，是1师1旅敌工科工作对象。在其投敌汪精卫后我军继续对他工作，实际上是过去对友军工作的继续。二是他手下伪34师田铁夫师长与我军亦有过接触，曾经投奔过新四军，举棋不定的他后来又回到伪军，此人可拉拢为我所用。三是刚调来的伪34师副师长施亚夫虽同是伪军，但又与杨仲华、田铁夫不一样。抗战之前他曾经是工厂童工，没有读过书，后来加入过共产党，进过国民党的监狱，抗战爆发逃出来后他脱党了，自己拉起一支队伍抗日，单打独斗成为江湖之人，此人有被唤醒民族觉悟的基础条件。

说起施亚夫叶飞记忆深刻。叶飞说：“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注：指抗日战争前）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以后失掉（注：党的）关系，抗战开始拉起一股武装。”叶飞曾与他交过手，那是1939年郭村保卫战胜利后，叶飞挺纵派敌工科送信拉拢施亚夫，希望他联合抗日。那时施的抗日守土团只有十几条枪，因经不起诱惑遂投入国民党韩德勤怀抱当上了军官。皖南事变后，施亚夫追随李长江、杨仲华投敌当上伪军，汪精卫在南京亲授他伪7师师长中将军衔并派驻南通。这一年他率伪7师参加了南通日军司令部向新四军新军部发起的“扫荡”。在这场保卫新军部斗争中，伪7师被南通梁灵光所在新四军4分区警卫团铁拳猛打到痛，战后4分区通西工委书记兼通西行署主任顾尔钥给施亚夫寄了一封警告信，要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要他“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武一文震慑住了伪军施亚夫，夹在敌我之间惊恐未定的他想赶紧暗度陈仓。于是他找到汪精卫派驻苏北行营绥靖公署的日本顾问村山，利用熟人关系抓住汪伪部队调防机会，将伪7师调出南通换防到杨仲华伪第2集团军编为伪34师，驻扎到我3分区的如皋黄桥一线。

2、制定特殊政策，敌工部策反伪34师成功。

施亚夫伪军换防信息很快为敌工部掌握。苏中区党委策反伪34师副师长施亚夫具体工作便交由1师敌工部长陈超凡负责。陈超凡与3分区敌工委书记朱克靖共同研究工作方案。他们决定派得力敌工干部石坚潜入施亚夫军内部秘密接触，工作重点是唤醒他的民族意识。

苏中区党委粟裕、叶飞、钟期光认真研究敌工干部石坚返回的每一条信息，大家明白策反施亚夫是抗日斗争大局的需要，突破点是他曾经是党员，“叛徒可以回来工作”但原则不能放，他申请要党员头衔可以给他“特别党员”，前提是他必须要回心转意真正不再为伪军服务，如果他担心反正后被日伪抓到口实，可以帮助他组建一支带有中间性质番号的独立队伍，他仍然可以当司令成为我军抗日同盟军，今后凡是从伪军中拉出来的还可以交给他这支队伍。粟裕、叶飞给陈毅、饶漱石电报称“这是苏中区党委一致意见”。

在抗日战争中，我党为争取一些特殊的重要的对象，有过采用特别党员的灵活政策，叶飞说特殊政策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斗争方法的灵活性”决定的。钟期光说这是“我们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从而战胜她的策略”。

石坚策反过程的关键时刻，1师敌工部长陈超凡对施亚夫抛出了杀手锏，向他透露我军通过捕捉信鸽截获到的一份日军情报：“收捕施亚夫，其部队能否控制？”得知情报的施亚夫顿时慌了手脚，做梦也没有想到日伪不信任他，已经在磨刀霍霍。他提出要立即把队伍拉到新四军来，敌军工作终于突破了伪军心理最后防线。半个世纪后叶飞回忆说，“施很早就想把部队拉到新四军来，组织决定他暂缓起义，在敌伪堡垒里发挥别人起不到的作用”。粟裕指出，“策动伪军反正的最好时机，应在敌我斗争最紧要的关头或者是抗战到了反攻时期”。

为了确保施亚夫安全和准备队伍起义，敌工部派人秘密潜入伪34师来改造这支队伍。施亚夫说：“3分区地委陆续地派来了一批党员干部，协助我工作。他们是：李友白、石坚、孙金昌、黄志城、张喜、徐柏生、陈勉宣……”至此施亚夫完全为我军争取所控，暗中配合我军工作。

身在敌营的施亚夫于1942年12月送来一份重要情报：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出《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施亚夫以副师长身份参加了机密会议，会议刚结束三地委就收到了他送来的“清乡”计划、方案等有关情报。根据情报，中共华中局于1943年1月28日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重要文件，全面部署华中反“清乡”斗争。

    三、孤立日军与最坏的伪军，以达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目的

1、利用伪军内部骚乱，新四军瓦解苏中伪军。

日军对苏中的“扫荡”“清乡”屡屡遭挫失败，怒不可遏。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说：“1942年底，日军已觉察旧派伪军李长江、杨仲华等与我新四军有联系”，便“通过其在汪伪政府中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少将等与汪精卫谈，要加以解决”。于是汪伪以“整编和调防”为名，制定夺取李长江、杨仲华军权，统一归到新派来的顽固伪军项致庄第五集团军手中的方案。1943年12月下旬，汪伪军委会决定将李长江调任为军事委员会参议院副院长，以架空第1集团军，并且公开抓捕了伪第2集团军总司令杨仲华，令其下辖伪32、33、34师群龙无首，趁机实施收编。老伪军李长江、杨仲华部与新伪军项致庄部之间矛盾瞬间激化，此时，李长江、杨仲华等老伪军都纷纷表示要靠拢我军，这是利用矛盾达到争取与瓦解伪军的机会。

2、精心策划施亚夫起义，苏中掀起瓦解伪军高潮。

1944年1月，策动伪军反正的最好时机到了。1师粟裕、叶飞启动反伪战役计划。我军决定将原定施亚夫率部起义时间1月11日提前至5日，派出石坚、李友白先潜入伪34师，分别控制伪134团、伪135团，与施亚夫率领团部三地同时起义。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叶飞派出如西独立团埋伏在施亚夫投奔我军根据地途中掩护。起义当晚我军火力拦截了紧追而来的伪军两个营的兵力，施亚夫的起义车队在如皋与靖江交界的东藏庄指定地点与我军胜利会师。

1945年6月，解放联盟欢送学习同志留影

伪34师中将师长施亚夫率部揭竿而起的消息如平地一声春雷炸乱了敌伪阵营，苏中区各地迅速掀起策反老伪军反戈投顺新四军第二波高潮。与此同时，粟裕指挥新四军1师趁伪军调防运动中伏击之，军事进攻、收复失地高潮迭起。这轮军事进攻，中苏老伪军投顺新四军数千人，顽化伪军大多遭受了我军打击。苏中3分区连续收复村镇57处，同时解放大小村庄94处，共计土地900平方公里，清扫伪军地盘后使泰州、泰兴地区连成一片。

3、苏中反伪斗争胜利传捷报。

成功策反施亚夫后，粟裕、叶飞同年2月致电新四军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说，“此次我政治攻势收到巨大效果……苏北不少伪军纷纷要求反正，现已拉出者计有施亚夫、龚永嘉等七个连，继续要求者还有不少。施亚夫在我支持下成立苏中抗日人民自卫军通如纵队，任施亚夫为司令。群众及各据点对我印象极好。为实现与顽化争夺之方针，起义后来者之部队我即交其领导，管理办法及干部全由我决定及派遣，使之成为我军抗日同盟军”。

据《苏中伪军大批反正，近来络绎投顺新四军者有十六起》报道：“自施亚夫氏率伪34师135（团）人全体反正，两个月来，苏中3分区各敌伪据点内之伪军，结队反正，已成空前热潮。”“随之伪19师特务营、伪34师特务营、伪37师一个连都是整营整连集体反正，以连为单位投顺者有7起以上，成群（班、排）或数人结伙出奔反正浪潮已成不可阻遏之势，络绎投顺新四军者16起，投顺者总计达两千多人。反正伪军奔赴我根据地时携带机枪、步枪、子弹、手枪、手榴弹、地雷，有的临行时将驻地碉堡自行拆毁，有的在途中将追兵击溃。他们到我根据地受到军政民各界优待和欢迎，根据他们自己意愿选择参加了苏中人民抗日自卫军或当地驻城游击队，获得了光荣番号，与新四军并肩抗日，打击了顽固伪军项致庄。”

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1944年底向新四军军部年终报告时说，这一胜利“造成了伪军阵营骚乱，阻滞了日伪‘扩大清乡’和‘屯垦’企图”，“因此在所有伪军中，孤立了项致庄，并制造与扩大顽化伪军与原有伪军间的冲突和对立，使原有伪军进一步向我靠拢”，“这是抗日战争以来政治攻势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过去苏中伪军几乎全部与我对立，但到1942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我军军事、政治的胜利，又正确执行了伪军政策，使伪第一集团军倾向于我，这是伪军对日军离心作用表现”。苏中4分区的反“清乡”、3分区反“清剿”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苏中乃至华中抗日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动摇伪军阵营、收复伪军地盘，我新四军已赢得了苏中对日军反攻主动权。1944年3月5日，新四军1师对日军车桥战役正式打响。车桥战役两天一夜共歼日军465人（生俘日军中尉以下24人）、伪军483人，至此日军再也没有能够进行更大的军事行动。车桥战役胜利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以辉煌胜利向全国人民告捷。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曾经指出，车桥战役在抗战史上“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结 语

1、抗日战争苏中伪军最多，打击伪军成为我苏中坚持敌后战场打击日寇以外的艰巨任务。1944年政治斗争中争取伪军中将师长施亚夫率团起义造成了伪军阵营骚乱，阻滞了日伪“扩大清乡”和“屯垦”企图，使原有伪军进一步向我靠拢。这是抗日战争以来政治攻势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

2、1944年反伪斗争中苏中顽化伪军大多遭受了我军打击，苏中3分区收复村镇、解放大小村庄等使两泰地区连成一片，扭转了抗战相持局面，为抗战开始局部反攻打下了基础。

3、这场政治攻势的巨大胜利是在新四军军部首长陈毅、饶漱石部署下，苏中党政军领导粟裕、叶飞、钟期光、惠浴宇等人自始至终精心谋划运筹帷幄的结果，是政治部敌工部朱克靖、陈超凡、石坚等敌工人员不畏生死精心策反的杰作。他们为伟大抗日战争胜利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4年第5期，作者为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顾问）

参考文献：

[1]陈超凡：《试述对敌伪斗争五年》，《抗敌》1942年10月。

[2]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3]梁灵光：《梁灵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4]管文蔚：《管文蔚回忆录续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粟裕：《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粟裕著，孙克骥主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7]《解放日报》1944年3月5日新华社电，福建省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