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北岭  红旗漫卷

——福州市晋安区革命烽火纪事

林思翔

位于福州市东北部的晋安区，面积达550多平方公里，比市中心四个区总和的一半还多。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有城区，有山野腹地。城区高楼林立，人气兴旺，成了市区新兴的繁华商圈；山区则青山绿水，生态优美，被誉为省会城市的“后花园”。革命战争年代，这片山水灵秀的地域，烽火迭起，人才辈出，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谱写了一曲又一曲雄浑壮美的赞歌。

革命火种  悄然点燃

鸦片战争后，英国等外国人一进到福州，一眼就看上了晋安这块土地。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的各种特权，侵占了大量土地。1886年，他们在晋安鼓岭宜夏侵地建起了第一座避暑别墅，此后几十年，侵略者在鼓岭接连不断地占地兴建休养所、教堂、教会医院、俱乐部、游泳池、运动场等一百多处，建造别墅达300多幢，占地几十万平方米，每年都有数百成千外国人到鼓岭避暑享乐。西方列强在入侵中国过程中还带来了不少传教士，向我民众渗透洋教。

对此，在福州，在晋安，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一场抗击外国侵略者、反洋教、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延续不断。晋安东门乡人（今岳峰镇东门村）魏瀚，时为福州船政“总司制造”（总工程师）。在中法马江海战前夕，曾向福建当局最高领导报告情况，请求加强战略措施。当局不予采纳。海战水师惨败后，他痛感唯有自强，“以报仇雪愤之心，寄于监作考工之事”，试制了新式双机钢甲兵船。其一生参与设计并监造10余艘舰船。对中国造船业和巩固中国海防作出了重大贡献。

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惨遭杀害的“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就是从晋安这片土地走出去的。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晋安竹屿乡（今岳峰竹屿村）青年邓萃英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曾担任东京同盟会福建支部长，积极联络各个社团、会堂，传播革命思想。西园乡（今新店西园村）人吴胥魂早年参加同盟会，担任福州井、北、汤门地区负责人，参加广州起义后继续坚持斗争。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西园乡（今新店西园村）人吴怀冰参加起义，担任学生军敢死队队长。武昌起义后，晋安境内的革命党人积极参与全市的光复福州行动，11月9日福州光复，福州革命军政府随即宣告成立。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福州传播。具有进步思想萌芽的陈应中（今象园街道雁塔人）与同学们争相传阅《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他带领同学们捣毁了东门外的“泰山神像”，用朴素行动表达反对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决心。竹屿乡人邓拓（1923年）在三牧坊福州初级中学以“左海”笔名发表文章，1926年在福建省第一高级中学读书时，阅读了《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并参加时事演讲比赛。鼓山镇后屿村青年郭寿山1916年考入烟台海军学校，“五四”运动期间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10月，由邓中夏、王荷波介绍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夏转为中共党员，为烟台党小组负责人。

以陈任民、方尔灏为首的一批福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在党、团中央的指导下，筹组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1926年底中共鼓山支部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晋安境内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从此晋安人民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迎来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大革命失败后，晋安一批革命青年不畏艰险，追求进步，积极投身革命。鼓山后屿村青年叶凯，1927年底，在城里鞋店当学徒时，认识了中共福州市委执行委员黄孝敏，在经常接触中接受教育，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中，于192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进行秘密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他的影响下，先后有王则炎等五位青年农民加入党组织，并建立了党支部，使后屿乡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在数十年的茫茫长夜里，这星星点点悄然点燃的革命火种犹如盏盏明灯，照亮前路，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曙光。她唤醒了民众，凝聚了人心，鼓舞人们团结起来向反动势力，向黑暗社会开展斗争。

北峰激战  英烈不朽

80多年前，在大北岭的宦溪降虎村周围山地，我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如今烟消雾散，战地青山依旧，只有一座红军烈士墓见证了那场战争的激烈与残酷。

那是在1934年7月，在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前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寻淮洲为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粟裕为参谋长的红七军团6000多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四省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在国民党心腹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进而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即将举行的战略转移。

先遣队于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先后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20日晚攻下大田县城，挺进闽中，29日攻下樟湖坂，渡过闽江。8月1日先遣队进占水口，召开纪念“八一“大会，并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战斗动员。

先遣队突然出现在闽中地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动，当水口被先遣队攻占后，为加强对福州的防备，国民党下令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闽南泉州等地的国民党87师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红军。

水口至福州沿江的交通干道被国民党军控制。为避开沿江国民党阻击和飞机轰炸骚扰，先遣队绕道闽侯北部山区，从雪峰、大湖、江洋向福州西北部挺进。8月7日，先遣队主力进抵北峰岭头、前洋、叶洋地区。当夜23时即从里洋、笔架山一线向福州发起进攻。由于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了解不够，突击方向选在守军重点防御阵地上，先遣队从午夜至次日凌晨3时，几次猛烈冲击均未突破，被阻于隐士山坡之前。国民党军不断出动飞机轰炸先遣队阵地，使先遣队再次攻击受挫。先遣队见已不可能攻进福州，便放弃攻城计划，将部队撤回小北岭，准备向闽东转进。

时任先遣队政委的乐少华后来说：“……事实上敌人有了准备，全城电灯点的比平时多，敌人87师全部固守福州城。这时我们得到福州地下党组织的报告，城内有一部分党员准备响应，因力量太弱遭到敌人屠杀。离开福州后，我们得知闽东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离潘渡游击区才20多里，便前往桃源宿营。”

8月9日，先遣队护送一二百名伤病员，由岭头经江南竹向连江桃源、潘渡转移。当天下午国民党87师522团从宦溪向桃源进行侧面追击，企图封锁桃源通往潘渡的道路。10日上午，522团前卫第三营窜到宦溪降虎村与桃源之间的梧桐山，与先遣队的侦察警戒部队发生遭遇战，参谋长粟裕当即率领第二师予以迎头痛击。国民党522团主力随后赶到投入战斗。先遣队又以第二师攻击其左翼第一营，令第一师迂回敌侧后，断其后路。

国民党522团在先遣队的猛烈攻击下，频向福州求援。国民党87师师长王敬久急令259旅旅长沈发藻率领直属部队和517团一部，携带10门火炮，驰往增援，并派飞机前往轰炸助战。先遣队乘敌援兵未到，以密集部队向522团中央阵地猛攻，一部突入守军阵地，与敌肉搏。双方混战时，先遣队旗手冲上山头，将红旗插上山顶。国民党飞机误以为是先遣队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炸死不少国民党军，先遣队也有伤亡。与时同时，迂回敌后的先遣队第一师也遭敌机轰炸扫射，损失较大，师长、政委都受伤。

国民党军522团得知援兵将到，又有飞机助战，便占守几个山头抵抗，双方遂成对峙状态。先遣队政委乐少华后来回忆说：“我军第2师和第3师最后向敌人阵地（天元顶主阵地）发起多次进攻没有成功，敌人飞机不断地向我军轰炸、扫射，我军一直打到天黑都没有解决战斗。这时敌人援兵到来，我们决定连夜撤退转移。这次战斗，我军虽然缴获9架轻机枪和一二百支步枪，但我军也伤亡七八百人（注：应为福州、降虎两役合计），师团干部遭到重大损失，伤亡的多是老战士”。这次战斗歼敌二百人。当晚先遣队撤出战斗，向连（江）罗（源）苏区转移。11日国民党军援兵和522团扑空后分路尾追，但先遣队已在连罗中共组织、游击队和群众的接应下，安抵罗源凤坂、百丈一带。

先遣队提出“不丢弃一个伤病员给敌人”的口号，发动全体工作人员和降虎、汤岭一带群众抢救伤病员，在降虎至汤岭古道上设置二三个临时救助安置点，一站一站地往下运送伤病员。把降虎战斗伤病员和攻打福州的伤病员共700多人交给闽东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统一救治。

先遣队在北峰一带活动，日溪井后朱鸿、宦溪桂湖张荫明、张荫海等人积极向导引路。先遣队在降虎村一带伤亡将士600多人，因死亡人数多，来不及挖坟，当地群众就将烈士遗体就地掩埋在战壕里，后来又把找到的部分遗骸收集起来，在当年战斗过的山头坪岗顶修建了红军烈士墓，以寄托缅怀之情。

“二三”革命  风起云涌

从福州市中心区向北眺望，一座状似莲花盛开的山峰，便是莲花峰。莲花峰巍峨高耸，如一道屏障，挡住了北来的寒风，使福州城冬季也有了暖意。莲花峰山麓星星点点散布着宦溪镇的十来个村落，统称桂湖地区。80多年前一场革命风暴席卷这里的广袤山地，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令八闽大地为之震惊。不久前，我们来到这里寻访革命遗迹，当地同志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二三”革命的来龙去脉。

1934年8月,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向连江转移途中,队伍经宦溪桂湖地区时军纪严明,百姓深受感动。先遣队在山岭上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给当地农民群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桂湖垄头张荫明、张荫海兄弟俩给先遣队当向导，一直带到连江。先遣队领导见他俩倾向革命，便向他们进行革命教育，赠送革命书刊。张氏兄弟回乡后，积极向农友宣传革命道理。不久，中共连罗县委派来几个工作组同志到桂湖一带开辟工作，又派游击队十多人到桂湖一带发动群众。

先遣队播下的革命种子，加上闽东苏区革命形势的影响，经过张荫明、林犬妹等人的串连发动，当年9月桂湖地区十三个乡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并发展武装力量。

各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组织农民展开减租抗债斗争。对敢违抗的土豪恶霸，苏维埃政府即派出武装力量予以镇压，刹住了他们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农民群众斗志。红色政权还趁热打铁，烧毁了部分土豪恶霸的田契、帐簿，着手土地分配工作。

这被称之“二三”革命（民国二十三年）的红色狂飚席卷北岭地区，风起云涌，越来越猛烈。各乡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自卫队，以大刀、锄头、鸟枪、九节枪为武器，并从坏分子手中收缴武器，来装备自卫队，还组织游击队和肃反队等与反动势力展开斗争。

在桂湖西面不远的九峰乡（现寿山九峰村），有一支盘踞已久的反动民团，威逼农民缴款，增购枪弹，对付桂湖革命武装力量。桂湖游击队与连江武装队伍配合，夜袭九峰民团，捣毁了匪窟，缴获步枪18支，子弹300多发。游击队又转战连江，配合连江武装力量，攻克了仁山乡反动民团，之后又攻陈田乡反动民团。当得知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一个营兵力正向松岭苏区进犯时，游击队即掉头直奔松岭，配合连江游击队击溃敌军。胜利返乡后又投入了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

红色政权的节节胜利，令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1934年10月以后，国民党调兵遣将，对闽东苏区实行残酷的轮番“清剿”，土豪、恶霸也卷土重来，趁势向苏区群众反攻倒算。桂湖湖中乡苏维埃主席汤成木及文书陈德银、游击队员陈佺佺、山坑乡苏维埃干部林天志、林宝志等均被捕。溪湾乡苏维埃交通员陈伍弟、芙蓉乡苏维埃交通员熊元榕、芹草洋乡苏维埃主席阮三弟等被杀害。峨嵋乡苏维埃主席何海仁、大洋乡苏维埃文书池喜官、交通员池伙官等七人相继被投入福州国民党特种监狱，七位同志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宁死不屈，先后就义于福州西门外鸡角弄刑场。1935年4月，国民党军与保安团先后洗劫了罗汉、南边、中楼等乡村，罗汉乡苏维埃主席、文书和一部分游击队员相继被捕，有的死于狱中。南边乡苏维埃主席雷则洪也被杀害。

在敌人的“清剿”与血洗中，桂湖地区持续八个多月的农民土地革命归于失败。但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并没有屈服，桂湖游击队转战闽东、闽中一带，后来编入闽东红军独立师，一部分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北上抗日。广大农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深刻教育和锻炼，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已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中。

抗日救亡  文武双雄

抗日期间，福州曾两次沦陷，军民奋起反抗。1938年12月，桂湖红军战士江国荣受组织委派到尚干兰圃乡，建立中共兰圃支部，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在日军北撤前后领导游击队积极围歼逃窜日军，还在大顶山歼灭12名日军。

晋安区抗日武装除桂湖红军外，还有韩南耕武装抗日队伍、鼓山游击队等，当然声名最显赫的要数黄性贤大刀队游击队伍。

前屿乡爱国汉子黄性贤，曾在茶亭祖庙任国术社总教练，馆里有200多名练武大刀队员。1937年8月淞沪战役时，黄性贤就率领64名大刀队员奔赴上海支援抗战。1941年4月福州沦陷后，黄性贤被委任为北鼓台抗日特务队长。他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大队，数百名队员都是他的武术门生。他们经常化装成农民进城送菜，渡过乌龙江，在方村洲尾山边埋伏，把到这里搜抢粮食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击毙敌军15名，缴获长短枪20支，以及一批子弹、粮食等。黄性贤带领游击队夜袭新店猫头山日军哨所，打死日军6名，炸毁了敌哨所。黄性贤还单枪匹马切断敌电话线，生擒前来修电话线的日本兵。黄性贤机智擒“活口”的故事在当地一度传为美谈。1944年10月，福州再度沦陷后，黄性贤又率国术社100多人开展游击战争。曾率部向驻守仓前山的日军进攻，沿途市民手持刀枪、木棍加入助战，与日军展开肉搏，首先占领望北台制高点，掩护后续队伍前进。他还化装成捕鱼人，只身潜到王庄，用猛拳击毙日军的哨兵，夺得一挺重机枪。之后又召集青年参加闽侯县民众抗敌自卫团。

在晋安这片红色沃土上，还走出了一位我军著名的儒将郭化若。抗战期间，郭化若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校长兼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延安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等。他为我国抗日培养了大量政治、军事人才，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晋安人民为之深感自豪。

郭化若身居高位，运筹帷幄，为抗日培养人才，立下汗马功劳；黄性贤身处乡间，机智勇敢，为杀敌赴汤蹈火，一时传为美谈。两人地位不同，爱国同心，一文一武，堪称晋安抗战双雄，乡亲们一样敬重。

解放先锋  青史留芳

福州市区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主街817路，福州人所皆知。命名“817”路，是为了纪念福州1949年8月17日解放，这也是许多人都知道的。然在这一天解放福州中，在什么地方打响第一枪，这许多人就不一定清楚了。最近我到晋安区采风时才知道，这打响福州解放第一枪的地点是在福州北部山区寿山乡的猪蹄峰。

猪蹄峰因状似猪蹄而得名，海拔524.4米，三面悬崖峭壁，只有一条临渊的石阶古道盘山而上，可谓军事要地。1949年8月上旬，解放军第十兵团向福州战区进发，82师于14日21日进至福州北面小北岭以北地区，16日向小北岭守军发起攻击。把守小北岭猪蹄峰的国民党106军50师，在山前设置木桩和铁丝网构成鹿砦，扼住通往福州的咽喉要道。

承担此战攻坚任务的解放军是28军82师245团3营，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夺取了猪蹄峰北侧的两个山头。当天傍晚，3营8连在进攻主峰猪蹄峰时受阻，于是解放军改变作战方式，拟以正面火力压制，两翼进攻突破。8月17日凌晨，8连1排排长刘新堂在部队屡攻不克的紧要关头，带领4位战士前去炸鹿砦，均壮烈牺牲。九班长李云才、副班长孙立文、战士杨家寿、孙德俊等数十名战士，奋不顾身冲锋陷阵，终于占领高地，用鲜血夺得了猪蹄峰战斗的最后胜利，为解放福州扫清了障碍，5时部队突进到新店。因是最早解放福州市区所属地域，故猪蹄峰战斗被称为“打响福州解放第一枪”而载入史册。

为纪念福州解放，缅怀革命先烈，在福州解放50周年时，晋安区委、区人民政府在猪蹄峰附近的岭头村，建造了“八·一七”革命烈士公园和八·一七革命烈士纪念碑及烈士墓园。纪念碑底座8层，碑高17米，象征福州8月17日解放。纪念园碑坊正中楹联曰：“烈迹阐扬，胜绩蜚扬，十兵团光昭小北岭；名城解放，新城开放，半世纪力建大中华。”另一联曰：“强攻猪蹄峰，血喋榕郊，事迹光昭开国史；迅克桃枝岭，功垂闽峤，姓名芳勒在山碑。”墓园中安眠着在猪蹄峰战斗中牺牲已经找到的9位烈士的遗骸。如今这里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清明、8.17、国庆等重要节日和纪念日，人们络驿不绝地来到这里凭吊、祭扫，向革命烈士表示崇敬之情。福州人永远忘不了8.17，也忘不了猪蹄峰，更忘不了解放福州而献身的革命烈士。

60多年过去了，猪蹄峰依旧林木蓊郁，只是古道上长了杂草有些荒凉，少了嘈杂，多了宁静。走在这蝉鸣虫唧的野岭上，我感慨万千。当年两军激战的场景早已化为史册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眼前青山依然，却换了人间。心里不禁默念着：太平盛世来之不易，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作者注：本文史料参阅了《晋安人民革命史》）

（原载于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