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传播与朱熹的贡献

罗 琼

《论语集注》及相关研究著述

孔子的《论语》，作为承载儒家思想的恢弘巨著，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和高度浓缩的理论精华，影响了中国2500多年的历史。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即指《论语》是最精深的政治学。现在社会上通常把儒学作为“国学”，甚至有学者建议把《论语》作为我国的“圣经”，时习之，推广之。本文试图从《论语》的传播、发展及儒家学说对世界的影响诸方面进行探索，供大家参考。

一、《论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说到《论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势必要谈到孔子。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屡屡不得志，但他以道德高尚、人品出众、学问渊博知名于世，受到人们的称颂，堪称古代大众传播的先驱者。尽管孔子并没有专门涉及大众传播的言论，但他的言语，尤其是《论语》，用时下最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是世界上最早的微博，带有传播理论的色彩，闪烁着传播智慧的光芒。有人说，他是上天用来启发下民的“木铎”，是多能的“圣者”。他的学生颜渊说：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贡赞美孔子：“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战国时，儒学成为世之“显学”，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对孔子颂扬有加。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被推至先秦诸子之上。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孔子归入“世家”，与诸侯将相并列。有的儒者称孔子为“素王”，即指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朱熹首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并终身以孔子行为为表率。直至明清时代，以朱熹诠释的、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基本上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历代统治者都竭力尊崇孔子，为他建庙祭祀，赐给他后裔爵位和特权，并给孔子本人累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头衔，清康熙皇帝还亲为文庙赐“万世师表”匾等，孔子的名字似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代名词。虽然历代儒者都对《论语》加以某种改造，但像孔子思想中强调德治、重视教化、轻鬼神重人事、积极进取等内容，一直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仍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孔子博学多识，却“述而不作”，除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外，并没有系统阐述思想的论著。《论语》作为弟子后学整理的材料，在这方面起到了弥补的作用。《论语》全书记录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互谈论，多方面表现了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包括孔子的政治主张、教育原则、伦理观念、品德修养、文学理论等诸方面，还记载了他一些生活习惯和细节。可以说，《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生平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和释放的能量不可估量。赵岐曰：“《论语》者，《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也。”薛放曰：“《论语》者，《六经》之精华。”李元度曰：“《论语》所言之义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论，非诸经所能及也。《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各造其极，亦各不相谋，而简括处终不及《论语》。《论语》之文，能以数语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气，如化工之肖物，各无遁形。”陈沣说：“经学要旨，皆在《论语》中。”董仲舒认为，《论语》可以折狱。就是说，《论语》是刑法甚至一切基本法律的渊源。辜鸿铭曰：“半章《论语》可以振兴中国。”《论语》还影响到了后世的著述和笔法，比如，唐时的《女论语》、明时的《女四书》等都能看到《论语》的影子。

二、“四书”的推出与朱熹的贡献

所谓“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合称。元明清近600年间，“四书”一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论语》作为“四书”之首，自然成为士子们读书做官的敲门砖。它在当时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但“四书”的推出，和朱熹是分不开的。汉武帝时，立《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部经书于学宫，为“五经”，设五经博士。《论语》此时尚未取得与“五经”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东汉，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论语》才进入经书行列，与《孝经》一同加在“五经”之上，称为“七经”。唐代以《易经》《诗经》《尚书》《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春秋谷梁传》合称“九经”。“九经”以外，要求所有人都得研读《论语》《孝经》，称作“兼经”。唐代学制中规定：《论语》《孝经》为共同必修科目。科举中有“明经”一科，无论主考何经，《论语》《孝经》皆为共同必试。

宋代，以程（程颐、程颢）朱（熹）理学为主要代表的宋学兴起并盛行，将儒学的发展推到一个新阶段。宋学的特点是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发挥，因此，《论语》《孟子》等书，尤其受到宋代学者的重视，地位开始超出内容繁琐难懂的旧“五经”。河南洛阳著名理学家程颐非常推崇《论语》，他评价《论语》“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即治，则六经可并不治而明矣。”二程曰：“于《语》《孟》二书，知其要旨所在，可以观《五经》矣。”到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从《礼记》中抽取《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四书集注》，其中《论语》列于“四书”之首，至此，“四书”之名方始成立。

朱熹进一步发挥程颐的论点，说：“四子（即《四书》），六经之阶梯。”主张由易到难的程序，先读“四书”，再读“五经”。朱熹指出，“四书”是直接的孔孟之道，“五经”则是孔孟以前的“先王之教”。就理解孔孟思想、用以巩固封建统治来说，当然是前者更重要。因此他说：“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只可《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朱熹又打比方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从这个比喻来理解，熟饭可以当时就吃，易于消化；打禾为饭却要经过多道工序，急躁不得。因为《论语》《孝经》，篇幅较短，相对于深奥的“五经”来说浅显易懂。学子们大致识字后，读《论语》《孝经》，可为以后学习“五经”打基础。“五经”难度大，一般人毕生只能读通一经，能通两经以上的很少见。《论语》则是读书人必读之书。朱熹把《论语》奉为经典中的经典，进而把《大学》看成是“为学的纲目”、“修身治人的规模”。他说：“先读《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熹为写作《四书集注》，倾注了毕生精力，以其中《论语集注》而言，前后历时40余年，反复修改删订，使《论语集注》日益精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论语》这部书的极端重视。最后，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圭臬：《大学》——政治纲领、《中庸》——哲学核心、《论语》——基本原理、《孟子》——思想体系，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

经过朱熹平生不断的讲学传道以及和各学派间的争鸣论战，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理学）名声大作，逐步被封建王朝所重视，列为儒家正宗。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开始，朝廷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朱熹第三子朱在为皇帝阐述“为人主学之要”时，理宗皇帝说：“先卿《中庸·序言》之甚祥，朕读之不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绍定三年，改封朱熹为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 年），诏祀孔庙。咸淳元年（1265年），赐婺源祖地为“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南北对应。此后，素有“北孔南朱”之誉。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顺帝改封朱熹为齐国公，赋予朱熹崇高的享誉。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钦定“四书”、“五经”为科举必读之书，诏从朱氏传注。明景泰皇帝钦颁朱熹“素王”像，享受与孔子一样的恩荣。从此，朱熹的学说（闽学）正式成为官学，影响我国封建社会近700年时间。根据朱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清康熙皇帝的颂词比较确切地总结了朱熹一生的历史功绩：“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朱熹为“十哲之次”，配享孔子。汉代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先贤儒者，能享受到如此礼遇的，朱熹是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

总之，现代人研究孔子及其儒学，是站在朱熹这一巨人研究成果的肩上。前一段时间，联合国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提出，要构筑和谐的世界，必须用中国的孔孟、朱熹的思想来规范世界、治理世界。如今，孔子像及其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置于联合国大厅显著位置，这是世界人民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认可，更是中华民族的自豪与骄傲。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