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积极鼓吹者

——读司马迁《史记·书·礼第一》

楚  欣

何谓“礼”？《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最初的礼，是通过祭祀神灵以求幸福的一种宗教活动形式。之后，礼衍化为多种含义，其中最重要的，礼乃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记》指出，“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朱熹则称，“礼，谓制度品节也”。因此，“齐之以礼”即按礼的规范行事，是阶级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制度。

作为仪式的礼，种类很多，有吉、凶、军、宾、嘉等“五礼”之说。但不管什么“礼”，都要反映同一个理念，即恭敬。举行礼仪时还要有乐舞配合。孔子盛赞西周的礼乐“郁郁乎文哉！”可见这种活动当时的内容和形式都已相当完备。

那么，礼因何而来？其內涵、功能，以及如何运用它来治理国家呢？汉代的司马迁对此有系统的诠释，这就是《史记·书·礼第一》。作者认为，“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制仪，其所由来尚矣”。意思是，研究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因人情（指人的欲望）而制定礼，依据人性而制定仪，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由于人的欲望是多方面的，且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必须制定礼。“是以故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婚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

司马迁之所以要专题谈礼，与现实有关。汉代初始，礼“大抵皆袭秦”。到了汉文帝，因其“好道家之学”，认为礼太多无益于治理国家，去掉不少。汉景帝执政时，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削藩“以安古今之制”，导致七国之乱。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王提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强烈要求，景帝不得不杀了晁错。七国之乱虽被平息，但礼制也不太为人所提。汉武帝继位，曾下令让“儒术之士”制定礼仪，但这些人议而不决，十几年了都不见成效。有的还说，古时候太平盛世，万民和喜，天下有瑞祥降临，才能制定礼仪，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汉武帝知道后很恼火，下诏给御史说，“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偏狭，不可勉与！”严厉批评上述言论，指出汉家如不把典章制度传下去，就无法对子孙交待。他立即颁旨，以太初元年改定历法，变易服色，封祭泰山，制定宗庙和百官的礼仪，“作为典常，垂以后世”。

正因为汉武帝对礼制的重视，司马迁在《书·礼第一》，对其作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礼由人起”。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达不到必然愤怒，愤怒不加控制就发生争斗。争斗则乱。为此，古代帝王制定礼仪来滋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欲望不因物的不足而受到抑制，物也不因欲望太大而枯竭。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也就是养。即五谷杂粮，养口；椒兰芬茝，养鼻；钟鼔管弦，养耳；刻镂文章，养目；疏房床笫几席，养体。

司马迁接着指出，君子的欲望，一方面得到滋养（供给），另一方面要受“辨”的限制。所谓“辨”，就是辨识贵贱，使其有等级；辨识长幼，使其有差别；辨识贫富、轻重，使其有相称的待遇。这就是礼。基于此，士出生入死，邀立名节，可以养护他的生命；轻财好施，挥金如土，可以保护他的财产；谦恭辞让，循循多礼，可以保护他的平安；知书达礼，温文尔雅，可以涵养他的性情。反之，苟且偷生，必死无疑；为一己之利，必受损害；贪图安逸，必有危险；固执性情，必致灭亡。因此，圣人处处讲礼义，凡事做到两全其美，任情尽性的人则不懂得这样做，以致两者均失。儒家的学说是教人如何获得两全其美，墨家的学说则相反，让人二者皆失。

司马迁进而指出，礼，“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按照礼去做，就可以得天下，令诸侯臣服；不按礼做，则会搞得国破社稷倾覆。他认为，坚韧的甲胄，犀利的武器，不一定能打胜仗；高厚的墙体，宽深的沟池，不一定能守得住城；严酷的法令繁多的刑罚，不一定能增加威严。只有按礼办事，才能成功，否则事事皆废。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论断，书中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秦楚之战，楚国失败，被“分而为四”，并非缺少坚甲利兵与险阻，而是统治者“非其道”（没有按礼办事）。二是武王伐纣，纣王“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并非号令不严、刑罚不峻，也是因统治者“非其道”（没有按礼办事）。相反，有的地方，百姓无须聚集起来守城，城外也未挖掘防守用的沟池，更没有建立坚固的阨塞要地，却能够平安无事。为什么？因为管理者懂得礼义，对百姓分财能均，役使有时，并且推诚相爱。百姓听命，如影随形，如响附声。即使偶尔有不服从命令的，以刑罚处治他，也能知罪认罪。总之，遵行礼义之道，万事能行；不遵此道，诸事皆废。古时候帝尧治理天下，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大治，做到了“威虽猛厉而不使，刑罚厝置而不用”。

说到这里，司马迁着重指出，天地是生命的本原，先祖是宗族种类的本原，君主与业师是国家治理、安定的本原。没有天地哪有生命？没有先祖，人怎能来到世上？没有君主和业师，国家怎能得到治理？这三者缺少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安定。因此，奉事天，奉事地，尊敬先祖而隆遇恩师，是礼的三项根本大事。奉事天，帝王得以太祖配天而祭之，诸侯则不能这样想这样做，大夫、士更不行(庶人甚至无庙可祭,只能祭于寝——居所)。贵贱有别，各有定制，这是礼的根本。它体现了尊者奉事尊者、卑者奉事卑者，应大则大，应小则小的原则。

对于大祭祀飨神的诸多细节，司马迁谈得相当具体。他指出，祭祀贵本而亲用。贵本是形式，称为“文”；亲用符合实际，叫做“理”。两者相合，再加入礼的初始状态那种质朴性，才算有文有质，达到礼最隆盛完美的阶段。可以说，凡礼都始于简略疏脱，加上文采，才算完成。文采又不可过盛，需要加以取舍，以合实用。所以，完备之极的礼，情文并茂；次一等的，文胜于情，或者情胜于文，二者具其一；最下等的是违背情性，浑浑噩噩，有同于无。完备的礼能使天地和谐，日月光明，四时有序，星辰运行，江河流动，万物昌盛，好恶有所节制，喜怒无不适当。

司马迁因此赞美道：这样的礼完美极了！作为人道的最高准则，它本末相符，首尾呼应，富于文采而有所节制，明察秋毫而不繁琐，使人心悦诚服。天下遵从它就能得到治理，反之就会生出祸乱。礼的本身太博大了，那些擅自制作的典章制度，以及狭隘、浅薄的理论，与之相比较，都会自愧渺小。礼本身太高尚了，那些粗暴、傲慢、放纵、浅露而又轻俗自高的人，与之相比较，都会自觉形秽。特别是，设了绳墨，就不能再以曲直相欺；悬挂秤锤，就不能再以轻重相欺；将圆规和角尺摆出来，就不能再以方圆相欺；君子精审于礼，就不能再以狡诈虚伪相欺。因为，绳墨是直的标准；秤锤是轻重的标准；圆规和角尺是方圆的标准；礼是人道的标准。守礼法的人才配以礼相待。他还特别指出，能得礼之中道，不偏不倚，又能事事思索，不违情理，叫做“能虑”；能虑而又不变易礼法，叫做“能固”。能虑能固，加上对礼的无比喜好，就是圣人了。天是高的极点，地是低下的极点，日月是明亮的极点，无穷是广大的极点，圣人则是礼义之道的极点。

《书·礼第一》篇末，司马迁指出,文采繁多而人情淡薄，是过盛的礼；文采不足而人情浓厚，是简易之礼；文采和人情互为表里，且配合适中，是礼的中流。君子，之所以上能得过盛之礼的文采，下能得简易之礼的人情，又不离中流之礼，因为君子的本性乃守中道，不偏激，又能严格以礼义的范畴作为行动的指南。君子之外是平民百姓。君子和平民百姓之间，便是圣人。他们既不像君子那样拘泥，也不像平民百姓那样疏忽，而是能够周旋左右，随着态势的变化而变化，始终不失礼的次序。所以，圣人道德深厚，是多行礼义的积累；气势恢弘，是礼义拓广的结果；道德高尚，是礼义隆盛的原因；心智聪明，是事事尽礼的缘故。

以上所述,就是司马迁对礼的诠释。作为维系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秩序的礼，司马迁将其列为八书之首写进《史记》，可见他的重视。笔者读后，有三点感触比较深。

一、司马迁对礼产生的认识。他认为，“礼由人起”，“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制仪”。意思是，礼乃人的自身需要，并且根据自身的特点而制定。纵观世界，古往今来一切规章、制度、协议、条约的产生，无不如此。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看到了这一点，很了不起。

二、司马迁对礼核心本质的解读。他认为，礼的核心本质就是等级、秩序，即“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即体现了一个原则，所有的礼必须是“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不能颠倒，也不能超越或改变。否则，礼就受到破坏。

三、司马迁对维护礼教秩序的态度。他之所以写“礼”，是为了配合汉武帝“定宗庙百官之仪”而制造社会舆论。他深知，礼对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一而再，再二三，不厌其烦地强调，要严格按照礼来办事。可以说，他是礼的积极鼔吹者。

历史到了近现代，旧礼教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遭到了人们的痛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甚至在《狂人日记》中，借主人公的口，对旧礼教“吃人”的现象发出呐喊。这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聵。不过，如何认识礼，要有历史的眼光，不能全盘否定包括司马迁在内的一切对礼作过正面诠释的古代学者。因为那样做违反科学态度。更何况，礼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统治者的残暴与贪婪，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鼔励人们从善，等等。因此，历史地辨证地看待它，既做必要的批判，也应适当的肯定。至于今天，不再带有宗法制与等级性的礼仪文明，关乎一个人的修养和品行，乃至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气质，更值得我们重视。正所谓，国立，需要知礼；人立，也需要知礼，“不知礼，无以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