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繁而简是汉字的发展趋势

提起汉字的发展趋势，首先应该说一说它的历史。

汉字，无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据考证，与汉字齐名甚至更早出现的文字还有，如5500多年前两河流域（主要在今伊拉克境内）苏米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5000年前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人创造的圣书字。这两种文字与汉字一样，也是由象形文字发展为表意文字，但它们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消失，惟有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演变而来的汉字，还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汉字是世界上惟一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有的专家称，“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有的学者认为，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些赞誉都不过分，汉字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世界上其他文字难以比拟的。已故的香港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甚至说，“我们靠汉字统一国家”。

汉字的起源有各种不同说法，如八卦、结绳、刻契，乃至于神人仓颉所造。但这些都只是传说，真正具有价值的是考古所得，即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被发现的甲骨文，它是目前已知的汉字最初的形式。当然，从甲骨文的成熟度推断，在它之前应该还有更古老的文字，只是目前暂时尚未发现。

李梵的《汉字简史》、左民安的《汉字例话》都指出，汉字自甲骨文开始，经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发展至今，就笔画而言，总体趋势是由繁而简。即汉字的简化，与汉字的发展是同步的。例如“羊”字，早在甲骨文就有繁简之分。“蛾”字在小篆，“鳖”字在楷书，也有繁与简的不同写法。“车”字从大篆到小篆，更是由两个“”加两个“戈”简化成为一个“”。如今，人们还可以从汉魏以来的陶器与碑刻中发现一些简体字，如“尽”、“烛”、“麦”，而简体字的大量流行则是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记得二十多年前，笔者在邵武市博物馆参观时，就看到明代人书写的简体字。最近读到一篇介绍，说刘复、李家瑞所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收集到的俗字（即简体字）多达6240个字，其中与今天《简化字总表》相同的有330个字，如：宝、实、礼、阳、声、罗、医、义、党、战、会、怜、台、归、个、虽，等等，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原来汉字简化并非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而是自古迄今，走过了相当漫长的历程。

虽然汉字简化在历史上曾广泛流行于民间，但没有合法地位，难以登大雅之堂。例外的是太平天国时，政府的印玺、公文、布告、书籍，曾使用宋元以来的“俗字”（其中100多个简体字，八成为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方案》所采纳）。五四运动之后，提倡汉字简化的人越来越多，最著名、最出力的当推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他认为，“汉字的字体，在数千年中是时时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体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但至今汉字的繁难，还是“学术上、教育上之大障碍”，因此必须加以简化。1922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要求承认简体字的合法地位。提案连署人有黎锦熙、杨树达、陆基等名家。1935年，钱玄同抱病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8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立刻遭到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1936年2月，政府被迫再下一道命令，表示“不必推行”，从而宣告此次推行简体字之举的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经历了规模最大并借助行政力量加以引导的一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是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因为旧社会老百姓穷，读书的人很少，致使建国初期的文盲约占总人口的八九成，而汉字笔画复杂，扫盲起来难度很大，这就使得汉字简化势在必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他的有关报告中，提出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第一项就是“简化汉字”，方针为“约定俗成，稳步前进”。这个做法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的欢迎。

汉字简化的具体过程是：1950年，有关部门编制了《常用简体字登记表》；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入常用简体字555个；1954年拟订《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通过后，在报刊上发表；1955年9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修正草案，接着与教育部联合召开会议讨论，提出修正意见；1956年1月28日，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最终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汉字简化历经了五六年的时间，党和人民政府对这一工作是相当慎重的。

《汉字简化方案》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称《汉字简化第一表》，共收230个简化汉字，立即可以应用；第二部分称《汉字简化第二表》，共收285个简化字，试行两个月后再正式推行；第三部分称《汉字偏旁简化表》，一共列了54个简化偏旁，先试用两个月经修正后再推行。

为什么第一、第二两表所列的简体字只有515个，后来的《简化字总表》收入的简化字却多达2238个字呢？显然是偏旁简化所带来的结果。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东汉的文字学家许慎的名著《说文解字》。这是我国古代一部分析字形、解读字义、辨识字读的大型字书。许慎之所以要给他的书起这样的名，是有原因的。他解释道，“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古代文字学家因此称单体字为“文”，例如“人”、“日”、“月”、“心”，单体字不能分解，只能说明，故曰“说文”；合体字（形与声的结合） 叫“字”，例如“仙”、“骄”、“论”、“绸”，其结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需要剖解，便称之为“解字”。“说文”与“解字”，说法虽然不同，但都是对汉字的解读。汉字中的合体字很多，偏旁简化后，简体字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比如作为偏旁的“车”、“马”、“言”、“金”，一个偏旁所带出的简体字多达几十个甚至一百多个。

《汉字简化方案》实行二十年之后，1977年12月20日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由于准备仓促，没有广泛征求意见，有相当一些汉字简化欠妥，如“舞”简化为“午”，“龄”简化为“令”，很容易产生误解。这个方案受到了专家与广大群众的批评，1986年被国务院废止。然而直到今天，它的负面影响还是没有完全消除，即有些人图省事仍在使用，如帮助的帮字写成“邦”；师傅的傅字写成“付”；篮球的篮字写成“兰”，带来了不应有的混乱。

新中国汉字简化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时至今日，这个利国利民的改革，却受到了争议乃至于非议，说汉字简化破坏了汉字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四种造字的法则与转注、假借等两种用字的法则，概括为“四体二用”），挖苦简体字是“厂”房空空，“开”关无门，“亲”人不见，“爱”心不在，并说简体字难看，不利于书法的创作。对此有学者指出，这种指责毫无道理，因为是先有汉字，再有“六书”的归纳，而不是先有“六书”再造出汉字。如果死守“六书”，就没有了秦汉时期的“隶变”（由小篆发展为隶书），更不可能有以后的楷书出现。再者，按破坏“六书”的说法，《宋元以来俗字谱》所收录的“声”字，岂不是早已有声无“耳”了吗？其实，有的简化字，并非新造，实乃借用古体字。如“从”字，甲骨文、金文、小篆，都是两个站立的人，一个跟随一个，表示前后相从的意思，今天的简化，可以说是回归过去。再如简体字“气”，去掉繁体字底下的“米”，与甲骨文、金文、小篆的样子相似，堪称“反正”。至于书法创作，现在用的依然是繁体字，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有趣的是，在汉字繁与简的争论中，海峡对岸有人将繁体字称之为“正体字”。虽然他没说简体字是“非正体”或“伪体”，但明显是以“正统”的世袭者自居。另有人声称，要将台北打造成汉字艺术的“首都”。这些说法显然都不靠谱，因为自古以来，通用于世的汉字只有繁与简之分，并无正与非正之别，更没有哪一个地方有所谓汉字艺术的“首都”之称。

所有对汉字简化提出非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求彻底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这可能吗？笔者以为，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是在前人长期广泛探索使用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实际，为便利广大群众学习而推行的一项文字改革，符合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当时的实际需要，绝大多数都能为大众所接受。如果贸然废除简体字，必将给社会带来混乱，广大老百姓不会同意，正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更会强烈反对。其实，有些简体字妙不可言。例如“尘”，繁体字“　　　　　　[土]”有十几个笔画，简化后只剩下6个笔画，而且“尘”即小土，一目了然。比“　　　　　　[土]”为群鹿奔跑扬起沙土的解释更明白。再如“众”，三人为众，这是人们常说的话，甲骨文的众字，就是日头底下有三个人。到了金文，日头变成了眼睛，像是工头在监督劳动中的人，小篆也差不多，但竖眼成了横目。楷书“”，底下三个人的排列与过去有点不同。简体字“众”，去掉上部，三个人集中在一起，意思不是更清楚吗？

当然，应该注意的是，目前社会上对汉字的使用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乱造简体字，应该严肃对待，并加以纠正（笔者甚至建议，个别简化不够严谨的字可作修正）；另一种是滥用繁体字，主要出在对外宣传上。例如接待台港澳同胞或海外侨胞，会标常常用繁体字。1994年我访问新加坡时，发现新加坡也使用简体汉字，便与当地一位朋友交谈过此事，对方不客气地批评滥用繁体字的现象。他说，“这是违反联合国所规定的汉字书写法（简体字），发生在中国大陆，更不可思议，我看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是一种缺乏自信、开历史倒车的表现。”

这个批评是中肯的，我们应该虚心接受，并拿出足够的信心，坚持正确使用简体字，以维护汉字的尊严与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