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梁书》
《梁书》是一部现存关于南朝梁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书，记事起于梁天监元年（502）梁武帝萧衍称帝，止于陈霸先灭梁的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八部，是研究南朝齐历史不可缺少的典籍。该书叙事简严，文字朴素，力戒辞藻的华丽与浮夸，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梁书》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
姚察(533—606)，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人。少时喜为文。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任秘书监领著郎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授秘书丞、晋王侍读，袭封北绛郡公，授太子内舍人。位居高官，嗜好藏书，布衣粗食，以书为乐，博通典籍，无所不览，善为文章，精于史学。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国史”，未竟而卒。临终时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另著有《说林》、《建康三钟记》、《玉玺记》、《汉书训纂》、《西聘道里记》等等。
姚思廉（557—637），名简，以字思廉行。姚察之子。少好史学，聪颖勤奋，从父读《汉书》，尽得家学。见闻博广，才华显露。一生经历了陈、隋、唐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在隋，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隋大业五年（609），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浚同修《区宇图志》。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贞观初（627）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三年(629)，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姚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等同撰梁、陈二史。
姚思廉在纂修《梁书》的过程中，有着比较详实的史料基础。据有关记载，在梁朝就有：沈约的《武帝本纪》、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萧子显的《普通北伐记》、萧韶的《梁太清记》、谢昊的《梁书》、 萧世怡《淮海乱离志》等等；入陈也有：许亨的《梁史》、姚察《梁书帝纪》、刘璠的《梁典》、何之元的《梁典》、阴僧仁的《梁撮要》等等；在隋还有：姚最的《梁后略》等。诸些均为姚思廉编撰《梁书》时可供参考的重要典籍。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史料当属其父姚察的《梁史》草稿。《陈书·姚察传》称：“察所撰《梁》、《陈》史，虽未毕功，隋文帝开皇之时，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进上，今在内殿。《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涕泣奉行。”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也说：《梁书》是姚思廉“凭其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提到：“思廉本推其父意以成书，每卷之后，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二十五篇，题史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一篇。盖仿《汉书》卷后题班彪之例，其专称史官者，殆思廉所续纂欤？”由此可见，姚思廉撰《梁书》，类似于班固继班彪而成《汉书》，司马迁继司马谈而成《史记》。贞观十年（636），姚思廉最终撰成了《梁书》与《陈书》。由于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与《陈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徵主持梁、陈、齐、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梁书》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中有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征曰”的。《梁书》与《陈书》的完成，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其子思廉对《梁书》与《陈书》的续撰、整理与定稿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没有姚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书》与《陈书》均题为：“姚思廉撰”，后人从无异议。这两部史书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学风格。书成的第二年，即贞观十一年（637），姚思廉去世，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许葬于昭陵。
《梁书》五十六卷，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记事起于梁天监元年（502）梁武帝萧衍称帝，止于陈霸先灭梁的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八部，是研究南朝梁历史所不可缺少的史籍。
《梁书》虽仅有“纪、传”，但所载的内容颇为丰富具体，尤其是收录了许许多多诏册、奏表、书札、文赋等，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其特点主要有：
首先，梁朝一代历经五十六年，梁初之疆土为南朝最大者，而梁武帝的统治即占了四十六年。《梁书》的“帝纪”六卷，包括：“《武帝纪》三卷、《简文帝纪》一卷、《元帝纪》一卷、《敬帝纪》一卷”。以三卷之篇幅来记载梁武帝，这对全面记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则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其列传第五十《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了整个历史事件的经过与影响，颇资参鉴。
其次，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由于梁武帝十分笃信佛教，佛教因此而非常兴盛，当时中外僧人往来增多，与亚洲西南诸佛教国家亦多有交流，对社会生活的各层面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姚思廉在纂修《梁书》时，注意到了这一突出的社会现象。所以，《诸夷传》等所载的异域国家、各少数民族凡三十二，比《宋书·四夷传》所载多出了许多，此乃研究中国与西南亚诸国友好关系极重要的材料。《梁书·武帝纪》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例如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等史实。
第三，《梁书》的“列传”五十卷，包括：“《皇后列传》一卷、《太子列传》一卷、《诸王列传》五卷、《大臣列传》三十四卷、《孝行列传》一卷、《儒林列传》一卷、《文学列传》二卷、《处士列传》一卷、《止足列传》一卷、《良吏列传》一卷、《诸夷>)列传一卷、《侯景列传》一卷”，用了很大的篇幅为大臣、学者立传。仅《儒林》、《文学》两传，就为42名学者立传，《处士》传中也有记载学者的。例如：为沈约、江淹、任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人立传，使后人了解与研究当时的史学成就与概况，获得很多的文献根据。为钟嵘、刘勰立传，反映了《诗品》与《文心雕龙》这两部文学批评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为阮孝绪立传，可知其所著《七录》对古代目录学的革新与影响。为陶弘景立传，叙述了他对于医药科学的促进与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列传第四十二《范缜传》，收录了《神灭论》与《无因果论》等珍贵的思想史文献。尤其是《神灭论》一文，详细介绍了唯物论思想家范缜的“神灭论”主张，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并大加称赞说：“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也体现了姚思廉本人的远见卓识。
第四，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其主要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因此连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了修史活动。姚思廉受诏而纂修《梁书》与《陈书》，也围绕着突出“以史为鉴”的宗旨，注意着眼于前人得失成败经验的总结与功过是非的评价。例如：他在《武帝本纪》三卷之末的史论中，就明确指出：梁之兴国， 缘自“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之亡国，在于“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比较客观地总结与评述了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与经验教训。此外，他为良吏立传，《庾荜传》叙俭朴廉洁，《沈瑀传》记其执法严明，《孙谦传》称其体恤民情，《何远传》赞其抑富扶贫；为侯景等“悖逆”之人立传，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其篡盗之祸。
第五，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学素养，所撰史文，仿效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不好铺张，简洁朴素，力戒辞藻的华丽与浮夸，且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过：《梁书》“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亦不能过。”在《二十二史劄记》中又说：“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其“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诸此评价，还是合乎《梁书》文风与笔法之实际的。
当然，《梁书》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首先,记事多所曲笔, 增美讳恶，如《敬帝纪》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以致篇幅过于臃肿。其次，书中颇多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等宗教迷信的陈腐庸俗之言。第三，不立《方技列传》，致使当时许多科学家的事迹失载，说明姚思廉至少不够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还特意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史迹。第四，在记事记人方面，也有互相牴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内容与篇目上，亦间有漏略。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
《梁书》以宋蜀大字本为最早，明有南监本与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有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等，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等比较通行。颇便读者阅读的有中华书局1974年的校点本（《二十四史》校点本之一），龚书铎主编《白话精编二十四史·梁书》（巴蜀书社 2012年1月版），亦可供选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