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西厢记》导读
李连生
《西厢记》是文学史和戏曲史上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典范作品之一。《西厢记》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对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进行大胆挑战，并塑造了张生、莺莺和红娘三个真实深刻、且充满个性、斗争性和喜剧性的人物。此剧突破元杂剧一本四折、一人主唱的传统结构，剧情跌宕起伏，语言既华美秀丽又通俗自然，对后世影响深远，被誉为“天下夺魁”的“化工”之作。
《西厢记》，元杂剧，五本二十一折，元王实甫著。
王实甫，生平不详，名德信，字实甫；一说名信，字实父，大都（今北京）人。大约与关汉卿同时期。早年为与歌妓关系密切的书会才人，晚年为幽居园林的隐士。
《西厢记》的题材，最早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莺莺传》写张生与崔莺莺恋爱，但张生终于变心，认为莺莺是天下之“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遂将她遗弃。当时人们还称赞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善于补过”。小说显然是站在张生的立场，美化张生，为他的薄幸行为辩护，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如宋代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畤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其他如小说有南宋《绿窗新话·张公子遇崔莺莺》，元初罗烨《醉翁谈录·莺莺传》；戏剧作品如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官本杂剧”名目中有《莺莺六么》、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金院本名目中有《红娘子》和《梅香》，但均无剧本流传。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金章宗时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简称《董西厢》。《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他将只有三千字的《莺莺传》发展到五万字篇幅，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细节，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为王实甫《西厢记》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实甫的《西厢记》吸收了《蝶恋花鼓子词》同情莺莺悲剧命运的观点，借鉴了《董西厢》改负心人张生为痴情种的写法，将崔、张故事由一个始乱终弃的悲剧改为青年男女的自主婚姻战胜封建礼教的喜剧，从主题思想到人物性格都有重大突破，成为一部爱情戏的杰作。
故事讲前朝崔相国病亡，夫人郑氏携女崔莺莺，送丈夫灵柩返乡安葬，途中暂住河中府普救寺。崔莺莺年方十九岁，父亲在世时，已将她许给郑尚书之长子郑恒。张珙本是礼部尚书之子，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他赴京城赶考，途中在普救寺游玩，巧遇到殿外玩耍的小姐，一见之下，惊为天人：“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莺莺此时也留情张生，回顾觑盼，惹得张生“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为能再见莺莺，也不去京师应举，转求方丈借宿，住进西厢房和莺莺成为邻居。得知莺莺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于是墙角吟诗一首，莺莺也随即和诗一首，二人更增爱慕。
叛将孙飞虎听说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便率领五千人马，将普救寺围困，限老夫人三日之内交出莺莺做他的“压寨夫人”。危急之中夫人声言：“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张生毛遂自荐，先用缓兵之计，稳住孙飞虎，然后写信给好友杜确，派兵前来，打退孙飞虎，救了小姐。然而老夫人在酬谢席上却以莺莺已许配郑恒为由，让崔、张结拜为兄妹，拒绝了婚事。张生痛苦异常，害了相思病，趁红娘探病之机，托她捎信给莺莺，莺莺回信约张生月下相会。当晚张生急欲与小姐相见，便跳墙而入，莺莺反痛斥张生举止不端，致使张生病情愈发严重。后经红娘撮合，莺莺借探病为名，到张生房中与他幽会。
老夫人对莺莺产生怀疑，逼问拷打红娘，红娘反驳，据理力争，指出老夫人言而无信、背义忘恩之过，老夫人无奈，告诉张生欲娶莺莺，必须考取功名方可。张生考得状元，写信向莺莺报喜。这时郑恒来到普救寺，谎说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女婿。于是老夫人再次将小姐许给郑恒，并决定择吉日完婚。恰巧成亲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征西大元帅杜确也来祝贺。真相大白，郑恒羞愧难言，含恨自尽，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
《西厢记》结尾云：“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该剧的点睛之笔，振聋发聩，惊世骇俗。关汉卿在《拜月亭》中提出：“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白朴在《墙头马上》中提出：“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王实甫对“情”的关注，比关汉卿、白朴更进一步。因为关、白的良好祝愿，还是针对已婚的夫妇而言，而王实甫所祝的“有情人”，则包括那些未经家长认可自主恋爱、私订婚姻的青年。他希望所有恋人能够如愿以偿，等于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内，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他写的崔、张故事，贯彻着这一题旨，从而使由《会真记》以来流传了几百年的题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王实甫笔下的张生，不再是始乱终弃的无行文人，而是一个执着专一的“志诚种”：忠于爱情，痴于爱情。与莺莺一见钟情，便放弃科举考试，求借厢房，附斋追荐先考，均是为了寻求接近莺莺的机会。又为了莺莺修书退贼，表现出追求爱情的勇气和解决危难的机智；为莺莺而废寝忘餐，相思罹病，绝望之际甚至想悬梁自尽；最后亦为莺莺而赴京应试，金榜题名后不负初心、赶回来迎娶心上人，这些无一不是爱情的力量。同时他也有天真忠厚，不谙世故的书生气。如初见红娘便迫不及待自报家门说：“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被红娘抢白：“谁问你来？！”红娘并讥其为“文魔秀士，风欠酸丁”的“傻角”。听老夫人允诺退兵者即可娶小姐，便云：“即是恁的，休唬了我浑家，请入卧房里去，俺自有退兵之策。”这些均令人捧腹，增添了作品浓厚的喜剧色彩。
莺莺，美丽而多情，对待爱情执着，为追求理想爱情，不惜离经叛道。相国小姐的身份，使莺莺不得不做出“好人家风范”，然而深闺寂寞，虽不满父母包办的婚姻，亦无可奈何，“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与张生邂逅，一见倾心，“从见了那人，兜的便亲。”她外冷内热，月下隔墙吟诗，大胆吐露心声，但毕竟受礼教约束，感情丰富而外表贞静，故常表现出与内心不符的“假意儿”。之所以“赖简”反悔，“忌的是‘知母’未寝，怕的是‘红娘’撒沁。”既担心母亲知道，亦怕红娘不作美，在没有完全弄清楚红娘的态度之前，虽利用红娘传书递简，却不敢吐露心声。同时也担心张生“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莺莺内心世界的彷徨、矛盾与骚动不安，通过作者细腻的笔触生动感人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有关崔张的故事中，红娘的形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会真记》里的红娘，地位无足轻重。《董西厢》里的红娘，则成了崔张结合不可缺少的助力。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又赋予红娘新的面貌，成为全剧的“戏胆”。五本二十一折戏中由红娘主唱的戏占了七折，如今红娘的名字在民间已成为乐于助人、成人之美的象征，便缘于王实甫的塑造。剧中的红娘机智泼辣，富有正义感，之所以充当崔张的“撮合山”，是不满老夫人的背信弃义，同情崔、张为爱情而苦恼，成人之美。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对爱情追求的认同。她不仅是见义勇为，而且是缘情反礼。王实甫写她从一开始不动声息地协助崔张，以至后来为他们两肋插刀，具有积极主动地帮助“有情人”的侠气。汤显祖说王实甫笔下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他以运筹帏幄的“军师”比喻红娘，这无疑是看到了她在崔张爱情纠葛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从而给予高度的评价。
元人杂剧一般以四折来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则突破一本四折的惯例，达五本二十一折，竟像是由几个杂剧连接起来演出的一个故事的连台本戏。在每一本第四折的末尾，既有“题目正名”，标志着故事情节到了一个转折性的段落；又有很特别的【络丝娘煞尾】一曲，起着上联下启沟通前后两本的作用。有些折段，《西厢记》还突破了元杂剧一人主唱的通例，从塑造人物出发，采取多人演唱的形式，如第一本：第一折至第三折由张生唱；楔子由老夫人、莺莺唱；第四折由张生、莺莺、红娘合唱。第四本：第一、四折由张生唱；楔子、第二折由红娘唱；第三折由莺莺唱。
《西厢记》以莺莺、张生之间的爱情为主线，各本之间环环相扣。关目精巧，情节曲折多变，制造了成功的戏剧冲突。剧情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因以人物性格作依据，所以没有刻意的斧凿痕迹。
王实甫为元杂剧文采派的代表作家，明朱权《太和正音谱》称赞：“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明徐复祚《曲论》评曰：“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语言文雅绮丽，善于化用前人诗词句，情景交融，意境优美。如“长亭送别”折【端正好】曲云：“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同时语言雅中有俗，自然流畅，善于吸收民间口语。人物语言个性化，擅用不同的语言表现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如接下来【滚绣球】曲云：“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氏玉骢难系，恨不情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明后七子王世贞说“北曲故当以《西厢记》压卷”；李贽则誉它为“化工”之作：“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焚书•杂说》），许之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清代戏曲家李渔说：“自有《西厢》而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闲情偶寄》）。
《西厢记》的出现，深深地吸引了许多作者，改编增续之作多达三十余种，如陆采的《南西厢》、周公鲁的《锦西厢》、查继佐的《续西厢》、研雪子《翻西厢》、卓人月《新西厢》、周壎《拯西厢》等，艺术价值大多不高。因袭模仿之作则更多了，白朴《东墙记》、郑光祖《梅香》，文辞和情节，简直像《西厢记》的翻版；《倩女离魂》写折柳亭送别，也因袭《西厢记》长亭送别的场景。有些作家则善于从《西厢记》中汲取营养，像汤显祖的《牡丹亭》，孟称舜的《娇红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在继承《西厢记》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创造，从而取得了新的成就。
《西厢记》问世以后家喻户晓，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熟稔，明清文人还把《西厢记》与《国风》、《离骚》、《庄子》、《史记》、唐诗、四书五经相提并论，民间甚至视其与儒家经典《春秋》同样的地位，称之为《崔氏春秋》。明人李开先《词谑》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贡士过关,把关指挥止之曰:“据汝举止，不似读书人。”因问“治何经”,答以“《春秋》”;复问“《春秋》首句”,答以“春王正月。”指挥骂曰:“春秋首句乃‘游艺中原’，尚然不知，果是作伪要冒渡津关者。”责十下而遣之。贡士泣诉于巡抚台下，追摄指挥数之曰:“奈何轻辱贡士”，令军牢拖泛责打。指挥不肯输伏，团转求免。巡抚笑曰:“脚跟无线如篷转。”又仰首声冤。巡抚又笑曰:“望眼连天。”知不可免，请问责数，曰:‘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须痛责二十。”责已，指挥出而谢天谢地曰:“幸哉! 幸哉! 若是‘云路鹏程九万里’，性命合休矣!”
“春王正月”是孔子修《春秋》的首句，而“游艺中原”以下数句是《西厢记》开篇的曲文，不谙文句的低级武官竟以之为《春秋》，至巡抚高官亦且熟知，可见《西厢记》地位之高、流传之广和影响之大。
金圣叹《第六才子书》云：“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日后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天地妙文。”不过，封建统治者却视这样的“妙文”为洪水猛兽，一些道学家诅咒王实甫“嚼舌而死”。故《西厢记》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受到禁毁、歧视。清朝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朝廷下令将《西厢记》、《水浒》列为“秽恶之书”，认为“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下令查禁“淫词”，指出“《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当然，《西厢记》是禁不了的，某些封建统治者的态度，只能从反面证明它影响的巨大。
尽管王实甫《西厢记》的原本已经失传，但明代以来坊间出现了大量《西厢记》刊本。据不完全统计，迄今所知《西厢记》明刊本有110种左右，清刊本有70种左右。现存最早的《西厢记》全本是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金台岳家重刊本《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五卷），清代刊本中则以金圣叹批点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影响最大、最为风行，其批语虽妙，但也有强作解事，乱改原文之病。现代刊本中，则以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最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在戏曲舞台上，《西厢记》更是演出不衰，京、昆、蒲、豫、川、滇、闽、赣等剧种，都把它改编上演，多少年来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