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韩昌黎集》导读

欧明俊

《韩昌黎集》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诗文全集。韩愈凭其天才、气魄以及雄厚的学力，成为文学大家。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诗文理论与作品改变了一代文体文风，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谓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三岁而孤，随兄嫂贬官岭南，后兄丧，由嫂郑氏抚养成人。他幼时孤苦，自知勤学，日诵千言，《新唐书》本传载：“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擢进士第，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因坚正耿直，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后迁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因上书言关中旱饥，德宗怒而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因谏宪宗拜迎佛骨入内，几处极刑，后被贬为潮州刺史。晚年任吏部侍郎，故世称韩吏部。卒于长安，谥号文，世称韩文公。韩愈其为人耿直，故才高而数黜官，然自入仕以来，勤政非常，竭力维护国家统一，以孔孟儒学为本，攘斥佛老。喜提携后进，任四门博士期间，敢为人师，召诸生立馆下，诲之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之名言。

韩愈被世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倡导的“古文运动”，改变了唐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其创作革新了一代文体文风，更是成为时人和后世的典范。“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对韩愈的赞美，视韩愈一生，并非过誉。杜牧将韩愈古文同杜甫诗相提并论，称为“杜诗韩笔”。

韩愈思想立根儒家，贵王道，主张重建儒家“道统”。他在《原道》中写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韩愈欲振儒学“正统”于崩乱之世，以解救时弊，以平天下国家。其时，藩镇割据，佛老蕃滋，韩愈尊儒排佛，又排杨、墨，以为杨、墨偏废正道，以“霸道”伤仁义之本。韩愈思想中的复古倾向，皆与中兴的愿望相关联，故而虽贱“霸道”，却又欣赏管仲、商鞅的功业。同时人一样，韩愈复振儒学的意图，即在于通经致用，也正是改变时弊的愿望，促使其着力变革文体文风。

韩愈在倡导“古文运动”时，提出一系列鲜明而系统的古文理论主张。韩愈尊儒排佛，文学观反骈重散，排斥六朝以来华靡无用之文风，主张回归传统，复归素以为绚的质朴散体。 “文以载道”是其古文理论的核心，“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学古道则欲通其辞，通其辞则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作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道”的力量，韩愈心中的道，即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重答张籍书》），也就是儒家正统政治伦理观。但韩愈在具体运用“道”这一概念时，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正统，有时也外延出以某种理性思考为基础的关于宇宙自然人生的“道”，即法则。韩愈文学观中，“道”是凌驾于“文”之上的，贬低了追求美的文学性文章的独立存在意义，“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也”（《送陈秀才彤序》）。认为文只有在有助于明道前提下，才能算是真正实现其价值。但为了更好地实现“道”的目的，韩愈在以道为本的同时，并不完全否定文的作用，“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韩愈认为仁义与《诗》、《书》相融，事实上即是认为文、道相融，他在《答陈生书》中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又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认为文、道合一，终究无法完全分离。因此，韩愈也重视古文做法，主张学古首先需师法前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非三代两汉之文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以五经之书为文学典范，同时兼采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之长，旁推交通百氏之书，以成就其文，从而形成逻辑性与规范性的文体。不仅如此，韩愈一再排斥的六朝骈俪，也采取辩证的吸收的态度，在古文写作中大量变换和融合了骈文中的有益成分，并未给予完全的否定，这种变通的文学观较之前代古文家将屈、宋以后文尽排斥以为不足观的极端倾向有了进步，也使“古文运动”有了向前发展的生命力。韩愈主张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反对单纯模仿因袭，在《答李翊书》中，强调“唯陈言之务去”。他强调“自树立，不因循”，“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师法古圣先贤不是“师其辞”，而是“师其意”，要内化省察，化古人之意为己用，“处若忘，行若遗”，入乎其境，还要出乎其外。韩愈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与文章的情感力量，“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答李翊书》）认为作家的思想与心性影响着作品的境界与力量。他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说，认为“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由此提出“不平则鸣”说，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作品力量与共鸣产生的源泉。他主张“文从字顺”，规范了由口语中凝练而成的书面散体文风。韩愈的古文理论推动着“古文运动”前进，而其创作更是起着对中唐文体文风革新最直接的典范作用。李汉《昌黎先生集序》中提到韩愈当日作古文的情形：“时人始为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心益坚。其终，人亦翕然而随之以定。”正是韩愈百折不回的坚定，最终使“古文运动”取得丰硕成果。

韩愈散文各体如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均有杰作，其中古文创作尤佳。论说文约可分为两类。其一为宣扬儒家“道统”者，典范之作有《原道》、《原性》、《原人》等，大都是格局严整、层次分明的规范散体文。其中《原道》一篇，师法《孟子》之排调，《论语》之偶句，一正一反，交相跌宕，其议论手法，凌厉入骨，气势张扬，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其中转换起伏，虽似横转突接，其实文从字顺，正是意到笔随，如行云流水，而知其所当止而止。其二为讽喻社会，指责现状者，如《师说》、《论佛骨表》、《争臣论》者，大都逻辑清晰，论说分明，批判深刻。其中《师说》阐述从师求学之理，讽刺耻学于师之世态，感情强烈而真挚，观点鲜明，语言简明而有力，议论层层深入，抗颜为师，令人读之振奋。《论佛骨表》谏宪宗迎佛骨入内，逻辑清晰，笔力雄健，感情激越，全文汪洋恣肆，从古论今，反流俗，其耿直之心性，无忌之言语，使全文充满刚硬不可动摇之力。其论说文中滚滚而来的情感之流，正是其“不平则鸣”的强烈体现。

韩愈的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抒发其对世态人情的感慨，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送李愿归盘谷序》中，作者以锋利非常的笔力及千锤百炼的语言，表达对文人无法知遇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悲慨，感情浓重，几令人悲痛不能自已。韩愈的传记、碑志采史家笔法，简练平实，然叙事状物，栩栩如生，生动传神，不拘一格。如《张中丞传后叙》继承《史记》传统，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记叙张巡、许远守睢阳事，用笔精炼，而描摹传神。碑志中，如《平淮西碑》，采《诗》《书》之体裁，结构篇幅宏大，语言典重，淋漓尽致。墓志铭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均能据传主特点，别出心裁，尤擅细节描写，以二三琐事表现人物典型特征，构思巧妙有趣。然而，在大量墓志铭中，也有些“谀墓”之作，为时人所讥。《祭十二郎文》是抒情文中的千古杰作，突破传统祭文的骈体写作习惯，句式极其口语化，絮絮叨叨，不知所云之中，更见其伤痛欲绝，令人感动。韩愈还有一种“不可时施，只以自嬉”之作，如《毛颖传》，以虚构手法，为毛笔作传，滑稽传奇，隐喻现实，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韩愈的古文，或长或短，亦庄亦谐，如《进学解》、《杂说》、《获麟解》等。或问答，或铺陈，或比喻巧妙，或构思奇特，形式活泼，不一而足。为人所称道者，多短小精悍，针砭时事，刚劲犀利。其中尤以《杂说四》为胜，“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文章以马喻人，讽刺了世有高才而无伯乐的悲剧，呐喊对人才在乱世中不得施展的不平之鸣。韩愈为文，善于化用前人语言，提炼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

韩愈亦工骈文，骈文一直是他创作的独立文体类型，如《除崔群户部侍郎制》、《择言解》、《上兵部李侍郎书》、《好恶箴》）、《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状》等多种文体，事实上，在韩愈等古文家的文章中，往往大量地吸收了骈文的对偶、声韵等技巧和方法，因而，韩愈的古文成就并非完全是以排斥骈文为代价的，其古文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就了唐中叶以后骈文文体的革新。

韩愈诗歌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古文理论有暗合之处，重视情感的抒发，“抒忧娱悲”（《上兵部李侍郎书》），提倡创新，主张依循主观之想象裁剪意象，以达到不因循的效果。韩愈本以古文著名，其诗歌亦有不少佳作。有朴实平畅者，如《归彭城》；有清新隽永者，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平淡而有味；有雄大怪奇者，如《石鼓歌》；有朴素无华者，反映社会现实、庙堂得失、百姓疾苦，如《归彭城》、《龊龊》、《汴州乱》、《县斋有怀》等，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传统，语言平实流畅，接近白居易、张籍的风格；还有清新隽永者，如写景咏物诗《山石》、《南溪始泛》、《杏花》,抒情诗《题驿梁》、《答张十一功曹》等，堪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韩愈“以文为诗”，首先，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创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如《南山》等，诗体散文化，固然使笔法自由流畅,情感表达更为详尽，然而，也极易破坏诗歌本身的纯粹，使其丧失张力与完整性。其次，以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如《月蚀》等,排比层出，满篇雕绘,《城南联句》写长安诸物,亦是如此。这种形式固然奇特张扬，但堆砌晦涩。第三，以议论入诗，有时甚至通篇议论，如《君子法天运》,通篇用《荀子》的议论和语句为诗,味同嚼蜡，过分的议论严重削弱了诗歌的美感，沈括批评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韩愈诗歌创作，重技巧，求新奇，用字奇谲，用韵险怪，喜用拗句，即使是文意平浅的诗句，亦喜用奇字奇韵，如《陆浑山火》，全诗字眼古怪，陷入了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的文字游戏之中，虽是吐奇惊俗，然斧凿痕迹太重。

后人对韩愈诗歌褒贬不一，颂扬者如司空图说：“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题柳集后》）赵秉文以为“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与李孟英书》），叶燮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而贬抑者，如陈师道以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后山诗话》），章炳麟诸人对韩诗也多贬词。陈三立说：“不能病其以文为诗，而损偏胜独至之光价。”（《题程学恂〈韩诗臆说〉》）论断较为公允。“唐代诗歌一变于陈子昂，再变于李白，三变于杜甫，四变于韩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韩愈对诗歌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回挽了大历以来的浮荡诗风。韩愈另辟蹊径，以其奇崛险怪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一派诗风，完成了唐诗一大变，正是其自树立、不因循的古文创作思想的延续。他为中国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韩集古本，有宋方崧卿《韩文考异十卷》，为朱熹校定，最为精善，然传本颇少。南宋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为庆元六年刻于家塾， 1912年涵芬楼出版影印本。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韩昌黎集》。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真伦、岳珍校注的《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全面汇集宋元旧注、宋元及近代学术笔记，以及十多种明清至近代韩集注本和韩集校勘专著中的相关内容，史料发掘方面较前人有所突破。清朝顾嗣立、方世举、黄钺各有韩愈诗集单行注本，其中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较佳，2012年中华书局有再版。195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采集多家论说，重新系年编排，考释详备，2007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