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楚辞》导读

蔡彦峰

“风骚千古”，指的是《诗经》（以“国风”为代表）和《楚辞》（以《离骚》为代表）对中国诗歌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学所产生深远的影响。《楚辞》是继《诗经》之后中国诗歌的另一个重要源头，开启了浪漫主义的诗风。在体制、风格上《楚辞》都极具特点。楚辞这种文体与屈原有很重要的关系，屈原是楚辞的奠定者和代表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楚辞》，战国屈原等著，西汉刘向编辑。十七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

楚辞，原本是指产生于楚地的诗歌。作为诗歌类型、诗歌体裁之名的“楚辞”，在西汉初期已开始流行，西汉末刘向将屈原、宋玉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等人模仿楚辞体的作品编为一集，定名为《楚辞》，自此《楚辞》又有诗歌总集之义。从诗歌体裁来讲，之所以以楚辞为名，不仅是因为屈原、宋玉等人是楚人，更因为这种楚辞诗体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带有浓厚的楚地文化色彩，宋人黄伯思谓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翼骚序》）。这种地方文化色彩使楚辞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形式和风格特色。从风格上来讲，楚辞开启了浪漫主义诗风，成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从诗体上来看，楚辞句式参差变化、错落有致、独创一体，是《诗经》四言体之后，中国诗歌语言形式一次重大的发展，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楚辞以其光辉的成就泽及后世文学，影响极为深远。

《楚辞》的主要代表作者——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的事迹主要见于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屈原名平，字原，出生于楚国的公族，关于屈原的生卒年史无明文，因此后人根据《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两句，对他的出生日期进行推测，历来对《离骚》这两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以王逸为代表，认为“摄提”就是“摄提格”，即太岁在寅，也就是认为屈原出生寅年，目前一般由此推算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40年；二是以朱熹为代表，认为“摄提”并不是“摄提格”，而只是星名，这个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摄提贞于孟陬”即孟春正月，也就说屈原出生于正月的庚寅日，《离骚》在“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之后紧接着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单单寅日是不足以解释取得嘉名的原因的，而正月里能取得嘉名的日子只有三个：正旦、立春、人日。正旦、立春古来已有专名可用，不需要用干支来纪日，林庚先生认为《离骚》所说的“庚寅”只能是正月初七的人日，屈原的时代人日极为重要，又还没有专名的“人日”这个名称（人日这一风俗是到晋代才流行起来的），因此屈原只是用干支来纪日了。也就是说屈原是出生于正月初七这一天的，在楚宣王、楚威王两代里只有公元前335年的正月初七是庚寅日，林庚先生由此认为屈原出生于这一年。（林庚《屈原生卒年考》）

屈原是与楚王同出一系的贵族，既品质高尚、志存高远，又“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学识丰富，才华卓越，因此大概在20来岁的时候就任左徒一职，成为楚怀王的亲信，“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积极参与楚国的内政外交。就在屈原想奋其才智、矫世远图时，却遭到上官大夫的谗毁，《史记·屈原列传》云：“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政治上的挫折，对屈原的打击很大，他在苦闷彷徨中创作了《离骚》，抒发了诗人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爱国热情，表达了与现实黑暗和腐朽势力决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楚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楚怀王背齐合秦，楚怀王这种亲秦路线，与屈原联齐抗秦的策略完全背道而驰，也使楚国的外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国势日趋衰微，处处受制于秦国，屈原在激烈反对这种外交政策之后，终于在楚怀王二十五年左右被流放到汉北。期间创作了《思美人》、《惜诵》、《抽思》、《悲回风》等作品。

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眜，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援。太子横师傅乃慎到，与横同行。屈原复被招用。”（《史记·楚世家》）屈原在这一年（公元前300年）回到郢都，刘向《新序·节士》所说的“ 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 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指的就是这件事。楚怀王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欲与楚怀王会于武关，“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史记·屈原列传》）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楚怀王遂行，最终客死于秦。屈原对楚怀王客死于秦极为悲愤，讽刺、责难子兰等人劝怀王入关的行为，“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史记·屈原列传》）大概在楚顷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屈原被流放于楚国之“江南”即荆州之南、湘鄂一带，刘向《新序·节士》云：“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 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指的即是此事。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攻楚而拔之, 遂取郢。更东至竟陵, 以为南郡。烧墓夷陵，襄王兵散败走, 遂不复战。东北退保于陈城, 而江陵之郢不复为楚所有矣。（《史记·秦世家》）明朝汪瑗《楚辞集解》认为《哀郢》的创作背景就是秦将白起破郢，《哀郢》篇首云：“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衍?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显然是写一场大灾难中人民播迁流离的情景。后面又说“曾不知夏之为丘兮, 孰两东门之可芜”，楚国的宫室竟然变成了荒丘废墟，人来人往的东门也变得野草丛生，这更可见必定是发生了极为重大的事故，才会使楚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落到这种境地。再则本篇题为《哀郢》，也必然是郢都遭了巨大的劫难，才需为之哀悼。纵观顷襄王即位以后的历史，除了这一次白起破郢、烧墓夷陵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其它事件能使郢都变得如此可悲。所以《哀郢》的写作背景是秦兵拔郢，顷襄迁陈。（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楚国的节节败退使屈原充满绝望，遂决心以身殉国。《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瞧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醇？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于是怀石遂自沈汩罗以死。”目前一般认为屈原去世的日子是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

屈原是楚辞最重要的作家，是楚辞这种诗体的开创者，但是对于其现存作品的真伪，历来还有许多争议。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包括《史记·屈原列传》所引的《怀沙》，这几篇应该是可信的作品。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编著的《七略》（即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载录屈原的作品有25篇，但具体是哪25篇，历来有许多分歧。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是最早著录屈原与楚辞作品的集子，王逸认为屈原的作品有括：《离骚》，《九歌》（11篇，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9篇，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招魂》，《大招》，《远游》，《卜居》，《渔父》。但是这些篇章中仍有些被研究者怀疑，如《大招》、《远游》、《卜居》、《渔父》及《九章》中的部分作品，仍存在争论。由于目前仍缺乏确凿的证据，一般还是以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篇数为准。

《离骚》是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中国诗歌史上杰出的诗章，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谓之“金相玉质，百世无匹”，“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离骚》奠定了屈原在中国诗歌史上伟大的地位。《离骚》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骚》表现了诗人追求、挫折、斗争和幻灭的悲剧。全诗三百七十三行，两千四百九十个字，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叙事性抒情长诗。按其发展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诗人高尚的品质和遭受的挫折，塑造了诗人光辉的形象。第二部分叙述诗人在经历痛苦后上天入地的追求。这一部分诗人运用了许多神话传说材料，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和浪漫主义的光彩。第三部分写诗人超越现实的追求因天门不开、陈志无路也受到了挫折，只好向灵氛、巫咸请示，他们告诉诗人不如离开故国到外面去寻找机会，诗人在天上漫游时望见了自己的故乡，他的仆人和马都非常的悲伤，对故乡的依恋使他无法离开，只好又回到现实中来，在黑暗与腐败的现实中一切的理想都幻灭了。《离骚》集中表现了屈原的情感、胸怀、理想和追求。

《天问》大概是距离《离骚》最近的一篇作品，这两部空前绝后的长篇巨制，又正是最足以代表屈原生平之志的（林庚《天问笺释》）。《天问》的创作背景，王逸《楚辞章句》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屈原被流放到汉北时，曾路过宜城，楚昭王曾建都在那里，留下许多楚国的宫殿庙堂可资留连凭吊，屈原既是楚的宗人，以流亡者的心情，瞻仰着先人的遗迹，兴起了无限的感慨。这些宫殿庙堂里，画着天地山川的神灵，以及古代传说的人物故事，屈原徘回在下面，把人间的不平、思想的苦闷和情感的矛盾，寄托在一连串的疑问之中，形成了这一空前绝后的作品。《天问》总共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从开天辟地的传说、夏商周三代的兴亡、直到春秋五霸的故事，宛如一部用问话体写成的史诗（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天问》的中心主题，就是文中所说的“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也就是一个“天道之问”，包括了天地的形成史与人间历代的兴亡史，而主要的篇幅则在后者。（《林庚《天问笺释》》

《九歌》是一套祭神曲，是由民歌改造而来，还保存着比较单纯的民歌的特点。王逸《楚辞章句》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九歌》每一章祭祀了不同的对象，《东皇太一》祭最尊贵的天神，风格庄严肃穆又热烈欢快。《云中君》祭云神，“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与人亲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朱熹《楚辞集注》）《湘君》、《湘夫人》两篇内容相近，所写的都是湘水之神，表现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情意曲折缠绵。《大司命》、《少司命》祭主寿命和子嗣之神，亦善言情，词意缥缈。《东君》祭太阳神，表现了对太阳的崇敬和礼赞，风格热烈隆重。《河伯》写黄河之神的爱情，表现了离别的悲伤。《山鬼》，塑造了率真、痴情的山林之神的形象，她在深林中等待恋人而未得，情词哀婉动人。《国殇》是祭祀英勇奋战、为国捐躯的将士的祭歌，通过描写激烈的战斗场面，歌颂了将士热烈的爱国之情，在《九歌》中别具一格。《礼魂》上承《国殇》，可谓《国殇》之副歌。

《九章》包括九篇作品，对其中一些篇章的真伪，历来有很多争论，但其中大部分还是可以确认为屈原的作品。王逸《楚辞章句》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也就是认为《九章》作于屈原被流放江南之时，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就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今考其词，大抵多直致无润色，……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其说较为合理。《九章》主要叙述屈原的遭遇，表现诗人的情感，刘勰《文心雕龙·辩骚》：“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其性质与《离骚》较为相似，纪实性比较强，所以是研究屈原生平和思想感情的重要材料。《九章》各篇的排列顺序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各篇艺术和风格不大一样，表现的内容亦各有侧重。《惜诵》表现诗人的忠贞清白，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涉江》塑造光辉高洁的诗人形象。《哀郢》表现诗人对故都沦陷的痛苦。《抽思》表现对怀王失信的忧愁。《怀沙》是绝命词，表现诗人决心以死捍卫自己的理想。《思美人》以美人喻怀王，表现诗人的忠诚。《惜往日》表现诗人坚贞不移，及对怀王昏庸的认识。《橘颂》以比兴之法，表现诗人崇高的品质。《悲回风》以秋冬之景表现诗人的忧郁。

楚辞这种文体虽然经过屈原的天才创造才确定下来，但它是在当时的文化基础之上，又接受了多方面的影响才产生的。首先，战国以来散文高度发展，对楚辞体的产生是极其重要的。刘勰《文心雕龙·辩骚》说：“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楚辞）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游说之风浸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竟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行，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战国时期散文，其宏阔的篇章、汪洋恣肆的气势、自由灵活的句式，的确对屈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楚辞》就是在这个全新的散文发展阶段上，获得了诗歌语言与诗歌形式发展的凭籍，成为一个全新的诗体。其次，楚国的环境特点、文化气息等也对屈原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与北方诸国不一样，在长江流域的楚国，其环境极其瑰奇秀美，雨量充沛、森林茂密、云雾缭绕、变幻莫测。这种环境对屈原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在这种环境下的楚国人民又信神好巫，流传下许多美妙动人的神话故事，这些皆有助于屈原诗歌浪漫风格的形成。同时，巫术也有助于音乐之发展，《汉书·郊祀志》：“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而却秦师。”这种崇信巫术之风，其目的虽然是出于政治上的，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巫术音乐的发展，楚辞也与屈原学习楚地音乐、民歌有很大的关系。楚国的民歌句式灵活、音调曼妙，情致婉转，与北方《诗经》不一样，王国维即说《沧浪歌》“已开楚辞体格。”与《诗经》较为朴素的风格特点相比，《楚辞》的结构、篇章扩大了，句式参差变化，错落有致，情感奔放，想象力丰富。

屈原作为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具有崇高的地位。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从人格、文学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屈原。刘勰《文心雕龙·辩骚》说屈原：“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又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效仿，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楚辞》通行的版本，有东汉王逸撰《楚辞章句》、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中国古典文学集本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第一版）、宋朱熹著《楚辞集注》（李庆甲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等。现代学者的相关著作，有蒋天枢《楚辞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王力《楚辞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聂石樵《楚辞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董楚平《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等，可作为阅读、研究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