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思问录》导读

方盛良

《思问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王夫之的重要著作。分内、外两篇，各一卷，论述了哲学、天文、历数、医学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此书与《张子正蒙注》互相启发，多真知灼见，书中对于宇宙哲学及社会人生哲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在当时极具进步性。章太炎在《船山遗书•序》中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愞，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传统并非已经逝去的历史陈迹，而是至今活着的文化生命，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传统的链条中承继过去、创造现在和迎接未来。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依然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且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很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思问录》全书分内、外两篇，各一卷，内篇一百六十一章，外篇七十八章，王夫之著。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中年别号卖姜翁、一壶道人等，湖南衡州人。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梳理、传承与革新儒家学术文化生命的一代大师。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晚年隐居于湖南湘水之西的石船山，自署船山老农、船山遗老、船山病叟等，并最终卒于此，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出生于儒学世家。父亲王朝聘是兄弟三人中唯一入监的举人，可是他在北都燕京蹉跎十年之久，崇祯辛未（公元1631年），终于得到一个外放做官的机会。当时正值温体仁当权，“选政大坏，官以贿定”，吏部的选郎向王朝聘索取贿赂，却使这位老监生做出令人吃惊的抉择，他说：“仕以荣亲，而赂以取辱，可乎？”随即拂袖而去，由此可见其气节。这种家学风骨也对王夫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叔父王延聘、王家聘均学识渊博，长兄王介之也学养深厚。王夫之自小便跟随父兄读《四书》、《五经》、百家诸子的著述以及汉赋、唐诗等，文名重于乡里，但参加科举考试却一再落第。

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二十四岁的王夫之第四次参加乡试，才与长兄介之考中举人。同年末，与兄介之北上，准备进京参加会试。遇李自成率农民军起义，会试被迫延期于次年，兄弟二人无果返乡。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义军首领张献忠攻克衡阳，礼聘他与长兄介之参加所立政权，王夫之先是与兄逃匿，后又因闻父被义军所执而赘面伤腕，让人抬至义军驻地，严词拒绝。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王夫之在衡阳举义抗清，不久便败。次年投奔永历小朝廷，担任了行人司行人一职。他上书陈言改革弊政，遭到时任东阁大学士的王化澄的打击迫害，几近丧失掉性命。在永历朝廷中，他亲历偏安一隅的文臣武将不外御敌侮，反而对内结党互相倾轧。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桂林失守，瞿式耜死难，王夫之失去依护。为了躲避清军的“剃发令”，先后流离转徙于零陵、常宁的荒山野岭之间，自称瑶人，居住瑶洞，生活极其艰难。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转而专研著述，写成了最初的哲学著作《周易外传》和《老子衍》。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王夫之最终得以返回衡阳老家，隐居深山，专事著述而终其一生。

王夫之一生著述颇丰，据文献记载约有一百余种，四百多卷，八百多万字。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诗广传》、《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思问录》、《俟解》、《黄书》、《噩梦》、《搔首问》、《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楚辞通释》等。

然而直至道光二十二年，即王夫之卒后一百五十年，湘潭王氏遗经书屋才刊《船山遗书》，仅收十八种，一百五十一卷。同治四年，其实距船山之卒已一百七十二年，其著作才首次大规模刊行，即由曾国藩兄弟所刊金陵节署本《船山遗书》，收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现存世的约有七十三种，四百零一卷，四百七十余万字，涉及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天文、历数、医理、兵法、卜筮、星象、西学等诸多领域，“详慎搜阅、参驳古今”，当代学者李泽厚称他为“创立了具有历史总结意义的博大体系”。

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思想家。近代学者对王夫之思想的研究，用力不可谓不勤，著述不可谓不富。然而误解也颇多。究其缘由，首先，如陈寅恪先生批评当时哲学史家所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清末百余年来，最初，学者们，如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把他描绘成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先驱。后来西学盛行，以辩证法、唯物论解读王夫之思想蔚为显学。晚近受近世西方工商社会的风习影响，则着眼点又不同，从“唯物主义”转向所谓“实学”。其次，王夫之一身历经数变，思想本身具有驳杂性。同时其著作体裁多为注疏体，作者对原著的阐释与自家之说交杂，确实为解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与困扰。

关于王夫之的思想渊源、取向及其在宋明思想中的定位，一直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论的问题。王夫之自述其父亲青年时受学于伍定相。伍定相被邹泗山称道为“居敬穷理，实践虚求，伍子一人而已。”邹泗山是江右王学领袖邹东廓之孙。并且王夫之的父亲在青年时与江右王学的邹东廓一派的理学也有从游之迹。王夫之在《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中说：“当万历中年，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先君子独根极理要，宗濂洛正传，……皆先君子崇尚正学之教也。”王夫之这里所说的新学即是阳明学，照王夫之的说法，王朝聘对阳明学始终保持独立和批判的眼光，与流行的王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划清界线，而不与之同流。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对其父学术思想的定位是“宗濂洛正传”，这就是说他的父亲在学术思想上是继承北宋道学，与朱子学和王门中注重严肃修养的派别相近。这些对于王夫之的思想发展不能不有所影响。

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为他所作的《行述》中说：“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比较起来，王夫之说他的父亲是“宗濂洛正学”，而王敔说王夫之是“参伍于濂洛关闽”，二者略有区别。王朝聘是“宗”承、“宗”奉北宋道学，而王夫之是“参伍”两宋道学， “参伍”是选择地依据、分析地综合。即濂、洛、关、闽四者是有所不同的，不能简单地按照所谓的道统去继承，而只能经过比较、选择，综合地总结四者中的正学圣道。此外，严格地说，与直指象山不同，在这里的叙述中，王夫之似乎不是整个地否定王门后学，而是批判阳明后学中崇尚无善无恶和专讲不学不虑的流派。王敔的这些说法按之于王夫之本人的著述，应当说大体上是符合王夫之所表达的主张的。

由此可见，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受到其父的很大影响，同时亦有带有自身选择与判断的鲜明印记。总的说来，其思想渊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源本六经，旁罗诸子

王夫之遭逢了家国的巨变，必然对儒学尤其是王学末流产生反思。但是彼时西方文明并未广泛介入我国文化体系中，王夫之也还是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所以他曾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六经是对儒学经典的统称，尤其对于《易》、《诗》、《春秋》，王夫之都以注经、解经的方式，阐述自己思想。其中对其思想影响最深刻者，首推《周易》。同时，他还注意对其他学派剖析取舍，重新阐释佛老，综合借鉴程、朱、陆、王的学术思想，期求“推故致新”，“破块启蒙”，别开生面。王夫之注重在深入和综合研究各大学派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因此在哲学、史学、经学诸领域均取得新的学术成就。

二、深受北宋学者张载的影响

王夫之对张载极其推崇，曾在《自题墓石》中云：“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他认为张氏学说“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因此，他精心研究和总结“张横渠之学”，写就《张子正蒙注》九卷，尤其发展了张氏的气一元论，由此吸收张载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形成自己具有特色的辩证思想。为此，王夫之作出《思问录》内外篇各一卷，表示继承和发展张载的哲学思想。王夫之自述：“张子之学切实高明，《正蒙》一书，人莫能读，因详释其义，与《思问录》内外篇互相发明。”

三、《思问录》的主要内容及体现的哲学思想

在王夫之的早期作品中，以《读四书大全说》最具有代表性，综合地反映了他前期的思想。而梁启超曾说：“欲知船山学术纲领，最要紧的三部书，曰思问录，曰俟解，曰张子正蒙注。”这三部书都是其晚年之作，足以代表王夫之的后期思想。《张子正蒙注》是系统诠释和发挥北宋哲学家张载《正蒙》一书的重要哲学著作，《思问录》则可与其相互发明。并且《思问录》与《正蒙注》、《周易内传》等注释体著作不同，义理的阐发不必顺就所注释的原文的概念和说法，可以自主地加以正面论述。

《思问录》以札记体裁写就，且陆续增益，整体篇章看似杂乱无序，实则内外篇相辅相成，前后呼应，紧密联系，为一不可分整体。全书分为内篇一卷，外篇一卷。

《思问录•外篇》共七十八章，主要以讨论具体问题为主。王夫之所讨论的许多重要问题，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天文、历法、医药、吏治、礼制以及农业生产等诸多领域。其中有一则通过讨论庄子《逍遥游》一文中关于大鹏待厚气而飞的观点，分析了清浊、轻重、大小、强弱之间的辩证关系，得出了“庄生以意智测物，而不穷物理，故宜其云然”的结论，观点鲜明，逻辑严谨，读后发人深省。外篇所收的大概是这类文章，不拾人牙慧，观察问题角度新颖，分析深刻透彻，论述精警明白。

《思问录•内篇》共一百六十一章，主要论述了王夫之对宇宙哲学及社会人生哲学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首先，在总体宇宙哲学方面，王夫之指出，宇宙的本然是无形无象的无极、太极之气或太虚之气，气分化为阴阳，产生天与地，生化出宇宙万有。有人据此将王夫之划归于西方唯物主义一派。然而西方传统哲学中所谓之“物质”原本是无生命的，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物质发展到高级复杂的形态才有生命产生，因此不得不另设“能”的概念与“物质”相辅。“气”在王夫之的哲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他看来，气与生命力是融合为一体的，无需外力推动，自能流布，充满空间。由气所生化出的宇宙万有，都是一些真实的存在，无论人的肉体感官是否能够感知，它们都存在变化于各自的所在。只有不为耳目感官的有限能力所囿限，充分发挥心官的作用，人才有望把握外在事物的一切。宇宙万有又是一直处在不断的流动变化状态之中的，万有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其静止则是相对的。“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其次，在社会人生哲学方面，王夫之提出天人相继与相天之道的观点。王夫之的儿子王敔曾明确指出：“作《思问录》内、外篇，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实学”指的便是王夫之的这一观念体系。王夫之认为，“气之未聚于太虚，希微而不可见，故清……其在于人，太虚者，心涵神也；浊而碍者，耳目口体之各成其形也”。 所以，人自天地那里禀受了刚健与柔顺的品格形成了纯然至善的本性。只有自觉开掘、充扩、提升、涵养这些品格，人才会养成通体洋溢着人文德性之善的理想人格，修为才会不断进益。所以说，“吾今日未有明日之吾而能有明日之吾”。同时，人取精用弘，不断以天地间的清醇之气变化自身的气质；反过来，人的气质愈臻清醇，就愈能以其纯粹之气反馈于太虚。社会人生之整体也才会真正充满无限希望。人性的涵养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还处在不断的生成状态之中，这种神气与太虚氤氲生生不息的互动，直至人的生命历程的结束才会宣告终结。因此，人应不断加强自己的德性涵养修为功夫，以便成就起真正理想性的人格，同时身死之后能以清虚之气反于天地间，此即王夫之所谓相天之道。此外，他还析论了如何理解和对待天道、地道、人道等问题。

《思问录》现存于世的有八种版本。这部著作得以流传于世，首先有赖于王夫之幼子王敔的传承之力。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王敌在湘西草堂刊印了第一批船山遗书，《思问录》名列其中。这是《思问录》最早的刻本，后世学者称之为湘西草堂刻本，是当时流传最广的版本。可是这些最初的刻本均都散佚。目前能见的《思问录》最早刻本为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听雨轩刻本，内外篇二卷，二册一函，现藏于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为标榜“同治中兴”，集资刻印《船山遗书》，收入《思问录》。该刻本起初在安庆开局，后移至金陵(南京)，故称金陵节署曾刻《船山遗书》本，简称金陵本；又因是曾氏兄弟倡刻，又称曾刻本。曾刻本由刘毓崧等任校雠，对原著采取比较忠实的态度，较完整保存了原著风貌，研习船山者皆以为据。1956年，中华书局出版铅印本《思问录•俟解》，王伯祥校点。因经过今人仔细校勘，又综合前人成果，有较高质量，是今人研究、学习、了解王夫之思想的较好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