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日知录》导读

方盛良

《日知录》是一部反映明清之际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为札记体裁，书名取《论语·子张篇》“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之句，内容宏富，贯通古今。全书共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顾炎武以毕生心力著《日知录》，“平生之志舆业皆在其中”，潘耒称“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日知录》中表现出的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及经世意义都很值得后人注意。

《日知录》全书32卷，顾炎武著。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他一生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顾炎武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兄弟五人，炎武排行老二。在他很小时，就过继给别人。顾炎武从小就跟随祖父读书并受到过比较严格的儒家教育，嗣父早卒，嗣母王氏受过良好教育，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顾炎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在青少年岁月里他广泛接触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候的他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用心研学实用之学。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在苏州、昆山参加了抗清斗争。昆山城陷，嗣母王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勿为异国臣子。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顾炎武的原配妻子在昆山病故。他在悼念妻子的诗中写道：“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他漂泊北方25年，最终客死异乡。顾炎武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日知录》、《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等著作都是实地考察和书本知识相互参证，认真分析研究以后写成的。

《日知录》内容丰富，贯通古今。有32卷，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

而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录》思想非常丰富，首先，顾炎武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爱国主义的思想传统。顾炎武把忠君与爱国做了区分比较：“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把忠君思想提升到应该服从于保卫中原文化传统的这一较高层次上，可以说是对忠君爱国思想理论的一大突破。在对忠君与爱国思想做了区分之后，顾炎武又提出了区别“亡国”与“亡天下”的著名论点。顾炎武生于明末，深切地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楚，坚决反对满清入主中原，积极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临终嘱他“无仕异代”，他终生遵之。当大势已去，恢复无望之时，他则洁身自保，多次拒绝清廷的诏举，以死为誓，不复出仕。在痛苦的反思中，他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的责任，可以推到国君大臣等“肉食者”身上，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梁启超将这段文字概括为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其次，顾炎武主张摈弃宋明理学的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宋明理学，主要针对王阳明的心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提出“经世致用”、“引古筹今”。他主张要把天道性命等抽象的论述，还原到日常经验之中去，避免清谈妙悟，将着眼点转移到探讨论证于国计民生有关的许多现实问题上来，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基于求实的原则，顾炎武把是否“有益于天下”作为治学的准则。经世致用思想源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孔子曾深有感慨地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以天下为己任，是顾炎武治学的出发点。他清醒地认识到理学崇尚空谈的危害，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与施愚山书》）、“经学即理学也”（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的思想，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反对理学的离经叛道。他认为，舍弃经学而谈论理学，邪说遂起，流为禅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与施愚山书》）他在《日知录》中专门著文，揭露理学的弊端。如他赞同宋朝哲学家黄震对心学的斥责：“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在《朱子晚年定论》中，他还引用当时大学者王世贞的话，道出了理学末流的丑态：“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

再次，顾炎武主张建立限制君主“独治”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国家需要“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而利繁（政治不清明）矣，众治之而刑措（政治清明）矣”。并进而提出各级地方官分权的见解。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对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对压制言论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他还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最后，顾炎武提出了农商皆为本的经济思想，工农商并重、发展工商，这种观点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城乡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愿望。他怀抱经世之才，不愿为统治者所用，常常自己“小试”一番。他曾垦田于山东，畜牧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曾慨然叹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他漂泊北地25年，最终客死异乡。然其生活所资皆赖自我操持经营，财力有余，无需乞求，可见其非凡的经济才能。

此外，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顾炎武反对理学家一味推崇形而上之“道”而轻视形而下之“器”，他以孔子学琴的故事为例，说明“非器则道无所寓”，就是说，“道”要借助“实体”来表现。所以，他治学弃华就实，不为空言。举凡典章制度、郡邑沿革、天文仪象、河漕兵农、赋役屯田、军事边防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都是他关心的焦点。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两部巨著之中，而后者为作者积三十多年精力著成，尤为精湛。

顾炎武治学，并非纸上谈兵，亦且身体力行，注重实际调查。他晚年流寓秦晋之间，每出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深远。

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顾炎武去世后，门下弟子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成书，共32卷，称为遂初堂本，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常见的版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是现在较为通行的《日知录》版本。黄汝成先生以遂初堂本为底本，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吸收前人对《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成《日知录集释》刊行于世，流行甚广。

国内的学者对于《日知录》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一些成就，如中华书局出版了黄侃的《日知录校记》，岳麓书社出版了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垣的《日知录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栾保成等点校的《日知录集释》，这些著作都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日知录》的内容及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