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张子全书》导读

黄黎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为后人所传诵的名言，出自张载的《张子语录》。张载是北宋时期重要的哲学家，“关学”的创始人，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合称“北宋五子”。《张子全书》，是张载一生著述的合编，集中体现了张载哲学、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张子全书》十四卷，《附录》一卷，（北宋）张载撰。

张载（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北宋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合称“北宋五子”。因其居住、讲学于陕西凤翔郿县横渠镇，所以被学者尊称为横渠先生。作为关中的学者，他所开创的学派世称“关学”，是理学四大派别（“濂”、“洛”、“关”、“闽”）之一。张载的学说、思想，被吸纳、整合而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载生于宋仁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祖父张复，仕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赠司空。父张迪，仕仁宗朝，于涪州知州任上病故，张载一家护送父柩返乡，行至陕西凤翔郿县（今陕西宝鸡眉县），因路资不足，加之前方发生战乱，遂于横渠镇安葬其父，全家即定居其地。

张载少喜谈兵，期盼建功立业，曾谋划组织民团收复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年仅21岁的张载，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范仲淹一见便知其远器，劝勉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希望他在儒家学术思想研究上有所成就，不必执意于兵战之事。张载听从劝告，回家研读《中庸》，仍感到不满足，于是遍寻佛教、道家典籍加以探究，却觉得佛教和道家学说并不能使自己信服，又回头研读儒家经典。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38岁的张载赴汴京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同登进士榜。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宰相文彦博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周易》，听者甚众。一天晚上，洛阳程颢、程颐兄弟来访（张载是二程的表叔），谈论《易》学，张载自以为不如。次日，他对听讲者说：“今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辈可师之。”于是撤席罢讲。张载与二程谈论交流道学思想，涣然自信，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释、老异学，专注于儒家经典的研究。

张载中进士后，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今陕西宜川境内）县令、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云岩县令任上，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定时召集乡里高寿老人于县衙聚会，设酒食款待，倡导尊老事长之义，并询问民间疾苦，以儒家孝道伦理来训诫子弟。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晦叔）向神宗推荐张载，称：“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神宗召见张载，询以治国为政之道，张载以渐复上古三代礼制来回答，神宗悦之，拟重用张载。当时正值王安石执政主持变法，张载请求观察新政一段时间后，再作计议。王安石想得到张载支持，说：“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张载回答：“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这是含蓄地拒绝参与变法新政，却引起王安石的反感。张载拟辞去崇文院校书之职，未获批准。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审理苗振贪污案。此时，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变法新政，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知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估计自己要受到株连，于是辞官回到家乡凤翔郿县横渠镇。

张载回到横渠后，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常常独处一室，翻阅典籍，俯首读书，仰头思索，有所感悟，甚至半夜起来，秉烛而书。有学者求教学问修养之道，张载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并勉励求学者以圣人为榜样，提升修养境界。为了训诫学者，他作《砭愚》、《订顽》训辞（即《东铭》、《西铭》），书于大门两侧。张载注重《周礼》的指导意义，还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撰写了《井田议》上奏皇帝。在此期间，张载潜心思考、精进不已，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的哲学思考、学术研探进行了总结，他的“关学”思想体系也最终完成于这一时期。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春，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向神宗推荐说：“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乞召还旧职，访以治体。”于是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说：“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辞，庶几有遇焉。”遂带病入京，就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不久，因与有司议礼不合，便辞职西归。十二月乙亥，行次临潼，卒于馆舍，享年五十有八。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赐谥明公。宋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赐封郿伯，从祀孔子庙庭。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朝廷颁诏，尊称为先儒张子。

《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张载著作，有《易说》三卷，《正蒙》十卷，《经学理窟》十卷，《文集》十卷等。合编成帙、流传至今的《张子全书》仅有正文十四卷，包括：《西铭》一卷，《正蒙》二卷，《经学理窟》五卷，《易说》三卷，《语录抄》一卷，《文集抄》一卷，《拾遗》一卷，此外，以采录宋、元诸儒的相关论述及《横渠先生行状》等作为《附录》一卷。

据明人袁应泰的《万历戊午本张子全书序》，十四卷本的《张子全书》，由明人沈自彰所编辑刊刻，成帙在万历戊午年。沈氏刊刻本，并没有编入《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张载全部著作，而是有所选录的。此后的各种刊本，也都与沈氏刊刻本的卷次篇目相同。由此推论，张载的著作，在元明时期，可能有一部分已经亡佚失传了，但《正蒙》、《经学理窟》、《易说》等作品基本上得以保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子全书》称：“张子之学，主于深思自得，本不以著作繁富为长。此本所录，虽卷帙无多，而去取谨严，横渠之奥论微言，其精英业已备采矣。”就是说，张载哲学思想的要义精粹，基本上都已保存在《张子全书》中了。

《张子全书》以《西铭》一卷冠首。《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张载曾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右侧，题为《订顽》，后来程颐将《订顽》改称为《西铭》，才有此独立之篇名。此篇的核心思想是：以乾坤、天地、父母（含男女，夫妇及家庭）为一体，以乾坤确立起感通之德能，阐明此德能如何从个体之身位向家庭或家政展开，并推达到天下。“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西铭》中的名句。《西铭》宣扬儒家“仁孝”思想，倡导“民胞物与”的伦理观，受到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推崇，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张子全书》收录了《正蒙》二卷。《正蒙》成书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秋。《蒙》是《周易》的卦名，该卦的《彖传》中有“蒙以养正”之语，意为从蒙童起，就应以圣贤的正道来进行培养。张载说：“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正蒙》书名由此而来。张载以《易传》等儒家经典为依据，论证了物质的“气”才是世界的本原，批判了佛教“以心法起灭天地”、“诬天地日月为幻妄”的偏失，也驳斥了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建立气一元论的哲学体系，开辟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蒙》提出的“一物两体”思想，对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张载逝世后，《正蒙》一书由其门人苏昞“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分《太和》、《参两》、《天道》、《神化》、《动物》、《诚明》、《大心》、《中正》、《至当》、《作者》、《三十》、《有德》、《有司》、《大易》、《乐器》、《王禘》、《乾称》等十七篇，刊刻流传，关中一带几至“家弦户诵”。现存最早版本见于宋本《诸儒鸣道集》中。后来，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学者，都继承和发挥了《正蒙》的思想，其中以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所著《张子正蒙注》，继承发挥了张载的哲学思想，最为著名。

《张子全书》收录《经学理窟》五卷，有《周礼》、《诗书》、《宗法》、《礼乐》、《气质》、《义理》、《学大原上》、《学大原下》、《自道》、《祭祀》、《月令统》、《丧纪》等十二篇，是集中反映张载政治、社会、伦理、教育思想的著作。在《经学理窟》中，张载推重《周礼》，他以《周礼》为经典依据，提出改良北宋土地制度等的政治主张，建议实行《周礼》式的“井田制”，以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采取“封建”的办法，调整中央与地方权限，使天下之事“分得简”从而“治之精”。《经学理窟》对儒家经典《礼》、《乐》、《诗》、《书》的价值意义，以及学校、宗法、丧祭等问题，都有精审的论述。《经学理窟》中《气质》、《义理》、《学大原上》、《学大原下》、《自道》几篇，则集中反映了张载的人性论与教育思想。张载从他的人性论出发，认为教育的作用是在变化气质，他着重孔、盂“义理”之学，要求士人游心于义理之间，矫恶为善，虚心一志，尽性寡欲，以达成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经学理窟》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和具体论述，为朱熹等后人所继承和发挥，对后来理学思想体系的完成，起了很大作用。

《张子全书》中有《易说》三卷。张载的《易说》，又名《横渠易说》，有单行本刊刻流传。《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卷，今所见之本仅三卷，解说《周易》上、下经者，各为一卷，解说《系辞传》以下至《杂卦传》为一卷，篇末有总论十一则。《易说》并非全面系统地解说《周易》，较为简略，“往往经文数十句中一无所说”，但立论严谨，有得则记，而不强为立说。此书当属张载早期作品，由早年讲《易》之稿修订而成。可以看出，张载以“气”为万物之本的唯物论观点，在此书中已经基本形成。张载批判了释、道两家关于“空”、“无”的观点，反对王弼、韩康伯等人的“贵无”论，认为：“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虽然他也使用“太虚”的概念，但认为世界本源是太虚一元之“气”，万物皆由“气”聚散变化而成，“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从而形成各种事物现象。这与他在《正蒙》中所阐述的世界本质观是一脉相承的。《易说》中的许多解说阐发，如关于“变化”、“动静”、“刚柔”的解说，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易说》是研究宋代理学思想、《易》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张子全书》除以上所述各篇外，还有《语录抄》一卷，《文集抄》一卷，《拾遗》一卷，是编辑者选录的张载部分《语录》、书札、策问、奏议、诗文作品等，以及辑录的若干零篇散章，可以作为全面理解张载学说思想的补充资料。

作为采录宋、元诸儒的相关论述及《横渠先生行状》等，作为《附录》一卷，则有助于了解张载的生平、事迹及影响。

张载的思想体系，“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其中《易传》对他影响最大。综观张载的学说思想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把握：

张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秦儒家以“天”作为最高实体，道家以“道”为万物根本，而佛教则以“空”来判断世界本质。张载认为，所谓“天”，“道”，实际上都是气。他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认为气是充塞宇宙之实体，道是气化的过程，太虚即所谓天，是指气散而未聚的原始状态。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太虚之气凝聚而成，万物消亡又复归于太虚。太虚、气、万物，是同一实体的不同形态。在张载看来，世界统一于气，气有聚散而无生灭，气聚则有形可见，气散则无形不可见，太虚无形无状，却并不是虚无。从“太虚即气”的观点出发，张载批驳了佛道二家“空”、“无”的唯心主义观点。道家宣扬“有生于无”，张载指出：“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正蒙·太和》）他认为道家把“虚”看作根本的“体”，把“气”看作外在的“用”，将二者断然分开，是不知道“有无混一”的道理。佛教宣扬“一切唯心所造”，张载批评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欤？”（《正蒙·太和》）他认为佛教不知道大自然的规律，只是以所谓“心法”的主观意愿解释各种变化，凡解释不通的就说是虚妄，这就像夏虫疑冰一般可笑。张载肯定天地为本，人心为末，肯定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的第二性。

张载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张载认为，由气所构成的任何事物，都是阴阳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如果没有对立，就不成其为事物，“万物虽多，其实无一物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正蒙·太和》）又说：“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正蒙·动物》）张载把各种个别的对立概括为“两”，把各种个别的统一概括为“一”。他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认为事物总是“有两则有一”、“若一则有两”，强调两与一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而这种既有两、又有一的关系，推动了事物的变化、发展。

张载认为，对世界各种事物的知识是从耳目感官来的，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肯定外物是感觉的源泉，说：“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张子语录》上）这是张载认识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部分。但张载又认为，对气的变化本性，“神”和气的变化过程，“道”的认识，乃出于人的“德性”，完全不依赖耳目的感觉，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这是出于对“德性之知”的推尊，却否定了感觉经验是一切认识的基础，构成了张载认识论中的唯心主义部分。

张载倡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主张调和等级矛盾，宣传兼爱的道德学说。张载从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出发来说明人性，认为人和万物都是气聚而成，气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气的本来状态构成“天地之性”，它清澈纯一而无不善，为人和万物所共有；人生成之后，由于禀受阴阳二气不同，又有各自的形体和特殊的本性，这就是“气质之性”，它驳杂不纯，是人的各种欲望和不善的根源。由此，张载指出，人们应当通过修养功夫，强调“学以变化气质”，以保存“天地之性”，恢复先天的善性。

张载还发挥了儒家传统的仁孝道德观念，并将它同“天人合一”的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性同一源，本无阻隔，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一切同为上天所赐，所以应该兼爱天下人类和一切物类。人与人之间更应当“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彼此同情，相亲相爱。而在这个大家庭中，君主是天的长子，大臣是帮助君主的管家人，每个人都应努力对“天地”尽孝道，做到乐天安命、安分守己。张载的伦理思想，对明清之际王夫之的伦理思想有着积极的影响。

总之，张载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气”的理论，初步论证了世界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论证了物质与运动的内在联系，从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的哲学体系，开辟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他的哲学思想对宋元明清几代的哲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唯物主义发展方向均有重大影响。张载第一次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批判了佛教的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张载提出关于事物发展基本规律的学说，在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明代王廷相推崇张载的“太虚即气”的理论，认为它“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王夫之宣称自己是张载学说的继承者，在《自题墓石》中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认为“横渠学问思辨之功，古今无两，其言物理也，特精于诸老先生”；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把张载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并列为理学的创始人。张载的著作，在明初永乐年间被编入《性理大全》中，一直被明清两代政府视为哲学的代表之一，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

《张子全书》，明、清两代有不同的刊刻本，其中明万历四十八年刻本为现存最早版本。清代顺治、康熙、嘉庆、道光、同治年间又有数种刊刻本。现代版本，则有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的名为《张载集》的标点本，其正文以万历四十八年版为底本，参校郿县本、朱轼刻本、《正谊堂丛书》本及《张子抄释》等，对原书的卷次与篇目作了若干改动，把《西铭》归入《正蒙》中，书前载有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一文，卷末增补了张载传记、事略，各书书序、书目提要等有关材料，比较适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