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春秋繁露》导读
黄黎星 刘小珠
《春秋繁露》，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著作。经学大师的董仲舒，发挥《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说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以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春秋繁露》，今存十七卷，（汉）董仲舒撰。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治《春秋公羊传》，是《公羊》学的大师，汉景帝时为经学博士。据《汉书》本传记载，董仲舒讲授《公羊》学，“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又载，董仲舒专注于经学，“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其“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时人有称其为“汉代孔子”者。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上《举贤良对策》三篇（又称“天人三策”），《汉书》本传详载其文。董仲舒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的义理，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等学说，论述了以王道之正来教化天下，乃是治国之大务的观点，以太学养士、实试求贤来培养和选拨人才的方法，还建议“抑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一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干余年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极大。
董仲舒上《举贤良对策》后，任江都国相十年，以儒家礼谊劝谏匡正江都易王刘非。又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称病辞归。董仲舒居家时，朝廷如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汉书·艺文志》载录有《公羊董仲舒决狱》十六篇（今已亡佚），当是董仲舒以《公羊》学说审断刑狱之事的记录。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年老，以寿终于家。《汉书》本传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传记篇末《赞》语引刘歆的评价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今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充分肯定了董仲舒在汉代儒学史上的地位。
董仲舒传世之作，除存录于《汉书》本传的《举贤良对策》三篇外，仅存的就是《春秋繁露》一书。《春秋繁露》今存篇目八十二篇，阙文三篇，全面地阐发了董仲舒的宇宙观和政治哲学、伦理思想。《春秋繁露》的书名“繁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又引《中兴馆阁书目》的解释，说：“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董仲舒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析说：“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库馆臣通过对书中的文章内容的分析，认为：“虽未必全出仲舒，但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因此说，《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基本上是可信的。《春秋繁露》的书名，隋唐以后出现，或许是辑录者所定的。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春秋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萌发、生长、茂盛、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同样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春秋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等等。《春秋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密切注视人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可见，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相感应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春秋繁露》提出了先验主义的人性论——“性三品说”。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下等人众，这些人即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的发展。
《春秋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春秋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春秋繁露·基义》）这里，它承认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岁首），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日有从平旦（天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所以，“三统”、“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是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人类、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认识，只要认真考察自然现象，或通过内心自省，就不难体会到天意。董仲舒认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发现的，并赋予事物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完全颠倒了名与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一条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春秋繁露·基义》）虽然尚未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春秋繁露·仁义法》）“立义以明尊卑之分。”（《春秋繁露·盟会要》）“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春秋繁露·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是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的反映，它在当时维护国家统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动转化，它便成了反对革命、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由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在我国影响深远。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这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从长远来看，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几乎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贯彻这一思想，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直到新文化运动。“大一统”思想则到现在还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还将一代代长期影响下去，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团结巩固的纽带。
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传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库全中》本，光绪五年（1879）定州王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附张驹贤《校正》十七卷，又有《四部备要》本及1975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晚清学者苏舆所撰的《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收入到《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于1992年出版，是最详尽的注本，可作为研读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