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孝经》导读
黄黎星
“百善孝为先”,孝道,在传统文化伦理思想体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而《孝经》正是专就孝的问题进行阐述的儒家经典。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孝经》是最“小”的一部“经”。说它最“小”,乃是从它的篇幅、字数上说的。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孝经》(唐玄宗作注,宋人邢昺作疏),采用的是“今文”本,其经文部分仅有一千七百七十八字,比较起来,它的篇幅大约相当于《论语》或《礼记》中的一个章节。然而,篇幅上最“小”的《孝经》,其地位与影响并不低、也不小。
《孝经》,以“孝”为中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关于孝道、孝治的伦理思想。流传至今的《孝经》版本,共十八章,一千七百七十八字,唐玄宗李隆基作注,宋代邢昺作疏。
《孝经》,旧说多认为是由孔子自作的。孔子作《孝经》之说,起于汉代,汉儒普遍认同。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东汉经学家郑玄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六艺论》)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总结说:“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汉以后的各个时期,包括现代,认为孔子作《孝经》的也不乏其人。
另一种说法,是《孝经》为孔子弟子曾参所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曾参孝行最著,当有其事。《礼记》等书中也载有不少曾参论孝的内容,且《孝经》又以孔子、曾参问答形式组织文字,所以后人认为曾参作《孝经》,也不无道理。
以上两种观点,影响最大,但是,从南宋开始,就有学者依据各种资料,提出质疑。
此外,关于《孝经》的作者,还有曾子门人所作、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作、子思所作、孟子门人所作、齐鲁间陋儒伪作、汉儒伪作等各种不同的观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孝经类小叙》对《孝经》的作者、流传及相关的争论作了辨析,说:“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这种分析和推论,还是比较公允持平的。
应该说,《孝经》的思想内容源于孔子和孔门弟子,它成书于先秦时代,经后儒编撰整理而成,是反映儒家孝道和孝治的伦理思想观念的一部重要典籍。
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孝经》是最“小”的一部“经”。说它最“小”,乃是从它的篇幅、字数上说的。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孝经》(唐玄宗作注,宋人邢昺作疏),采用的是“今文”本,其经文部分仅有一千七百七十八字,比较起来,它的篇幅大约相当于《论语》或《礼记》中的一个章节。然而,篇幅上最“小”的《孝经》,其地位与影响并不低、也不小。
《孝经》(今文本)分为十八章,全文均围绕着儒家“孝”的观念进行多方面的阐发和解说,集中地宣扬了“孝道”和“孝治”的思想。
一、开宗明义章第一
《孝经》全文,均以曾参求教、孔子授道的问答形式,来阐述“孝”的内涵、类别、功用和意义。据古籍记载,曾参在孔门的众弟子中“孝行最著”,所以孔子以孝道传授与曾参。
本章“开宗明义”,強调了“孝”的地位之高、作用之大:它是先代圣王的至德要道,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也由此产生。“教”字即以“孝”与“文”组合而成。孔子指出的“孝之始”与“孝之终”,可分别概括为“不亏体”和“不辱身”。“不亏体”,即保全父母所给予的肉体的存在,不得任意毁伤;“不辱身”,即为父母争得荣耀,扬名显亲,不贻父母以耻辱。而“中于事君”,即出仕事君,服务于社会,建立功业,这正是扬名显亲的途径。本章是对“孝”与“孝治”思想观念的总括。略探本章大旨,正在于篇末“事亲”、“事君”、“立身”这六字,而最终归宿却是自身之立。身立务须本正,正本之道,莫过于以孝事亲与事君,于是,《孝经》全书所欲开之宗与所欲明之义在此已昭然若揭了。
二、天子章第二
《孝经》的第二至第六章,分别论述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及庶人所行的孝道,即通常所简称的“五孝”。孝道是天下人都应该共同遵循和实行的,但五种不同身份的人,因各自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内涵、意义和表现形式的孝道。
本章所论述的“天子之孝”,在于天子能以孝道教化天下百姓,树立起敬亲爱亲的典范。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也可为此作注脚。天子的榜样力量、感化力量自然是极大的了。
三、诸侯章第三
诸侯,是分封国的君主,其地位仅次于天子,处于尊显的爵位上,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民之上”。诸侯实行孝道,在于遵守法度,节俭费用,以长保富贵,长守社稷,同时也能安一方之邦,保一境之民。本章最后引《诗经》中的诗句,表明戒慎恐惧,就是诸侯行孝的真正要道。
四、卿大夫章第四
卿大夫,是辅佐天子、诸侯的朝臣。卿大夫的孝道,在于从服饰、言语、行为等方面合乎礼法,尽心尽力地侍奉天子、诸侯,言行布满天下而遐迩称誉,从而保住家庙,且能荣耀其亲。
五、士章第五
士,是位次于卿大夫的中下层官员。士的孝道,在于把对父母亲的敬和爱转化为对君主上级的忠诚和顺从,尽忠职守,从而能保住禄位,守住祭祀,而且不致于辱没父母的名声。士的孝道,重点在于“忠孝结合”。
以上论及诸侯、卿大夫、士的行孝之道,都与他们在政权、政治结构中保持各自地位、恪尽各自职守的言行准则有关。能各守其位、各尽其职,就是行孝尽孝。
六、庶人章第六
平民百姓的孝道,在于辛勤地劳作,节俭用度,用所获取的粮食奉养父母。平民百姓的孝道,显然不同于诸侯、卿大夫、士,他们不是通过出仕事君的途径显亲扬名、保其宗庙祭祀,所以,奉养父母就是他们行孝的基本方式。
本章的最后一句,对前几章作了小结,指出行孝方式固然因人而异,但“孝无终始”而祸必及之,又有它共同的规律。
七、三才章第七
三才,指“天、地、人”。本章以“三才”为名,是取孝道为“天经、地义、民行”之意,也就是把孝道的地位提到天地间的法则、规范的高度来阐发义理。“天经、地义、民行”中,“民行”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从几个方面论述了推行孝道对于教化民众、治理天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三才”之道,是先秦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易经》中更有相当丰富的阐发,它強调人在“天”、“地”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作用。本章以“三才”为题,正反映了《孝经》作者在论“孝”时所表现的思维之广阔性与深刻性。
八、孝治章第八
在《孝经》中,伦理意义上的孝道与政治意义上的孝治,是密切相关的。《孝治章》说的,正是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在治理天下、国家、封邑时,把孝行中的礼让和敬意推广开来,用伦理道德的标准维系天下,规范各自的行为,小宗服从大宗,大宗服从宗主,以达到天下祥和太平的统治目的和效果。強调“孝治”,从正面意义观之,乃是推广与发扬古代圣贤所尊崇的“孝”道,以此来促进社会的文明风气。这一点,也不无其可取之处。
九、圣治章第九
《圣治章》是《孝经》中文字最多的一章。在这一章中,孔子阐述了先代圣贤明君的孝治。圣人,以周公姬旦作为代表性人物,周公追尊先祖和父亲,制定了“严父配天”的祭礼礼仪,为天下所效法。圣人以孝道治天下,出发点是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天性,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连带效应,从而使礼教“不肃而成”,使政法“不严而治”。从内容上看,本章是对前一章内容的承续和进一步的发挥。
十、纪孝行章第十
本章先从“居致敬”、“养致乐”、“病致忧”、“丧致哀”、“祭致严”这五种具体形态阐述了事亲行孝之道,也可以说,这是孝行的五项基本要求。本章的后半部分,则从居家事亲的规范转为外出守法的规范,指出孝子除了居家要“五致”,出外还应做到“三不”,即“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醜不争”,倘若不是这样遵守礼制,就终将导致祸害及身,且令父母亲蒙受羞辱,这是不孝,而且还是极大的不孝,在孔子看来,这一点甚为重要。
十一、五刑章第十一
《孝经》一书,极力褒扬孝道、孝行,又极力诋斥不孝的行为。《五刑章》就把不孝作为最严重的罪责之一,并把“非孝”与“要君”、“非圣”并列,归为导致祸乱的根源。
十二、广要道章第十二
“广要道”的“广”,是推广、扩充说明之意。本章是推广、阐发孝作为“要道”的意义。邢昺在《孝经正义》里说:“前章(《五刑章》)明不孝之恶,罪之大者,乃要君、非圣人,此乃礼教不容。广宣要道,以教化之,则能变而为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详悉,所以于此申而演之,皆云广也。”
十三、广至德章第十三
本章是推广、阐发孝道作为“至德”的意义。因为孝是“至德”,所以感人至深,推行教化也最容易,不需要“家至而日见之”就能大行于天下。孝、悌、忠的品德,有助于家庭和睦、国家安定、天下太平。
十四、广扬名章第十四
在《开宗明义章》中,孔子曾说过:“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本章就是对这个说法的进一步推广、阐发,说明了行孝与扬名的密切关系。
十五、谏诤章第十五
实行孝道,并不是一昧地顺从,正如实行臣道并不是一昧地愚忠。《谏诤章》明确地指出:“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这可以弥补孝道中的某种极端的偏颇。值得注意的是,《谏诤章》中的提法,与其它儒家经典中关于“谏父”的论述有所不同。
十六、感应章第十六
本章的内容,在于夸显孝道孝行感动天地鬼神的作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人为父母所生,就是天地所生。孝行孝道虽属人伦人道,但上可通于天,下可通于地,鬼神也要受到感应、影响的。
十七、事君章第十七
本章讲的是“中于事君”的道理。为人子者,孝始于事亲,但还应该努力地为天下、国家、社会出力。孝子在朝廷中事奉君主上级,如同在家里侍奉父母一样,忠心耿耿,扬善补过,从而使君臣和睦相亲,共同治理好国家。
十八、丧亲章第十八
本章著重论述孝子丧亲时应行之事。儒家向来重视丧葬、祭祀的礼节,并以此来教孝。丧亲对于孝子来说,是最为悲痛的了,本章说明了孝子丧亲后的哀戚状态,又对丧礼作了简要的介绍。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在中国古代影响很大,历代王朝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书分古今文二本,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为孔安国注。自唐玄宗注本颁行天下,孔、郑两注并废。收入《十三经注疏》的《孝经注疏》,是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现代的相关读本,有胡平生著《孝经译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汪受宽著《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可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