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春秋穀梁传》导读

黄黎星

《春秋穀梁传》，简称《穀梁传》，或称《穀梁春秋》、与《左传》、《公羊传》同为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一。《穀梁传》也属于今文经学，其体例与《公羊传》大致相同，也采取设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的旨意。《公羊》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政治配合较密切；《穀梁》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较为谨慎，认为应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其思想倾向，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

《春秋穀梁传》，简称《穀梁传》，或称《穀梁春秋》，全书约四万字，是注释、解说儒家经典《春秋》的三部“传记”（另两部是《左传》和《公羊传》）之一。《穀梁传》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

《汉书·艺文志》著录《穀梁传》十一卷，其下自注曰：“穀梁子，鲁人。”唐·颜师古注称：“名喜。”关于穀梁子，唐·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序·疏》说：“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穀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穀梁》，擢千秋为郎，由是《穀梁》之传大行于世。”据此说，穀梁淑，一名赤，字元始，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战国时期鲁国人，由他传承子夏的《春秋》经解说内容，定名为《穀梁传》。另有穀梁子名寘、喜、嘉等不同的说法。唐·徐彦的《春秋公羊传注疏》说：“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穀梁传》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若据此说，则是由最后的写定者题其书名。一般认为，《穀梁传》的成书，与《公羊传》相似，也是经历了从春秋后期到战国、秦汉的漫长时期的口头传授阶段。与《公羊传》的传承授受情况也相似，《穀梁传》由穀梁氏传授，历时甚长，大约也经由诸多学者集体参与创作，在西汉时才著于竹帛，也属今文经学。

一般认为，《穀梁传》比《公羊传》晚出。据考证，《穀梁传》书中曾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正因为《穀梁传》晚出，才有可能引据或反驳《公羊传》的说法。

在《春秋》三传中，《穀梁传》的解经，与《公羊传》有更多的相似性，其注重点也放在探究、阐发《春秋》经文的“微言大义”上，也采用设问回答的形式，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只有少量叙事。

在前面的《春秋左传导读》及《春秋公羊传导读》中，已经介绍了“《春秋》三传”的产生、流传及其不同特色的基本情况。我们再以《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为例来进行比较。《穀梁传》对“郑伯克段于鄢”的解说是：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可以看出，《穀梁传》对“郑伯克段于鄢”这句经文的注释解说，并不是如《左传》那样叙述具体的史实，而是与《公羊传》相似，通过设问而后回答的形式，对“克”、“段”、“鄢”等词语，进行阐释，解说，力图说明《春秋》在这句简略的记载中，要表达出对郑庄公、共叔段、郑武姜各自行为的道德伦理的褒贬评判。“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就是对共叔段图谋篡位自立的批评，以及对郑庄公处心积虑、纵容共叔段而最后将其杀死的行为的贬斥。《穀梁传》还以设问句“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那么，郑庄公应该怎么做才算恰当呢？）的形式，正面提出合乎礼仪的做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不要急于追捕共叔段，让他有机会逃跑，这才是符合对待亲兄弟的伦理规范。）

《春秋》三传中，属于今文经学的《公羊传》和属于古文经学的《左传》，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的《春秋穀梁传》则少有问津，显得门庭冷落。但是，在西汉后期也一度有过《穀梁》之学大盛的局面，并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学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在昭帝之后，以较疏远宗法关系入继大统的汉宣帝，对《穀梁》学的兴盛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同《公羊传》相比较，《穀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宣帝喜欢读《申子•君臣篇》，“颇修武帝故事”，曾拒绝王吉“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但另一方面，宣帝“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汉书•循吏传》），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济贫救难，多次颁布假民公田、减免租税、赈贷种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狱，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使“海内兴于礼让”。宣帝非常重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动向，重视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而这时的儒家学说，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学偏重刑名法术的理论，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内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穀梁传》。于是，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穀梁》学被立为官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穀梁传》虽然流传不广，影响不大，颇受冷落，却没有在学术思想历史的长河里散佚湮灭，说明《穀梁传》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作用和意义。晚清学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穀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所谓大义，钟文烝在《穀梁补注》中说：“《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明《春秋》为持世教之书也。《穀梁》又往往以心志为说，以人己为说，桓、文之霸曰信曰仁曰忌，僖、文之于雨曰闵曰喜曰不忧，明《春秋》为正人心之书也。持世教易知也，正人心未易知也，然而人事必本于人心，则谓《春秋》记人事即记人心可也。”《穀梁传》的思想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倡礼制，严守等级。《穀梁传》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都有一定的行为道德规范，超越自己的身份等级行事，就是违背礼仪。春秋时期，周室衰微，但传文认为，必须尊周，尊天子，如：“朝服虽敝，必加于上；弁冕虽旧，必加于首；周室虽衰，必先诸侯。”（僖公八年传）“考礼修德，所以尊天子也。”（隐公十一年传）作为诸侯，必须向周天子进贡；君臣各有职份，各有行为准则，否则，“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宣公十五年传）同时，还必须严格贵贱尊卑之别。

二、维护宗法，尊尊亲亲。《穀梁传》认为，宗法是维系宗族体制、调整人际关系的规范和纽带，其主要内容就是尊尊亲亲。尊尊，就是要尊敬尊者，诸侯忠于天子，大夫忠于诸侯；亲亲，就是要亲近亲者，儿子敬重父亲，弟弟敬重兄长。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以维护尊亲的权威和利益。

三、悯农轻赋，仁政爱民。《穀梁传》认为，民众是君王的根本，君王应该关心农耕，满足民众生活资料的基本需求，否则就不合正道，如：“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庄公二十八年传）君王必须经常注意民众的疾苦，随时采取应对的措施，如果遇到大饥荒，君王更要按照礼制的规定，与民共渡灾难。

四、崇尚道义，慎用武力。春秋乱世，诸侯割据，战争连年不断，所谓春秋无义战，《穀梁传》并不一概反对武力，而主张文事与武备并重，认为训练军队，加强战备是必要的，但是，备战要以道义为重。《穀梁传》主张会盟，互不侵伐，如若用兵，要有正义的目的。民众是君王的根本，不能随便将他们推向战争送死，如果以不教之民作战，则非为君之道。

五、尊夏攘夷，礼仪为本。《穀梁传》站在华夏中原的立场上，维护中原礼仪文化，蔑视贬斥夷狄之国，对夷狄的入侵扩张行为极为痛恨，强烈谴责。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华夏中原与四周夷狄的对立和差别并不在于民族、血统，更在意于礼仪文化。

六、重视婚姻，轻视妇女。《穀梁传》认为，婚姻对于宗族延续和繁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非常重视。但是，在以男姓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妇女却终生没有独立人格和意志，只能从属依附于男姓而存在，成为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工具。传文反复强调说：“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隐公二年传）中国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穀梁传》里就明显地存在了。

为了阐发《春秋》大义，《穀梁传》还特别注意总结《春秋》的书法条例。清人许桂林《穀梁释例》罗列了传文中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闰月、朔晦、即位、公如、朝、盟、郊、烝尝、嘉礼、大阅、侵、伐、战、败、溃、入（军队入侵）、取、灭、入（夫人归）、归、奔、卒葬、弑、杀用、日食、旱雩不雨雨、灾异、传疑等三十类条例。其中时月日例最为重要，如：“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隐公元年传）“虫灾也。甚则月，不甚则时。”（隐公五年传）“公如往时，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惧焉尔。”（庄公二十三年传）“非灭也。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襄公六年传）等等。传文把《春秋》经文都用这些条例一一对号，未免显得牵强附会，自相矛盾，其结论往往不足为训，但分析《穀梁传》这一释义特点，便于理解其中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因此应该予以关注。

现存最早为《穀梁传》作注的是东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唐代杨士勋又为《春秋穀梁传集解》作疏，他们的注疏均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清代又有人研究《穀梁传》，较著名的著作有柳兴恩《穀梁春秋大义述》、许桂林《穀梁释例》和钟文烝《穀梁补注》。其中《穀梁补注》引证详尽，多有创见，代表了清人研究《穀梁传》的最高水平。现代版有承载撰著的《春秋穀梁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可作为学习研究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