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礼记》导读
黄黎星
《礼记》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与《周礼》和《仪礼》合称“三礼”。《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阐释、解说、发挥经书《仪礼》思想内容的文章选集，是围绕着“礼乐”主旨的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宋代的理学家选择了《礼记》中《大学》和《中庸》，将它们和《论语》、《孟子》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合称“四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礼记》，又称《小戴礼记》，西汉戴圣编辑，今存四十九篇。
《礼记》以“记”为书名，表明它是与“传”相似的特定文体，都是作为附属于“经”的辅助性资料。流传至今的《礼记》，也就是《小戴礼记》，与《大戴礼记》，都是附属于《礼经》（即《仪礼》）的辅助性资料的辑录。
西汉时期，辑录战国至秦汉间儒家学者围绕《礼经》（即《仪礼》）进行解释说明文章的《礼记》有两部，一部为戴德所辑，被称为《大戴礼记》，凡八十五篇；另一部为戴德之侄戴圣所辑，被称为《小戴礼记》，共四十九篇。《大戴礼记》在后来断断续续的流传过程中，篇章多所亡佚，到唐代时就只剩下三十九篇。而戴圣所编辑的四十九篇本的《小戴礼记》，由于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它作了出色的注释，这一本子便盛行不衰，并摆脱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而逐渐成为独立的经典：在唐代，它成为“九经”之一；在宋代，它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者必读之书。《小戴礼记》也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
戴圣，生卒年不详，西汉梁（郡治在今安徽砀山）人，字次君，曾任九江太守。平生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尤重《礼》学研究。戴圣与叔父戴德及庆普等人曾师事经学大师后仓，潜心钻研《礼》学。三人苦心钻研，各有所得，逐步形成自己的学说体系，成为今文礼学大师。戴德号称“大戴”，戴圣被称为“小戴”，二人合称为“大小戴”。“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汉书·儒林传》），三家之学皆立于学官，兴盛一时。戴圣成为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汉宣帝时，戴圣曾被立为博士，参与石渠阁议，评定五经异同。
《礼记》全书共四十九篇，作为围绕“礼乐”制度与思想观念展开阐释的儒学杂著汇编，其中，既有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与《仪礼》密切配合的内容；又有综述各种礼制，补充《仪礼》所未涉及的内容；还有记录孔子与弟子之间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阐发儒家思想观念等内容。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礼记》中通论礼乐教化意义的文章共有十篇：《礼运》，是记载孔子与学生子游讨论礼之运转的文章，通过孔子之口，详细论述了礼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礼的起源、作用，以及实质意义，是一篇儒家礼治主义思想的大纲。文章对儒家理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进行了描述，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学记》是一篇杂记秦汉之前贵族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重要文献。《乐记》相传为战国时期公孙尼子所作，是中国较早的音乐理论著作，全篇以“礼乐”思想为中心，对艺术的本质、美感，艺术的社会政治作用，艺术创作与欣赏的主客体关系等问题，都作出深入的论述。《经解》是中国经学史上第一篇为“六经”作解题的文章，概括地评价了“六经”的价值意义。《坊记》，分别从礼的规范、孝、敬，以及推利、防淫等各个角度，论述了礼义对于防止人们过失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庸》，即把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作为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常理和常规，这就是儒家推崇的处世原则和伦理规范。本篇主要对治国者如何修养自身的道德问题作了论述，肯定“中庸”是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并提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观点，把“诚”视为世界的本体，主张以“至诚”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并相应地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认知方法。宋代理学家二程、朱熹都极为推崇《中庸》，将其列为“四书”之一，影响极大。《表记》的内容，依次涉及君子行为的根本、仁与义的相互关系、仁与义的要素、虞夏商周的政教得失、事君之道、言行待人之道、卜筮之论等八个方面，重在介绍君子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缁衣》，主要从人们的言行好恶应该以礼为规范的角度，论述了安邦治民之道。《儒行》，即儒者之德行，文章从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仕、宽裕、任举、特立独行、规为、交友、尊让等十五个方面，历述儒者应有的德行，但文章中的辞意颇多重复，思想观念上也有与儒家正统道德观相左之处。《大学》，大学意为大人之学，指治理天下国家的学问，文章着重讨论个人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即所谓“三纲领”；又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所谓“八条目”。《大学》与《中庸》一起，从宋代开始，被列入“四书”中，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以上所介绍的十篇，是《礼记》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社会、人生的一系列观念、见解和认知、取向。《礼运》篇所展示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典型地代表了华夏民族对公正美好社会的强烈期盼，令人振奋和向往。在儒家看来，美好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有赖于从统治者到士人的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因此，如何修身养性就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表记》、《儒行》、《缁衣》等篇所论，正是修身养性的道理和方法，这些内容，无疑也是后人研究儒家人生哲学的重要材料。至于《学记》和《乐记》，由于内容涉及古代教育和音乐的专门理论，更是在文化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礼记》中，有五篇是记载孔子师生言行及时人杂事的篇章。《檀弓》，主要记载孔子、孔门弟子，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历史人物对礼的见解和践行礼节的具体情况，内容以讨论丧礼者居多，但缺乏一定的标准，时有与《仪礼》抵牾之处，大概属于孔门弟子搜集各种说礼的先秦遗文荟蕞而成。《曾子问》，通篇采用孔子与弟子曾参答问的形式，借孔子之口，阐述了常礼没有记载的变例，内容涉及到世子出生、命名、冠、婚、朝、聘、丧、祭等各种礼仪。《哀公问》主要记载鲁哀公向孔子问礼与问政的内容，其中部分内容也见于《孔子家语》中的《问礼》和《大婚解》。《仲尼燕居》，主要记载孔子闲居家中时与子张、子贡、言游畅谈自己对礼的看法，内容涉及礼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古代的礼乐情况，以及礼乐之间的关系等儒家礼治主义思想。《孔子闲居》，主要记载孔子解答学生子夏提出的有关《诗经》和礼的一些问题，内容涉及诗、礼、乐三者的关系，以及古代圣王的美德。
《礼记》中，与《仪礼》紧密配合、解释《仪礼》十七篇的文章，一共有十四篇。《丧服小记》，篇中补述了《仪礼》中《丧服》的琐细意义。《丧大记》是记述人君以下死、敛、殡等各种礼仪规定，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古代丧葬的礼俗，文句多与《仪礼》中的《士丧礼》、《既夕礼》相类似。《祭法》主要记载虞、夏、商、周四代祭祀天地祖宗神灵的一些基本法则，《祭义》主要阐明各种祭祀和斋戒活动的意义，《祭统》着重论述了祭祀的本质要义在于培养人的恭敬诚信之心。《祭义》、《祭统》对《仪礼》的《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及《有司彻》的相关内容有所阐释。《奔丧》主要记载客居异地的人在为各种亲人奔丧时的礼仪规定。《问丧》的前部分直接解释居丧哭泣的各种礼节，后半部分用问答的形式，揭示袒、免、杖三种居丧礼节的规定及其缘由，重在说明“丧礼主哀”，“悲哀在中，故形变于外”的原则。《服问》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各种比较特殊的丧服关系。《冠义》篇与《仪礼》中的《士冠礼》相对应，从各个不同角度阐述施行冠礼的重大意义。《昏义》篇与《仪礼》中的《士昏礼》相对应，首先阐明婚礼的重要意义，其次说明新妇服伺公婆的伦理意义，最后谈到对妇女的教育。《乡饮酒义》篇与《仪礼》中的《乡饮酒礼》相对应，主要阐述相关仪节的内在含义，引用孔子言论说明乡饮酒礼的作用，还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乡饮酒礼时宾主座次排定的意义。《射义》与《仪礼》中的《乡射礼》与《大射礼》相对应，阐释两种射礼的意义。《燕义》与《仪礼》中的《燕礼》相对应，阐述《燕礼》的意义。《聘义》与《仪礼》中的《聘礼》相对应，阐述《聘礼》的意义。《丧服四制》，四制，指恩制、义制、节制和权制，本篇主要阐明丧服中的“四制”与仁、义、礼、智原则之间的协调关系。
以上所列十四篇，与《仪礼》所述的冠、昏、乡（饮酒）、射、丧、祭、朝、聘等礼仪相应。结合《仪礼》的相关内容，对于深入研究和透彻认识礼制规范背后的儒家礼治主义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礼记》的其它篇章，还广泛记载了《仪礼》之外其它的古代制度礼节。《曲礼》因篇幅较大而分为上下二篇，“曲礼”是指具体的细小的礼仪规范，本篇的内容主要涉及春秋前后贵族的饮食、起居、丧葬等各种礼仪细则，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礼仪规范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王制》，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古代封国、爵禄、朝觐、丧葬、巡狩、刑政、学校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内容比较驳杂。《月令》，本篇记述了夏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及相关事物，把各类事物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表现了将天文与政令相比配的思想观念。《文王世子》，由若干篇短文章辑合而成，中心是强调对贵族子弟“世子”进行严格教育的重要性。《礼器》，主要内容是根据人们的心理特点来解说各种礼仪原则的内在含义，重在“忠信”之义。《效特牲》的内容，依次涉及祭天用“特牲”的含义，以及社祭、蜡祭、庙祭、冠礼、婚礼的各种礼文，篇章错杂，既有训诂考证之语，也有释礼辨义之辞，且归重阴阳之义。《内则》，主要由“内则”、“养老”、“食谱”、“育幼”四个部分组成，是家庭、父母、公婆、夫妇之间的礼节规定。《玉藻》，本篇杂记天子诸侯衣饰、饮食、居处等方面的礼仪，兼及王后、夫人和命妇服饰方面的各种规定，是《礼记》中考证古代名物制度最详的篇章之一，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明堂位》的主要内容包括记载周公率领诸侯朝拜周成王于明堂的位置排列情况，追述周成王赏赐鲁国礼乐的经过，以及杂记鲁国举行禘祭所使用的礼乐及各种器物。《大传》主要阐释古代宗法礼仪制度的重大意义，内容以记述宗庙制度为主，兼及与之相关的丧服制度。《少仪》论及少者侍奉长者、贱者侍奉贵者之礼节，兼及相见、适丧、致赙、宾主交接、洒扫、问卜、侍尊长、御车、侍食，以及遇到灾荒时的各种礼数，可谓包罗万象。《杂记》因篇幅较大而分为上下二篇，记录了诸侯、大夫、士丧事方面的各种礼仪，同时也涉及丧事之外的其它礼节，对《仪礼》所阙的内容多有补充，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间传》的主要从容体、声音、言语、饮食、居处、衣服等方面列述居丧的情貌，以表明亲疏之别。《三年问》采用问答的形式，解释为父母服三年之丧的原因，重在说明服丧的期限是依据“称情而立文”的原则制定的。《深衣》，主要介绍“深衣”的制作方法和用途，同时也兼及“深衣”制度的意义。《投壶》，主要介绍“投壶”游戏中的各种礼仪规定。
以上各篇，记述了各种礼仪制度，内容比较庞杂，有许多属于社会生活中细小的仪节，此外，还较多地涉及到丧葬、祭祀的内容，不少篇章内容显得繁杂琐碎，但是，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古代社会、宗族、家庭生活的各种具体情态，同时，还可以认识古代宗法制度和儒家礼乐思想观念在各个层面的渗透性影响。
《礼记》全书以散文撰成，一些篇章饶具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的注本有东汉郑玄《礼记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清朱彬《礼集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等。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版。今人杨天宇所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作者对《礼记》全文进行精心注译和今译，使之判然明畅，为阅读这部典籍提供了方便，同时对研究者亦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