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尚书》导读

 黄黎星

《尚书》，书名的含义是“上古之书”，它广泛记载了虞、夏、商、周君王的文告以及君臣谈话的记录，是上古时期历史文献的汇集，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发轫之作。从古代文献典籍流传的情况来看，记载中国春秋以前的上古史的内容虽有所留存，但散布于各处，而且大多以神话、传说的面目出现，令人难以信服，而《尚书》以“上古皇室档案汇编”的形式呈现，一直受到特别的重视。虽然，围绕着《尚书》的“今古文之争”，真伪书之辩，篇目之内容，以及篇章之割裂增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但是，《尚书》作为儒家经典，它垂范后世已两千多年，经过历代学者的刮垢磨光，分析考辨，阐释发挥，其史料价值、历史文化价值都值得珍视。

《尚书》，先秦时只称为《书》，汉代始称《尚书》，含有尊崇之义，尊其为“上古帝王之书”。至汉代，《书》被尊为经典，立为官学，所以又称《书经》。现今通行本《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共五十八篇（另，卷首有系名孔安国撰的《尚书序》一篇）。这是唐孔颖达奉敕编撰《五经正义》时所定，实际上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的文字、版本、篇目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其流传、演变的情况，简述如下：

先秦时期，已有《书》的流传和学者的研习，先秦诸子著作中颇有引述。相传，孔子曾经对于《书》的各篇加以删定，“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并将其作为讲学授徒的经典教本（《汉书·艺文志》）。

至秦始皇禁民间私藏“《诗》、《书》、百家语者”并加以收缴、焚烧，《书》多残缺。“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史记·儒林传》）伏生名胜，曾为秦博士，所藏之《书》，当为秦王朝的官方定本，但已残缺，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讲授及生徒传习《尚书》，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所以叫“《今文尚书》”。自伏生数传，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书》”立为官学。

汉代还有“《古文尚书》”出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汉书·艺文志》）孔安国得到的孔子旧宅壁中书，其中《尚书》是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共四十五篇，比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

《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校出今文本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刘歆曾想将《古文尚书》等立为博士，遭到当时五经博士的反对，引发了所谓“今古文之争”。《今文尚书》在汉代始终立于学官，《古文尚书》则只在民间传习（汉魏西晋之时也曾短暂立于学官），但经贾逵、马融、郑玄等学者的提倡，逐渐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经汉魏之际的社会动乱，以及西晋“永嘉之乱”后，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同遭乱世战火残毁。东晋元帝司马睿执政时，豫章内史梅赜奏献《古文尚书》，分四十六卷，共五十八篇，除《舜典》一篇外，每篇都有孔安国的《传》，卷首有孔安国的《尚书序》。由于传授无稽，后代学者又考定为伪书，所以梅赜所献之本被称为“《伪古文尚书》本”。然而，从东晋至隋唐，大多数学者都相信这就是真正的孔壁所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撰之《传》。陆德明为之作“音义”，刘炫、刘焯为之作“疏”，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唐太宗时，孔颖达奉敕编撰《五经正义》，就采用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为底本作《尚书正义》，为官方定本，公开颁行。宋代又把它编入《十三经注疏》，一直流传到今天。

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对“《伪古文尚书》本”的真伪进行研究考辨，南宋的吴棫、朱熹，元代的吴澄等，曾有所辩难、质疑、论析。明代的梅鷟撰《尚书考异》，力排《伪古文尚书》，找出了相当的证据。到清代，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惠栋撰《古文尚书考》，严密钩稽，辨析详明，证据确凿，对《伪古文尚书》决疑定谳。阎若璩、惠栋均认为是梅赜作伪，而清中叶的丁晏撰《尚书余论》，则指出真正作伪《古文尚书》的是魏国的王肃。

然而，根据学者的考辨分析，《伪古文尚书》并非全伪，伪者仅二十五篇，其余三十三篇，实际上就是伏生《今文尚书》本的二十八篇（《伪古文尚书》以伏生今文《尚书》本二十八篇，《盘庚》出两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诰》凡五篇，为三十三篇。）可见，《伪古文尚书》乃是古文本与今文本的混合本，只不过，其中的“古文”并非孔壁所出的真古文。此外，《伪古文尚书》中冒名孔安国所撰的《尚书序》和《孔传》也是伪作。对今天通行本的《尚书》的研读，需要注意到这种真伪杂糅的情况。

今本《尚书》虽含有伪作，却也保留了大量真实的成份，尤其是其中所保存的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基本是先秦时代文献。即使是伪作的《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其价值虽因其为伪而稍损，但毕竟为时代较早的魏晋时代所编撰，其所依据的材料有不少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所以也还是有重要价值的篇章，也还是研究华夏上古历史必不可少的文献。

《尚书》的内容，以记言为主，间有简略记事。它广泛记载了虞、夏、商、周君王的文告，以及君臣谈话的记录，其类别、体制，托名孔安国所撰的《尚书序》归纳为六种：典、谟、训、诰、誓、命；孔颖达撰著的《尚书正义》，加上征、贡、歌、范四种而成十种。《尚书》的篇章基本上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所涵盖，所以，《尚书》的文体也习称之为“典谟训诰之文”。“典”者，典册尊严之义，记载尧舜之德教，可作为后世效法之典范，有《尧典》、《舜典》；“谟”，嘉谋嘉猷之义，记载禹、皋陶、益稷等赞襄谋划之道，有《大禹谟》、《皋陶谟》等；“训”，诲导儆迪之义，敷奏陈说之辞，如《伊训》。“诰”，告也，晓谕臣民之辞，如《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汤诰》，而《盘庚》、《梓材》《多士》《多方》等篇，虽然不以“诰”名篇，也属于“诰”体。“誓”，约也，约信于士民之辞，多属于“誓师”，如《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秦誓》等。“命”，令也，戒敕臣下之言，如《顾命》、《文侯之命》、《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毕命》、《冏命》等。这六种体裁，曾被古代学者比拟于《诗经》的“六义”，对后代的文体模式的发展影响极大。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尚书》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

《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中，《虞书》五篇，为《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记载的是我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有唐尧禅位给虞舜，虞舜与大臣禹、皋陶等关于社会、政治、文化的谈话等，这都以虞舜为中心，所以称为《虞书》。其中的《大禹谟》被认定为伪作。

《夏书》四篇，为《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其中，《禹贡》记载了夏禹治水之后全国的地理面貌，《甘誓》则记载禹的儿子启征讨诸侯有扈氏的誓师辞，都是夏朝初期的事情。《禹贡》的内容，未见征引于先秦时期的任何著作，可能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它是我国古代对地理面貌做出综述的第一部文献，学术价值极为重要，人们现在普遍把它作为战国晚期左右的地理文献看待。《甘誓》一篇，已出现于战国前期学者墨子的著作中，文字和今本《尚书》大同小异。而《五子之歌》和《胤征》被认定为伪作。

《商书》共有十七篇，第一篇《汤誓》，记载商汤伐桀之事，被学者认为是后人追叙的历史传说，《盘庚》上中下三篇，记载盘庚由奄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则较具有记录原始演讲文辞的特点。《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记载商朝末年的事，后两篇与商纣王、西伯姬昌有关。《商书》中的十篇（《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三篇）被认定为伪作。

《周书》共有三十二篇，其中十二篇（《泰誓》上中下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被认定为伪作。其余二十篇，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十四篇，这十四篇内容非常丰富，主要集中于周武王伐纣灭殷、西周立国之后巩固政权统治的情况，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姬旦是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的核心人物。这部分内容，是全部《尚书》的精华所在。后一部分是《顾命》《康王之诰》《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六篇（其中《顾命》和《康王之诰》从性质和内容、文字来看，应属同一篇）这六篇中，时代较早的，是西周前期，时代较晚的，则在春秋中叶。前四篇应属于周朝中央王室的档案，后两篇则分属于鲁国和秦国的档案记载。一般认为，除去被认定为伪作的十二篇外，《周书》的二十篇都是可靠的历史档案文献。至于《洪范》一篇，记载箕子与周武王的谈话，内容主要是五行学说，有部分学者认为它是战国时期五行学家兴起以后的作品，但也有学者认为，五行学说起源很早，《洪范》即其渊源。总之，《周书》的二十篇都是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纵观《尚书》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结为三大类：第一，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上古时代的圣王、贤臣治理天下、厚生爱民、禅让帝位等历史传说；第二，关于殷周鼎革之际、西周王朝建立之后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以周公旦为核心人物，记载了他的言论、活动。第三，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不同，往往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它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重要的、甚至是仅见的政治历史文献，成为后代了解和研究上古历史的文献依据。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大师，以及《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等书，都曾引用过《尚书》的内容，来作为阐述历史和建构理论的依据。汉以后直至今天，关于尧舜及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很多都是以《尚书》的记载为蓝本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史公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鲁周公世家》《宋微子世家》等篇目时，就全文引用了《尚书》的《尧典》《皋陶谟》《西伯戡黎》《洪范》《金滕》《微子》等十一个篇目。

汉代自武帝时《尚书》被立为《五经》之一，并设立博士以后，官学和私家研讨《尚书》之风都十分兴盛。经典地位的确立，无疑也引发了对其思想、文化、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广泛而深入的探究。以《尚书》为主要依据，儒家确立了圣王系统与王道政治典范；《尚书》所记载的上古文明肇始的“典范”事例，也为后代学者所津津乐道，推阐褒扬。《尚书》中体现出的儒家所推尊的“仁政”“孝治”“民本”“修德”“任贤”等思想观念，一直受到重视，尤其是《周书》中与周公旦相关的各篇，对后世政治思想影响巨大，堪称儒家思想的渊薮。

《尚书大传》记载孔子弟子子夏之言曰：“《书》之论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如参辰之错行。”说的是《尚书》记言叙事，条理清晰，明白晓畅，在当时应该是十分生动的语言表述。但是，由于时代悬隔，难免造成了训读上的困难，艰深晦涩。唐代学者韩愈就在《进学解》中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而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则说：“《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的确，因古今方言的不同，文字有通假等原因，所以，解读《尚书》的内容，必须借助文字训诂的解释，实现古今语言表达的“转换”。

《尚书》的属性，是记言兼记事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但同时也可以看做最早的一部散文著作，看做是我国散文的源头。当然，《尚书》作为政治文献的汇编，具有相应的特点，文辞古奥，风格朴素，但不少篇章，表达很精当，还使用了比喻等修辞手法，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例如，《商书·盘庚》围绕殷王盘庚迁都之事，记叙了迁都前后盘庚对贵戚近臣、庶民百姓所发布的谈话和命令，一般认为，它是较为接近真实状况的盘庚当时的演讲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很强的说服力。借助前人的注释解说，就可以领略其不假修饰的质朴之美，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比喻生动贴切，含义深沉，至今还以“有条不紊”、“星火燎原”等成语的形式在人们的口头流传。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等，而清代学者孙星衍历时二十余年完成《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比较好的注本。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版），是较好的读本。顾颉刚及其弟子刘起釪的研究著作《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是集大成之作，此书专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以唐开成石经本为底本，参以唐以前的文献、出土文物及石刻中所涉及的相关资料，兼采段玉裁、陈乔枞、皮锡瑞诸家的研究成果，对《尚书》文本详加比勘校订而成。每篇均分校释、今译、讨论三项，几乎巨细无遗地汇集了有关《尚书》文字考释和专项问题研究方面的成果，堪称《今文尚书》注释的集成之作和有关《尚书》问题的百科全书。